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政治制度研究室副主任韓旭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他對目前的車改不抱太大希望。如果不改變政府行政體制，公務車改革最終只能是一句空話（市場報11月16日）。

　　筆者非常贊同韓旭先生的觀點，在現有的政府行政體制下，公務車改革最終只能是一句空話。更讓我們感到不安的是，公務車改革極有可能蛻變成變相加薪。事實上，從1998年國家體改委提出公車改革計劃至今，在許多地方進行的所謂“貨幣化公車試點改革”中，公務車改革已經成為變相加薪。可以説，這是現有改革模式的必然結果。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上行業收入差距越來越大。例如，“十五”期間黨政機關的工資較“九五”期間提高7個百分點以上，遠高於其他行業，尤其是農民、國有企業職工的收入增長。而那些在政府卵翼下的電力、煤氣、供水、金融和保險業、通信等壟斷行業職工的工資也在迅速增長。十六屆五中全會前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目前政府已經掌握了社會剩餘産品總價值的87.5％，留給社會的只有12.5％。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主要是因為過去的許多改革屬於“內部人主導型改革”。這種改革往往為少數部門所壟斷。未改革之前，這些部門就是受益人；改革完成後，它們成為更大的受益者。許多地方進行的公車改革就是一個典型。公車改革本來直接觸動了龐大的官僚體系的利益，但是一些地方卻熱衷於公車改革，因為在實行公務用車制度改革的地方，改革方案都大多是由政府部門制定的，而改革的主要對象正是政府部門自己。經濟學認為，人都是理性的動物，都是選擇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向行動。於是由本部門制定針對自身的改革因牽涉到“內部人”利益而喪失公平，從而與改革初衷背道而馳，這種“內部人主導型改革”，使得公車改革蛻變成為催生特殊利益人群的制度安排。

　　“內部人主導型”改革導致改革參與度低，政府容易自我膨脹，它註定老百姓享受不到經濟發展的成果。假如看不到這一點，只簡單地談論以改革解決社會問題，那麼某些擁有行政權力的部門及個人仍然會利用方便的條件和手中的權力為自己牟取私利。又由於制度變遷“路徑依賴”的特性，在錯誤的路徑上走得愈遠，退出的成本就愈高，甚至會鎖定在這個路徑之中。不但無益於解決問題，而且可能由於延續過去的改革模式而加大貧富差距。一旦鎖定，就會像諾斯説的那樣，除非經過巨大的社會振蕩，就很難退出了。

　　所以，我們當前社會的許多問題（包括公車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是否應該改革，而在於到底應該是由誰來制定改革方案。假如我們仍然延續過去的改革模式，恐怕無助於從根本上解決目前存在的各種社會問題。我們應該對改革本身進行改革（對過去的改革進行糾偏），改革模式應該由“內部人主導型”改革轉向“社會參與型改革”。只有由“內部人主導型”改革轉向“社會參與型改革”，改革方案向廣大人民群眾公開，廣泛徵求群眾的意見，才能使改革不背離改革的初衷，平穩度過當前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到達和諧社會的彼岸。（作者：　譚雄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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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張會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