中國青年報消息：“深度撞擊”成功後的幾分鐘內，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臺首席研究員周旭，收到10多封來自世界各地的郵件。這些提供大量觀測數據的郵件，來自世界各地“深度撞擊”的觀測點。國家天文臺是全球觀測網絡中大陸惟一的觀測點。“每一次看見國外尖端的空間項目，我們都有很大觸動。很多我們還在計劃的事情，別人已經成為現實。每一個世界性的大項目，都只能參與其中一小部分。”周旭説，雖然在技術方面與一些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但我國科學家在積極參與國際重大項目時，注意蒐集數據，“為將來的科學研究做準備”。

　　撞擊之一：給科學家更多科學想象的時間和空間

　　周旭説，美國科學家對於科學探索豐富的想象，源於全社會對科學探索的熱情。“美國科學家從事某個研究項目，需要對民眾負責，對納稅人負責。”他們要向民眾解釋，為什麼要開展這個項目，並能給民眾帶來哪些好處，如果得不到民眾支持，也將得不到項目資金。

　　周旭把這種確定項目的方式稱為“自下而上”。這種方式，讓每個科學家都必須重視科學普及工作，長期堅持，在民眾中形成了一種樂於想象、樂於探索的科學氛圍，“特別對培養青少年的科學想像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我國科研項目的申請，需要對申請部門負責，只有審批部門同意了，才能得到項目資金支持。周旭把這種方式稱為“自上而下”的方式。

　　他説，這種“自上而下”的方式，容易造成急功近利的做法。考核一個科學家有沒有成績，往往是看他每年能寫出多少論文。“如果一個科學家花了5年時間，研究一個項目失敗了，那麼這個科學家肯定會被認為無用，甚至可能下崗。不允許科學家有更多思考和想象的時間、空間。”

　　在美國，周旭説，科學家可以花相對長的時間，可能5年到10年時間做一個大項目，這種大項目一旦成功，就可能是頂尖的。

　　撞擊之二：拉近科學探索和民眾的距離

　　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研究員龐之浩説，近年來，對於大的科研項目，美國提出了“更快、更好、更省”的思路。此次完成“深度撞擊”計劃僅花了3億多美元，不像以前諸多項目花費鉅額資金。

　　龐之浩説，美國希望通過這樣的思路，降低風險，同時，拉近科學研究和民眾之間的聯絡。目前看來，這種思路已顯示出了良好效果。“深度撞擊”過程中，為了得到更多民眾的支持，讓更多的民眾了解科學研究，美國科學家更多地顧及到民眾利益。比如，宣傳撞擊試驗是為了保護地球，保護民眾生命安全；撞擊探測器上攜帶了具有民眾信息的光盤；鼓勵私有企業積極進入科學研究領域；等等。“民眾能夠了解到，科學家在幹對自己有利的事情，所以從情感和資金上，都會給予支持，也就形成了良好的社會氛圍。”

　　中國科學院空間科學與應用研究中心研究員潘厚任介紹，在美國，每一個大的科學研究項目，都劃撥了一筆專門用來向民眾宣傳科學研究的經費。通過這種宣傳，民眾可以很好地了解最新的科學信息，了解國家最新的科學進展。“對青少年科學熱情的培養，更是不遺餘力，從小培養他們探索科學前沿的精神。”

　　潘厚任説，美國的很多重大科學試驗都要進行電視直播，既展示了國家的科技實力，又增強了民眾對科技的熱愛和信心。“在我國，民眾往往不知道科學家在幹什麼，科普的經費非常有限，沖淡了社會民眾對科學研究的熱情，特別是青少年對科學的熱愛”。潘厚任説，由於很多科研項目不能和宣傳、科普很好地結合，長此以往，對我國科學發展存在很大影響。

　　撞擊之三：各科研系統間的緊密結合值得借鑒

　　周旭説，美國進行的每一項科學研究，都不會孤立進行，而是一個相互關聯的系統。比如“深度撞擊”，除了純粹的空間技術研究價值外，還具有國防意義，以及對美國科技實力的展示。

　　從國防意義上來講，“深度撞擊”再次驗證了美國精確的導航系統，不僅僅能準確打擊地球目標，還能打擊太空目標，為將來可能出現的太空戰積累了經驗。

　　潘厚任説，“深度撞擊”非常好地將空間技術和空間科學探索結合起來。美國進一步發展了全球定位技術、導航技術和控制技術等。

　　潘厚任認為這種結合也值得我們借鑒。目前各個科學研究系統之間往往出現脫節現象，比如空間技術和空間科學探索之間結合就不緊，我國火箭技術已經領先於衛星技術，衛星技術又領先於應用技術，不能做到同步發展。

　　“換言之，我們往往有了先進的科學技術，卻沒有在實際中很好應用，對科學發展造成了影響”。

責編：張會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