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學生上編輯學課，用了編輯朋友提供的一篇深度報道的作者原稿和見報稿。兩天后，一個學生告訴我，那篇原稿是作者從幾個地方大段大段摘抄、拼湊的。我建議他以我的名義給編輯寫郵件反映。學生的回答是：告密的事，我從來不幹，那樣要遭報應的。

　　“告密”，在中國傳統的道德觀念裏，是很卑鄙的行為，不僅人人深惡痛絕，而且告密者據説鮮少有落個好下場的。然而，在現代漢語裏，告別還有一個同義詞：舉報。如果説“告密”屬於貶義，註定要遭報應的話，那麼，作為中性詞的“舉報”，其行為施事者，又該是怎樣一種結局呢？巧了，在4月21日的媒體上，我輕而易舉發現了驚人相似的答案：遭殃。

　　其一，“禽流感疫情民間舉報第一人”喬松舉被檢察機關指控犯有詐騙罪、敲詐勒索罪，21日，江蘇高郵市法院將開庭審理此案。他因2005年10月舉報安徽天長禽流感疫情而受關注，曾入選2005年度中央電視臺年度經濟人物媒體候選人。(《東方早報》2006年4月21日)

　　其二，9年來，上海醫生陳曉蘭因為不懈“打假”招致種種厄運：為“打假”耗去幾萬元積蓄，並因此被剝奪了工作，如今只能依靠親友們接濟而艱難度日。(《新京報》4月21日)

　　其三，河南省汝州市臨汝鎮坡池村民因舉報村支書非法開採鋁土礦，受到野蠻報復。至今還有5人受傷躺在醫院，部分人懾于村支書的暴力威脅而流浪在外。(《市場報》4月21日)

　　喬松舉因為第一個向農業部舉報禽流感疫情，這個名噪一時。然而，沒幾天的工夫，他便從中國英雄變成了“高郵罪人”。4月4日的奧一論壇上，詳細披露了這位頗具正義感的青年農民，如何被當地有關部門“製造”成一個“罪人”。

　　喬松舉因為舉報家鄉的禽流感疫情，據説給當地政府臉上摸黑，一個農民，轉眼間變成了一個手眼通天的敲詐、勒索的犯罪嫌疑人。而上海的陳曉蘭醫生呢，九年來不斷舉報所在醫院使用的假冒偽劣醫療器械，雖然她沒有“敲詐”誰，但單位卻“敲詐”了她，下崗受到保護再上崗後，如今不僅下崗了，連生活費也難以領取。再看看河南汝州的那些農民，舉報一個村支書，便慘遭暴打，其他人不得不背井離鄉，以免遍體鱗傷。莫非，這就是中國現今舉報制度的必然結局？有“官方”直接治罪的，有單位自行處分的，更有村幹部直接“執法”的。所有這些，雖然打擊報復的主體不盡相同，但是，對於舉報人而言，竟然沒有本質的區別。他們不僅在當地“身敗名裂”，而且禍及親朋好友……

　　也許，這三起舉報事件出現在同一天的報紙上，純屬偶然。不過，按照哲學教科書上的説法，任何“偶然”，可都包含著“必然”。何況，僅2006年4月21日的媒體上，相似的“偶然”之因和“必然”之果竟同時驗證，難道真的是純粹的舉報遭報復的偶然現象嗎？

　　現在，我倒感激起我的學生對我的“教育”了。以後，是不是我也該告訴所有的學生：看你們以後誰還敢去舉報！(作者：劉海明)

　　本欄目所載評論純係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央視國際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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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劉雅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