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消息：禁放了十餘年的鞭炮，今年春節將在北京城合法地響起。

　　任何一種文化現象，在歷史的長河裏必然會發生變異，因為這種文化現象所生存的土壤不斷發生變化。作為中華民族很重要的一項傳統民俗，春節燃放鞭炮已經延續了上千年，為什麼只有在近二十年來在許多城市受到限制或禁止？原因就是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千年來最大的變化。

　　在中國長達幾千年的農業社會裏，大多數人是聚族而居，人們生活在典型的熟人社會裏，公共事務容易取得一致性。費孝通先生分析過農村的長老統治，來源於一種教化上的權力。生活在這樣的文化中，人們很容易對習慣、傳統有一種自然的尊重。比如説，並非所有的人喜歡放鞭炮，但既然是老祖宗傳下來的一種渲染烘托家族興旺、社會和睦的風俗，很少會有人想到它有什麼不合適。再加上農業社會中人口不如現在稠密，村落和村落之間保持相當的空間上的距離，燃放鞭炮帶來的消極影響比今天小得多。

　　中國改革開放前近三十年的城市，其結構和管理模式實質上也是一種放大了的村落。拿北京這個超大城市作例子，改革開放前大多數居民要麼生活在親如一家、大夥兒熟悉得不得了的大雜院或四合院，要麼生活在自成系統、彼此是上下級或是同事的單位大院。農業社會中那種長幼、尊卑、親疏的關係同樣存在於這樣的大雜院、單位大院。現代意義的社區並不多見，公共事務當然也容易取得一致性，彼此在社會生活中的容忍度也很高。

　　今天的城市，社區的居民結構不僅和傳統農業社會相比，即使和幾十年前的大雜院、單位大院相比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人員流動頻率增加，不同特質的文化碰撞力度也增加，居民對公共事務更容易産生歧見，再加上燃放鞭炮的安全隱患增加，過春節放鞭炮已不如過去那樣，有其當然的合理性。因為燃放鞭炮並不像關起門來吃年夜飯那樣，是純粹的私人事務，因為它對環境會帶來影響而具有一定的公共性質。一個小區內肯定有相當一部分人討厭放鞭炮，考慮到接受外來文化影響程度更深的年輕居民比例不斷增加，這種討厭可能會表現得更強烈。

　　這次“禁改限”，把制定燃放鞭炮的具體規矩，很大一部分交給社區的全體居民，這是政府管理社會越來越成熟的一種表現，也就是説更尊重居民的自治權利，更相信居民的自治能力。但在一個居民區裏，所有的居民對一項公共事務完全取得一致意見是不可能的，人活在群體中，必須對他不習慣的一些東西給予必要的容忍。但這種容忍是有限度的，居民對自己的權利作出部分的犧牲，也必須通過合法的程序。比如説一個居民小區能否燃放鞭炮，什麼時候燃放，在哪燃放，必須尊重大多數意見。那麼，大多數意見通過什麼來表達呢？當然是這些居民的自治機構。

　　因此，一個小區燃放鞭炮的許多具體事宜，由居委會來規定，是可以理解並被接受的。但現在的問題是，這些居委會的民意基礎到底有多強，自治的水平到底有多高？在一個彼此熟悉的大雜院和單位大院裏，居委會成員多半是熱心而有威望的退休老人，他們的工作容易得到支持和理解。而現在的居民小區裏，居民的身份、文化背景差異甚大，自治的難度增加，傳統的居委會的人員結構、運作模式已顯得過時。

　　燃放鞭炮看起來是個小問題，但也是個考驗社區自治的一個大問題。一個社區，建立的居委會有多大的民意基礎，它在保障居民權利、尊重大多數居民意見等方面，是否有經協調和合理的程序達到一種相對平衡狀態的能力，通過燃放鞭炮或其他一些小事，也許能真實地反映出來。

責編：劉彥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