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消息：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李慎明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 袁濟喜

　　中山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張豐乾

　　社會主義榮辱觀的內涵

　　記者：隨著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提出，最近很多青年給《思想者》發來電子郵件，提出各種看法。有些青年説：其實，榮辱觀一直是我們民族傳統倫理中最基本的範疇，我們這些年來一直都在講道德建設、精神文明啊，那麼，今天講的“八榮八恥”，是對社會價值導向的一個重新明確嗎？為什麼？

　　李慎明：榮辱觀是一個社會的價值導向，是道德在社會生活中的具體體現。不同性質社會的榮辱觀則根本不同甚至對立。恩格斯講過：“每個社會集團都有它自己的榮辱觀。”我認為，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今天，“八榮八恥”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提出，具有鮮明的現實針對性。

　　我們看到改革開放以來，在物質文明建設不斷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社會思想道德領域出現了許多可喜的變化，但也産生了一些值得關注和憂慮的問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價值觀，在一些人心目中淡漠了。與此同時，在西方資本主義價值觀與消費文化的衝擊下，社會上出現金錢至上的不良傾向，個人主義、享樂主義、拜金主義流行開來，損人利己、見利忘義的各類事件屢屢出現。這不能不引起我們黨的高度重視。我國憲法明確規定：“國家提倡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的公德……反對資本主義的、封建主義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依法治國的總綱領。因此，在加快推進社會主義各項改革的今天，鮮明地提出社會主義榮辱觀，則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張豐乾：《論語》中説“行己有恥”是作為“士”的前提條件，《中庸》則説“知恥近乎勇”。人類文明從肇始到延續和發展，其內在動力之一，就是“恥辱感”或者像孟子所説是“羞惡之心”。當然，榮辱的具體內容並非“一清二白”，也不是一成不變。《論語》中又説“不恥下問”；“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道德經》更提出“知其榮，守其辱”。英雄之所以受到崇敬，往往是因為他們能夠“忍辱負重”。

　　然而，我覺得今天需要關注的榮辱觀，其實是日常工作、生活，或者説維持正常社會運轉的基本價值觀念。榮辱觀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任何概括都不可能窮盡所有內涵，但是，我們的確需要針砭和反思一些“恬不知恥”的言行，這些言行氾濫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已經對社會生態和公眾心理造成污染和破壞。所以明確提出“榮辱觀”是非常有針對性的。

　　記者：有一些青年問：“八榮八恥”好像涉及面很寬，大到熱愛祖國、崇尚科學，小到團結互助、誠實守信，怎麼把握這當中的內在邏輯呢？

　　李慎明：我個人理解，“八榮八恥”社會主義榮辱觀的基本內涵，可以從以下幾個層次來把握：“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以崇尚科學為榮、以愚昧無知為恥”，“以團結互助為榮、以損人利己為恥”，我説這四條是對社會主義價值原則的集中概括。在當今中國，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本質上是統一的，熱愛祖國就是要熱愛社會主義新中國，徹底的愛國主義者也必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定擁護者。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根本宗旨，是共産黨人的無上光榮和最大幸福。這也是我們黨和國家提倡的社會主義基本價值觀念。“以崇尚科學為榮”裏所講的科學，是指包括作為我們黨和國家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在內的哲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團結互助作為集體主義精神的具體表現，是社會主義榮辱觀的一個基本要求。中國的近現代史反復證明，只有熱愛祖國、服務人民、崇尚科學、團結互助，國家和民族才會擁有光明的未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才會有無比廣闊的前景。

　　“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以遵紀守法為榮、以違法亂紀為恥”，突出體現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公德要求，其中也蘊涵中華民族優秀倫理文化的基本內容。“以辛勤勞動為榮、以好逸惡勞為恥”，“以艱苦奮鬥為榮、以驕奢淫逸為恥”，則是對中華民族優秀道德文化的直接傳承，並成為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的基本內容。這四條主要是針對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現的道德失范而提出的，具有鮮明的現實針對性。

　　榮辱觀的知與行

　　記者：近年來，人們對商業領域裏的欺詐、不講誠信、損人利己等現象深惡痛絕，認為只有上了“黑名單”，才能真正遏制，所以更重視規則、制度、契約精神的健全和提倡，反之認為倡導道德自律只是説教，只是教條，太抽象，不是硬約束，所以在現實中沒有什麼作用。那麼，今天講的“八榮八恥”，倒都是看得見摸得著的身邊現象，真的會對中國社會生活的健康發展起作用嗎？

　　張豐乾：其實“黑名單”只是權宜之計，更何況“黑名單”也有可能被用來“抹黑”或者造假。規則、制度、契約都只能是對具體行為的約束，而道德觀念才是根本性的因素。更何況，沒有符合良知的道德觀，可能會制定出非常糟糕的制度或者強迫弱者簽訂極不公平的契約。“羞恥感”是道德自律的根據和動力。當然，道德自律的確不能靠從口號到口號的空洞説教，但是，因為缺乏，才要提倡，沒有“理直氣壯”的信心，就會遷就于歪風邪氣。同時，也要注意，人的精神活動和心理狀況是極其複雜的，不能夠奢望像修馬路、開飛機那樣去設計和控制。精神文明的建設是長期的，更需要從生活的點滴入手，要避免虛張聲勢和漫無邊際。

　　記者：今天的社會風氣中出現的一些消極現象的原因是人們不懂榮辱是非嗎？我們看到有些專門研究道德的學者，常常被曝光出抄襲剽竊的醜聞，甚至做了嫖娼、“倒賣人口”等常人所不齒的行徑。“為己之學”早被拋到一邊了，“雙重人格”、“人格分裂”類學者的存在説明，即便是研究“榮辱”這兩個字的人，自己也並不一定做得到明辨榮辱。怎麼解釋這種現象？

　　袁濟喜：在中國古代，士是社會良知與道德的守護者與殉道者，今天中國知識分子確實出現了一些與古代士節相去甚遠的行為，為社會各界所不齒。這種狀況，從一個方面説明了中華民族的道德良知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知識分子本來擔荷著教育他人，風化社會的神聖職責。如今許多人卻自甘墮落，這本身也證明道德建設首先要從教育者自身做起。

　　張豐乾：商人不欺詐，官員不貪污，文人不剽竊，本來是最基本的要求。《論語》中孔子也説過：“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不懂榮辱是非的人，其實比較少，更多的人是因為“利欲熏心”而抱有僥倖心理，以為可以通過弄虛作假獲得更大利益而不受懲處──更可憂慮的是，這些人往往有更多的機會獲取私利，同時又有“話語霸權”，常常冠冕堂皇地教訓別人或者給自己貼金，這種偽善和墮落對社會風氣的敗壞最為嚴重。

　　袁濟喜：在市場經濟大潮中，一部分人確實沒有堅守素志，而是以自己的知識與學術同化于市場，再加上後現代主義思潮的流行，一些人堂而皇之地出賣良知，好一點的還按質論價，差一點的就不惜出賣人格。所以，當前的榮辱觀與道德觀的建設，應當率先從知識分子自身做起。當然，知識分子目前出現的問題與當前的學術評價體系，以及大學中的官本位以及其他行政弊端是緊密相連的。要推進知識分子的道德建設，首先要在大學中實行真正的改革，維護知識分子的自尊，使他們在良好的環境中培養人格，擔當起教書育人與風化社會的職責。但過多地指責，甚至拿出“文革”時期的狂暴語言是有害無益的，同時，網絡與媒體過多地介入此類事件的炒作，只能使事情變得更壞。

　　其實，許多知識分子在繁重的工作與巨大的壓力下辛勤工作，像北大的孟二冬教授這樣的知識分子是現在知識界的主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同樣是我們今天建設新道德、建設榮辱觀的題中應有之義。

　　記者：還有的讀者來信講：“小孩子常把玩具當朋友，大人們常把朋友當玩具。”“在幼兒園裏，我學到了把自己的東西分一半給小夥伴；不是自己的東西不要拿……但自打告別了幼兒園時代，成了大學生為什麼反而就榮辱不分了？”怎麼看這種現象？

　　袁濟喜：我以為如今的大學校園確實不再是凈土一方，而有著充滿功利與世俗的一面。與上個世紀80年代的大學生相比，現在的大學生自我意識很強，但往往不是建立在與人和諧相處的基礎上。日益加重的生存壓力使許多學生不堪重負，為了對付生活與學習，特別是就業的壓力，一些人往往置榮辱是非于不顧，做出一些有失人格的事情。我們一方面要凈化大學生的學習與生活環境，營造和諧相處的環境，同時，大學生一味地將責任推向社會是不對的，既然我們崇尚自我與社會于一體，就要勇於承擔面對人生艱難與生活學習的壓力。

　　張豐乾：凡此種種，都説明人類道德生活的複雜性。隨著年齡的增長，一個人面對誘惑的可能在增加，獲取利益的手段在提高，人際交往的經驗在累積，當然有可能對社會造成更大的破壞。“與時俱進”是我們需要堅持的理想，“與時俱退”則是我們需要警惕和改造的現實。在這方面古人早有洞察，道家提倡“復歸嬰兒”，儒家主張“如保赤子”，佛家宣傳“發明本心”，不是説不要“成長”和“進步”，而是説“復歸”和“保持”也很重要，所以分辨榮辱對大人來説更為必要。換言之，“從娃娃抓起”的前提是“從大人做起”。

　　怎樣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

　　記者：公民道德素質狀況不盡如人意，已經成了制約中國和諧社會發展的瓶頸。對此您有什麼建設性意見呢？怎樣才能真正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呢？

　　李慎明：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肩負著“認識世界、傳承文明、創新理論、咨政育人、服務社會”的神聖使命，在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

　　社會科學工作者，在學術界和社會上有重要影響。我們的一言一行，對學術界的風氣乃至整個社會的風氣都有著很大的影響。廣大學者也有著堅持正確榮辱觀的優良傳統，有不少知名的專家學者還堪稱當之無愧的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但是，正確的榮辱觀的確立，不可能一勞永逸。作為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在學習貫徹社會主義榮辱觀方面走在前面，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理論方向和科研方向，堅持做人、做事、做學問相統一，弘揚馬克思主義的優良文風、學風和作風，努力做到知行合一，以我們的行動帶動學術界和整個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

　　張豐乾：我覺得“樹立”不是一蹴而就的，比如小樹的生根，需要合適的土壤和水分，還要經歷狂風暴雨和病蟲害的考驗。一個人要“立得住”，也需要精心養護和長期磨煉。但是，社會風氣的好轉，兩類人應該負有特別的責任──有權的人和有知識的人──他們是社會的“精英”，往往具有“風向標”的作用，對他們的監督和要求應該有更高的標準。

　　需要特別提及的是，榮辱觀的樹立，提倡、宣傳固然重要，自覺和自主更關鍵，切不可畫餅充饑或者偏執僵化。比如，“艱苦奮鬥”並非是一定要啃窩頭，吃鹹菜，而是説在只有窩頭和鹹菜的情況下，甚至更艱苦的條件下也不會放棄奮鬥，更何況窩頭鹹菜並非總是意味著艱苦。“勤勞”也並非事事奔忙，時時操勞，而是精益求精，不避煩難。在這方面老百姓其實有很豐富的經驗和智慧，要充分信任他們，多向他們取經，如果以簡單的、公式化的方法去説教，必定事與願違。

　　李慎明：社會科學工作者，要努力做到知行合一，以我們的行動帶動學術界和整個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

　　袁濟喜：如今的大學校園確實不再是凈土一方，而有著充滿功利與世俗的一面。我們一方面要凈化大學生的學習與生活環境，營造和諧相處的環境，同時，大學生一味地將責任推向社會是不對的。

　　張豐乾：社會風氣的好轉，兩類人應該負有特別的責任──有權的人和有知識的人──他們是社會的“精英”，往往具有“風向標”的作用，對他們的監督和要求應該有更高的標準。

責編：劉彥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