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週刊消息：

    炒房團、炒煤團、炒棉團、炒國企團……諸如此類的商業符號已經成了浙江商人的代名詞。

    有輿論説，這些符號反映了浙江民間資本對全國資源的掠奪和剝削，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破壞和擾亂。

    面對幾乎一邊倒的輿論壓力，浙江商人説，這些符號是輿論強加給浙江民資的惡名，我們決不接受；浙江省地方政府也不再沉默，省委書記習近平更是公開表態為浙江民資正名。

    為浙江民間資本辯護

    2005年以來，在對中國改革的有關爭論與質疑聲中，走在改革最前沿的浙江民間資本成為質疑者和批評者的主要靶心之一；

    曾經作為改革標誌性成果的浙江民營經濟發展模式，尤其四處逐利的民間資本受到了來自多方的質疑與壓力；

    炒房團、炒煤團、炒棉團、炒車牌團、炒産權團……對溫州為代表的浙江民資的道德苛責與學術指責不絕於耳；

    更有甚者，有輿論認為，浙江的民間資本在國內各地攻城掠地是一種對全國資源和人力的掠奪和剝削，加劇了社會經濟與貧富差距等等。面對質疑，浙江的反擊不僅來自民間和理論界，浙江省地方政府的公開定調更值得關注。

    最新傳言：溫州人又在“炒國企”了

    農曆狗年的春天依然溫暖，一向對市場有著敏銳嗅覺和反應迅速的浙江商人，卻在春日中感到了絲絲寒意。

    2月底，60多家浙江民營企業受邀奔赴北京，參與北京國有企業改制的合作洽談。其中包括被稱為“炒房團”升級版的溫州兩大財團中瑞財團和中馳財團。令他們意外的是，合作雙方在經過精疲力竭的討價還價之後幾乎不歡而散。面對著北京國企一大批謹小慎微的領導人，這群雄心勃勃的浙江老闆對國企改制的熱切期待已蕩然無存，他們中的絕大多數空手而歸。

    “這本是一宗平常的生意，成交還是不成交，本都是意料之中、情理之中的結果。但外界的傳言卻把這宗普通交易變成了溫州乃至浙江的民間資本在‘炒國企’。”浙江經貿委先進製造業基地辦公室主任淩雲對《中國經濟週刊》説。

    據浙江經貿委介紹，北京國企邀請浙江民營資本參與改制，主要目的是為了引進浙商的資金、管理技巧和市場經驗；而浙商看重的是北京國企的投資潛力。

    合作洽談失敗的原因在於雙方的發展思路不同，經營理念不同。北京國企的領導人往往要求在合作組建公司後能夠控股，而浙江的民營企業主認為，如果自己不能主導企業的經營，就無法用先進的理念改善公司的治理結構，謀求高效的長遠發展機制。

    在淩雲看來，浙江省內任何級別的政府官員對此都沒有大驚小怪。“實力雄厚的浙江民間資本並不一定就是北京某些困難國企的救命稻草，北京國企也不一定非要浙商的參與才能欣欣向榮。” 

    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資本跨區域流動是雙贏舉動”

    “炒國企”的説法和概念，其實緣自媒體對溫州民間資本四處逐利行為一貫的誇大和定位。

    “溫州炒某團”已經成為媒體頻頻使用的一種固有稱謂。如2004年初“溫州炒煤團”出現在媒體上，更早的時候是“溫州炒房團”。

    隨著浙江民間資本的投資動向不斷見諸報端，人們似乎開始看到一幅幅“壯觀景象”：浩浩蕩蕩的“炒房團”開進全國大中城市並引起當地房價飚升；摩肩接踵的“炒煤團”襲入山西並引來媒體的詰問；一個又一個的“炒車牌團”遭遇地方政府的拒絕……

    於是，浙江民間資本在房地産市場興風作浪、以犧牲資源為代價換取“黑金”等各種質疑和批判聲便不絕於耳。

    面對眾多的質疑甚至是指責，浙江的反擊不僅僅限于輿論和理論界，本地政府也不再保持沉默，在全國率先為民間資本高調辯護。

    淩雲告訴《中國經濟週刊》：“中共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在好幾個場合都高度肯定了浙江民營企業對浙江經濟和全國經濟所作的巨大貢獻。”習近平在講話中強調：浙商的投資遍及國內，自“九五”以來，總投資已經超過7千億元；截至2005年8月底，在海外6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投資也已達到6億8千多萬元，全省在境外投資的企業數量位居全國第一。

    習近平稱：“資本跨區域流動其實是一種能夠實現雙贏的舉動。廣大浙商在‘跳出浙江、發展浙江’中，不僅為國家統籌區域發展以及所在地經濟作出了貢獻，而且延伸了浙江的産業鏈，推動了浙江産業的梯度轉移，促進了資源要素的合理流動和優化配置。”

    早在去年2月份國務院頒布《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業界稱為“非公有制經濟36條”)之前，浙江省的各級政府部門就在力所能及的權限範圍內，出臺過一系列鼓勵民營企業發展、減少民營資本進入限制的種種政策規定。這種基於市場規律的政策鼓勵為浙江民營資本形成強大的投資勢頭打下了基礎。

    在“非公有制經濟36條”頒布不到兩個月時間，浙江省政府制定了具體的實施意見，該意見明確規定：允許非公有經濟進入任何中國的法律法規未禁止的行業，還可以進入以前被國有經濟壟斷的電力、鐵路、民航、石油以及金融等領域，並且鼓勵非公有制經濟參與各類公用事業和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和運營。實施意見的出臺，使浙江的民營企業和民營資本在政策和法律上得到了一定的保障。

    浙江省政府赴山西調查後認為：溫州人“炒煤”的提法不合適

    浙江省對於浙江商人在山西煤礦的投資情況也給予了關注和支持。浙江省政府經濟技術協作辦公室與浙江省相關能源部門、溫州市政府協作辦等單位，曾專門組成工作組赴山西調查，並出臺了《關於溫州人投資山西煤炭産業情況的調查報告》。此報告開宗明義地指出，“從培育比較健全的煤炭供應結構角度看，溫州人的投資行為證明了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在解決中國能源供應問題方面，完全可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值得煤炭等能源行業管理高層研究、探討”。該報告認為，溫州人“炒煤”的提法是不合適的。

    在民間資本進入山西煤礦等壟斷領域實質性受挫的背景下，政府政策的聲援厘清了“炒”的行為本身——實質上是一種投資行為。

    山西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室一位學者也向《中國經濟週刊》分析説，溫州商人在中國最為市場化，資本的基本規律是向最能産生效益的地方流動，從這一點上説溫商滲入山西煤礦無可非議。山西煤炭受計劃經濟影響最深，溫州資本進入山西煤炭産業這是一件好事。山西最近實行大開放，對吸引內資同吸引外資一視同仁，就是為了鼓勵和吸引溫州人在山西大發展。

    “歸根結底，民間資本的流動都是出於市場的規律、市場的需求和資本逐利的衝動”。浙江經貿委先進製造業基地辦公室主任淩雲對《中國經濟週刊》坦陳。

    但他又補充説：“一個地區的經濟迅速發展所形成的先發優勢，的確有可能使這一地區在不知不覺中扮演起‘征服者’的形象，並且會受到‘為富不仁’一類的指責。但是，一個經濟上成功的地區必然帶動其所在的整個經濟體的財富和資源的合理流動。”

    有關地方政府表態：歡迎浙江民間資本

    “只要看一看中國內地省區每年在浙江舉辦多少場招商引資會議，看一看浙商在投資目的地所受到的鮮花和掌聲，你就會明白浙商四處逐利其實只是一個生機勃勃的商業社會必然出現的市場現象，就不會以狹隘的道德眼光把浙商投資看作是一種利欲熏心的投機炒作。”淩雲説。

    事實上，所謂的“炒房團”、“炒煤團”，只是反映了浙江民間資本投資的一小部分。除此之外，電力、水力、能源、交通、水利、金融甚至文化産業都同樣受到浙江民營資本的追捧。

    根據我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條款，到2006年12月11日，我國將完全開放國內成品油批發市場，嗅覺敏銳的浙商也早已厲兵秣馬，開始進入石油領域。到去年年底，不只是國內，在整個亞洲，都能看到浙江油商的身影，小到個體油老闆到陜北等地買油井開採，大到萬向集團這樣的民企巨擘投資約12億元，在舟山岙山島建設石油中轉項目。他們早已悄然滲透石油産業鏈條的每一個環節，從國外進口成品油、開採油井、石油儲運、開設加油站等等。

    浙江商人的大規模出省投資，將資本蓄水池變成了其它地區經濟發展的助推器，成為拉動全國經濟成長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對於浙江民間資本的流動，一些相關省份都公開表示了歡迎。

    如在呼和浩特舉行的浙江省和內蒙古自治區經濟發展交流會上，內蒙古自治區政府主席楊晶表示：“浙江人在其他地方創造的GDP也是中國的GDP”，“浙江人在其他地方創造的財富也是中國的財富”；再如山西省省長于幼軍，要求山西破除舊的觀念，吸引外資及沿海等省市企業到山西投資。

    山西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室一位學者向《中國經濟週刊》介紹説：“山西對溫州人在山西投資經營煤礦表示熱烈歡迎，並沒有遏制溫州人的意思。” 

    資本流動也需政府監管

    浙江經貿委先進製造業基地辦公室主任淩雲在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中多次強調，對於浙江民間資本，浙江省各級政府採取尊重市場規律、求真務實的態度和做法，但這並不等同於站在市場的邊緣袖手旁觀。

    他透露，去年以來，浙江省委、省政府主要負責人先後率領大批民營企業家考察江西、安徽等地。這些前期的考察意味著浙江省政府將科學部署，使浙江民營企業在“中部崛起、西部大開發、沿海上臺階”的國家戰略中大顯身手。

    資本的自然屬性是逐利性，資本的社會屬性則是其必須承擔相應的社會功能，當逐利性與其社會功能不能和諧共存時，必然會涉及到資本運動規律與社會規範之間的平衡。

    有專家指出，浙江民間資本可以盡情地尋找和發揮資本的增值渠道，但資本市場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個體的非理性導致集體的非理性’。從這一角度審視，如果任由以投機為目的的“熱錢”在市場上狼奔豕突，其勢必造成的經濟惡果可能要由政府和全社會為之埋單。

    因此，政府應充當資本的社會屬性執行者和監管者，應把精力放在規劃博弈戰場和制定遊戲規則上，利用公共權力去制定規則，遏制資本逐利的魔鬼面，阻止或最大程度減小資本資本逐利性對公共利益的損害與衝突，而不是迫於輿論和道德的壓力去直接阻止或扼殺資本的逐利和擴張行為。

    資料：浙江民營資本投資新領域

    浙江民營資本投資除了以産業轉移為目的外，投資資源和能源型企業與基礎設施、進入原來壟斷性行業也成為近幾年投資重點和新的領域。在能源、金融甚至文化領域頻頻出手。

    2005年，由浙江奧康鞋業集團投資10億元建設的中國西部鞋都一期工程主體項目全面運行，這是迄今為止溫州人在渝拋下的最大一筆投資項目。

    今年初，浙江萬向集團投資12億元建設的岙山石油儲存項目，目前已經開始緊張籌備，該項目佔地近700畝，油庫總容量達150萬立方米。現在陸域建設已經竣工，一期的57萬立方米油庫將馬上動工。同時，從舟山市六橫島鎮政府傳出消息，總投資高達16億元的浙江華立集團石油儲運和精細化工項目，目前已進入灘塗圍墾等前期工作。該項目計劃至2010年建成，屆時年産值可達20億至30億元。

    浙江民營資本進軍水電站投資的“領頭羊”浙江惠明能源投資公司率先啟動了“西進計劃”，在2003年就一舉拿下了湖北巴東沿渡河流域的梯級開發項目，總裝機容量達到16萬千瓦，總投資11億元，這也是湖北省迄今引進的最大的民營水電項目。

    從2002年萬向集團參與發起成立國內第一家民營壽險公司民生人壽開始，浙江民營資本大舉介入銀行、保險行業，並在這些領域大領風騷。2004年8月，由浙江本土13家民營企業持股85.71%的浙商銀行開業，成為我國第12家股份制商業銀行。

    2月底，浙江省首家全國性壽險公司——中和人壽已經報送保監會接受審批，並將在最近的幾個月內召開發起人大會，如果一切順利，年內就可以籌建開業。該保險公司，總部將設在杭州，註冊資本5億元。

    2004年12月29日，浙江廣電集團出資51%，浙江廣廈出資49%的浙江影視集團正式掛牌，雖然是個地方性的影視集團，但它的核心資産包括浙江影視頻道(ZTV—5)的經營權。這意味著，在壁壘森嚴的電視頻道資源裏，民營資本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空間，儘管目前還只是控制了49%的股權。浙江影視集團是國有加民營的混合所有制企業，這個模式在以往的中國電視業裏絕無僅有。 (《中國經濟週刊》據公開資料整理) (阮加文)

    (輔文)

    對話山西浙商：“溫州炒煤團”説法“太荒唐”

    ★《中國經濟週刊》特約記者 趙加積/山西報道

    “溫州炒煤團”最早出現在媒體上，是在2004年初前後，之後“炒煤團”與“炒房團”一樣成為媒體上曝光率很高的字眼。

    去年底溫州市政府的《關於溫州人投資山西煤炭産業務情況的調查報告》顯示：來自溫州等地的約500多位商人，在山西投資約40億元，承包了400多個中小煤礦，山西省的長治、高平、晉城、原平等産煤縣市80%的中小煤礦被溫州人承包，年産煤炭約8000多萬噸，佔山西當時煤炭總産量的五分之一。

    近兩年來，隨著煤炭供需矛盾突出、價格持續上漲現象的加劇，溫州“炒煤團”、“封殺‘溫州炒煤團’”的説法亦愈演愈烈，今年年初更有媒體稱“溫州炒煤團哭撤山西”。

    據《中國經濟週刊》在山西的調查了解，所謂“封殺炒煤團”的説法其實是當地政府對煤礦開採的正常治理行動，這一治理最早始於“長治縣模式”。長治縣在2003年9月，首先對煤礦實行改制，公開競標，本地一家公司以8900萬元中標煤礦，對煤礦控股60%；該公司中標後，大量投入資金，進行改造，使這個煤礦從年産15萬噸、回採率20%提高到90萬噸和80%——這是當時溫州人難以做到的。於是“長治縣模式”在晉城、呂梁，晉城等推廣。

    後來，山西省又實施關閉9萬噸以下煤礦的地方政策，溫州人的小煤礦也面臨被關停。

    沒想到的是，地方政府的這一正常治理行為卻引發了某些媒體的猜測性錯誤報道，並引起社會各方強烈反響。如有媒體報道説，是因為溫州人在山西開採煤炭急功近利，搞掠奪性經營，賺了錢就跑了，留下許多隱患，2004年朔州“319”細水煤礦瓦斯爆炸傷亡事故就是例證之一；還有媒體指責説：“他們(指溫州人)炒高了煤價，乘機牟利，擾亂了煤炭市場，加劇了能源危機。”

    諸如此類的批評和指責，很快構成了社會各方對溫州資本在山西煤礦的主流看法，“溫州炒煤團”成了流行語和貶義詞。

    溫州人是不是“炒煤團”？溫州人與山西煤礦之間到底何種關係？溫州人有沒有以及為何離開山西？面對西部大開發的機遇，溫州人有何打算……

    4月11日，《中國經濟週刊》專訪了山西中小礦山井巷聯合會(溫州人在山西的行業組織)秘書長許方楷。

    “溫州人不是‘炒煤團’”

    《中國經濟週刊》：現在山西實行對外大開放，要大量引進國內外資金，是你們溫州人在山西投資的好機遇。但在外界眼裏，你們給山西留下的影響是“炒煤團”和急功近利的形象。

    許方楷：溫州人在山西投資經營煤礦的約2萬多人，投資額過去説約40多個億，所開辦的煤礦主要在忻州市、長治市、晉城市等的縣鄉，大多是小煤礦，年産量大多在3—6萬多噸。過去有媒體報道説我們承包煤礦年産量達到8000萬噸，佔山西産量約1/5—1/6。這不太確切，究竟有多少還有待統計。

    媒體説我們是“炒煤團”，這太荒唐了，媒體本身是炒概念，為了吸引讀者。如果要説我們是炒煤團，只能是煤價漲了才開始炒，是用資金短線炒作；但我們溫州人是上世紀80年代初就進入山西煤礦的。當時，溫州人主要是到鄉縣一些小煤礦，慢慢地溫州人熟悉了煤礦，同煤礦主打交道也多了。從推銷小的煤機配件等到小型採掘設備，到後來的承包工程。上世紀90年代中期，山西一些鄉鎮小煤礦缺資金、缺人才，有些煤礦開始對外承包，溫州人才慢慢開始進入山西煤礦。這能叫“炒煤團”嗎？

    “溫州人在山西煤礦總投資約80億”

    《中國經濟週刊》：山西要關閉9萬噸以下的小煤礦，這是不是針對你們的？你説溫州人不是“炒煤團”，但有個別縣市的人説你們急功近利，搞掠奪性經營，留下許多後患。

    許方楷：山西省政府實行“關小、改中、上大”的政策，這是煤炭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小煤礦開採率約20%左右，資源浪費很厲害，我們溫州人也心疼。特別是事故頻頻發生，還有許多安全隱患，不關閉怎麼能行呢？我們十分理解和擁護山西省的政策。我認為，這是大勢所趨而決不是針對我們溫州人的。正因為如此，我們一部分溫州人現在都在投資改造小煤礦，或者是放棄原來的小煤礦，投資中型煤礦。

    我本人就放棄了原平的小煤礦，現在在長治武鄉縣洪水鎮投資8000多萬元，上了一個年産30萬噸煤礦，還購買了一套機械化採煤設備，有採煤機、液壓支柱等；另外一位同鄉，他在長治沁水縣投資7000多萬元，把幾個小礦改造為年産20多萬噸的中型煤礦；我們聯合會的副會長鄭瑞瓊也在武鄉投資8000多萬元，把原年産6萬噸煤礦改造為年産30萬噸煤礦，今年6月份就投産。

    許多在山西開煤礦的溫州人，現在都在關小煤礦，改造和投資中型煤礦。過去有人説溫州人在山西投資煤礦40多個億，依我看，現在都追加投資，我估計累計有80多個億。這些事實都説明溫州人在山西是搞投資經營，而不是“炒煤團”。

    “溫州人在山西也虧損”

    《中國經濟週刊》：溫州人確實上世紀80年代初期就到山西來，賣煤礦機械産品，承包工程。但據説後來煤炭漲價，許多人想從買賣煤礦中賺錢，你們之中有沒有人倒賣煤礦？

    許方楷：溫州人在山西開煤礦，主要是想投資經營煤炭，因為煤炭一路漲價，利潤可觀。我們中有的人投資七、八千萬元，就是想從開採煤炭中賺錢，這叫投資經營。你想，煤礦資源屬於國家所有，由縣鄉政府具體掌管，我們只有承包權、經營權和生産權，連銷售權都沒有。

    在山西絕大多數的煤炭銷售權掌管在縣市的煤炭運銷公司，他們才有火車皮的申請權利；再説現在山西煤炭銷售又要憑票(省裏統一制定煤炭銷售票證)銷售，我們幾乎沒有煤炭銷售權；我們溫州人只有煤礦的投資權、生産權和管理權。沒有煤礦的所有權，怎麼能成了“炒煤團”呢？所謂“溫州炒煤團”，純粹是媒體強加給我們的“罪名”，我們決不接受。

    《中國經濟週刊》：聽説你們在山西辦煤礦都賺了大錢，那為什麼一些人還要離開山西呢？

    許方楷：在山西開煤礦，溫州人確實賺了一些錢，但賺了錢又投資中型煤礦，這風險很大，現在溫州人在長治市武鄉縣投資煤礦從目前看困難很多，都在虧損，沒有一個煤礦賺錢。有些人以為溫州人都賺了大錢，都成了富豪大老闆，他們妒嫉、仇恨溫州人，這股思潮很厲害，我們實際都虧損，承擔著很大風險，貸款怎麼還，我們心裏也沒底。但現在很少有人支持和同情我們，我們很困惑。

    過去在山西忻州一帶開小煤礦的溫州人，確實有的離開了山西，但大部分人沒有離開，還想在山西投資，辦中型煤礦。我在電視上看到山西省長于幼軍講，山西要大開放，吸引國內外投資，一定要改善投資環境，誰破壞投資環境、誰從中受賄等，就砸誰的飯碗，我們心裏十分高興。

    “有些溫州人離開了山西”

    《中國經濟週刊》：據説山西的一部分溫州人離開山西到寧夏、內蒙、新疆等地，什麼原因促使他們離開？

    許方楷：確實有少數溫州人，已經離開山西到寧夏、內蒙、新疆等地，還有一些人去了澳大利亞、越南、緬甸等國開辦煤礦。

    我認為這是正常現象，人和資本都是流動的。人具有適應性，哪適應就往哪跑。資本也有個流動規律，資本是圍繞供求規律、價格規律、價值規律等在流動，哪有利潤它就往哪流，資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潤。

    在山西的一些溫州人之所要到其它省市，一是他們資本少投不起較大的煤礦，到其它省找小煤礦等投資，而且那些地方投資的人少，因而他們就去了；另外一個原因是山西個別地方投資環境差、辦事不太方便，特別是亂收費、亂攤派太厲害了，把溫州人當作唐僧肉，誰也想咬一口。比如有個縣，讓一個煤礦養2000頭牛，不養牛就出錢由縣裏養，這是非法侵佔煤礦的合法權益，誰還敢再投資呢？

    我們在山西辦煤礦，既要冒風險又要辛辛苦苦經營，賺點錢也不容易。有了錢還想為山西辦好事，比如我們聯合會的副會長陳德偉，最近向山西青少年扶持基金會損贈了8000萬元，就是想為山西窮困地區的青少年辦點兒好事。但是現在對煤老闆的形象醜化得太不像話，把什麼不好的事都往煤老闆身上套，把煤老闆比喻為無惡不作的壞人，甚至妖魔化，把辦煤礦的溫州人説得一團糟，比做蝗蟲奸商，比如有媒體説一個煤老闆一齣手就買了20輛悍馬車等等，這都不符合事實。希望媒體不要炒作“溫州炒煤團”，還我們投資經營者的本來面貌。

    《中國經濟週刊》：你們溫州人承包煤礦有沒有事故發生？怎麼處理的？

    許方楷：有！寧武縣一個煤礦就是溫州一個老闆承包的，出了事故，賠了1000到2000萬元。山西的小煤礦要關閉，我們溫州人十分理解，不關閉，經常有事故又死人怎麼能行？！

    《中國經濟週刊》：山西整頓的是小煤礦和亂開濫採，溫州人能不能把投資集中起來搞大煤礦呢？假如山西省政府召開溫州投資人座談會，傾聽你們的意見，你們能不能參加？

    許方楷：這太好了！我們溫州等浙江的商人，很願意在山西投資，我們在山西正想把煤做大哩！如果山西願意吸收投資，召開座談會，我可以從溫州等請來大老闆參加。我們在山西投資煤礦的浙江人商量好了，決不撤離山西，要在山西搞二次創業。

責編：朱亞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