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新聞週刊消息：“生産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胡錦濤用這短短20個字概括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內涵。國內外觀察家對此評論説，這不僅勾勒出一幅令人嚮往的現代化的美麗圖景，也契合中國傳統文化對於鄉村社會的想象。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位列中共中央對未來五年科學發展的十大方略之首。對這個在毛澤東時代就多次出現在中央文件中的名詞，許多人在似曾相識之感中確信，儘管是同一提法，但其內涵已大大豐富了。

　　“生産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胡錦濤用這短短20個字概括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內涵。國內外觀察家對此評論説，這不僅勾勒出一幅令人嚮往的現代化的美麗圖景，也契合中國傳統文化對於鄉村社會的想象。

　　參與中共中央“十一五”規劃建議文件起草的一些人士在接受《?望新聞週刊》採訪時則表示，這一提法的形成和最終提出，實際上表明了中共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解決“三農”問題上已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思路。

　　社會主義新農村之“新”

　　這一思路的形成，發韌于中共十六大。國家發改委産業研究所所長馬曉河對《?望新聞週刊》説，十六大上，中央提出解決“三農”問題必須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十六屆三中全會將統籌城鄉放在了“五個統籌”之首；一年後，胡錦濤在十六屆四中全會上提出了著名的“兩個趨向”論斷，指出中國已進入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階段；在五中全會上，則正式提出要“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馬曉河説，在“統籌城鄉”、“兩個趨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三者之間，有非常明晰的邏輯關係。統籌城鄉是戰略思路，以工補農、以城帶鄉是戰略取向，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則是戰略的具體化。

　　他認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並不是“三農”政策的一個方面，更不是像一些人理解的那樣，僅僅是搞“新村建設”，讓農民住進小區。而是當前“三農”工作的一個抓手，是“十一五”乃至更長時間中國農村發展的總目標、總思路。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新在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韓俊認為，首先“新”在新農村建設有一個全新的環境和背景，亦即我國已進入“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階段。要讓公共財政大幅度向農村傾斜，讓城市大門向農民敞開。他認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最核心的問題，是“錢從哪來？花到哪去？”關鍵是從中央到地方都要自覺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形成各級財政支持“三農”的良好氛圍。

　　馬曉河最近在四川作了一次調查。他説，100戶農民在回答問卷時，完全願意搞新農村建設的佔28%，68%的農民表示只要自己不出錢就願意搞新農村建設。這説明，新農村建設必須以政府為投資主體，才會得到農民的擁護。今後幾年我國的“三農”政策應從“少取”擴展到“多予”，重點解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資金問題。

　　新農村建設需要多少資金？根據馬曉河在江西贛州、四川瀘州等地25個村莊的調查，當前開展新農村建設，按照一定標準要滿足農村道路、安全飲水、沼氣、用電、通訊、廣播電視等建設，扣除已經建設完成的投資項目，全國平均每位農民需要投資約為1700元到4900元，其中貧困山區、丘陵和一般地區投資需求較大，而城市近郊投資需求相對會低一些。

　　韓俊説，在城市帶動農村方面，要將政府部門的職能真正延伸到農村。比如説農村的垃圾問題，50多年來沒人管，現在北京市已要求市政管理委員會把農村的垃圾問題管起來。再比如，要將城市優質的人力資源導向農村。現在北京市在市區挑選了100所師資力量很強的學校與郊區的100所學校結成“一幫一”的對子，這都是有益的嘗試。

　　“社會主義新農村”還“新”在它是一個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建設四位一體的綜合概念。馬曉河認為，絕不能把新農村建設片面地理解成“新村建設”，不是農民住進了小區就算建成新農村了。

　　馬曉河説：“新農村之‘新’，還體現在它的以人為本上。”在他看來，新農村建設對“人”的尊重體現在兩方面：一是中央一再強調的“農民自願”原則，二是培育和造就新農民。

　　“農民自願”原則要求必須首先考慮農民的真實需求，問題的關鍵不是政府給農民什麼，而是農民需要什麼。新農村建設不能搞成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據馬曉河的調查，目前農民最迫切需要的是路、水、電、氣等短缺的基礎設施。

　　“新農民”則是要通過發展農村的文化教育事業，培養“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提高農民的整體素質”，馬曉河説，“其根本是要給農民一個平等的自我發展的空間。”

　　“中國就是歐洲加非洲”

　　在我國現代化進程中，部分城市的快速崛起與部分農村的發展無力是兩幅不和諧卻相互疊交的畫面，加上漸漸拉大的地區差距，讓人們看到了城鄉差距拉大加劇之勢的危險。這是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第一重深刻背景。

　　一組數據是令人吃驚的。2004年全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4：1，若考慮城市居民的各種福利性補貼，城鄉居民實際收入差距約為5～6：1，而改革之初的1978年，這個比例是2.5：1。這一差距反映的是發展上的差異。而城鄉之間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公共設施上的差距則更大：農村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的佔39.1%，遠低於城市65.4%的水平；目前，90%左右的農民是無保障的自費醫療群體；全國還有一半的行政村沒有通自來水；60%以上的農戶還沒有用上衛生的廁所……

　　有一位專家講過這樣一個故事：有一位瑞士駐華大使，回國後有人問其對中國的總體印象。他説，中國有3億多人口的城市和歐洲差不多，8億多人口的農村和非洲差不多，歐洲加非洲就是中國。

　　過大的城鄉差距在推進城市化和現代化的道路上，堆起了一座大山，若農村凋敝了，農民貧睏了，必然會危及我們這樣一個人口大國的“糧袋子”、“菜籃子”。誰又能想象未來幾十年，中國的城市化發展到50%到60%的水平，還有7億到9億人生活在落後農村的情形？

　　中國的國情，當前城市化中出現的矛盾，都令中國高層思考著到底走什麼樣的城市化道路，如何調整城鄉關係，又如何進行鄉村建設，為中國人的大多數農民謀福祉。

　　據權威人士透露，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提法醞釀過程中，中央曾派考察團到拉美考察城市化問題，到韓國考察“新村運動”。拉美一些國家由於城鄉差距過大在城市中形成大量貧民窟的現象，顯然是中國必須設法避免的，十一五“建議”中特別強調城鎮化必須“健康”發展，即含此意。

　　韓國“新村運動”的實踐，則讓中國的高級智囊們形成了一種認識，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高速發展的同時是可以避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城鄉發展差距拉大的。

　　有統計資料顯示，2004年韓國的人均GDP達到14000美元，城鄉居民收入是1：0.94，而從上世紀70年代到現在，韓國城鄉居民的收入始終是1：0.8～0.9。以支持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為核心內容的“新村運動”，是帶來城鄉和諧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據權威人士透露，赴韓國考察“新村運動”的專家們回來後形成了“關於韓國‘新村運動’的考察報告”和“關於在我國進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建議”兩份報告，為中央決策提供了重要參考。

責編：唐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