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９月２日電（記者賈永、孫承斌） 凡屬正義的革命的戰爭，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為改造事物開闢道路……中華民族的解放將從這個戰爭中得來。 　──毛澤東《論持久戰》

　　這是一段屈辱的終結。當中國人民以傷亡３５００萬人的代價，徹底戰勝日本侵略者，中華民族取得了百餘年來反抗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

　　這是一個巨變的開始。在抗日戰爭的血火淬煉中，中華民族的覺醒和團結達到空前的程度。日益成熟的中國共産黨，成為歷史和人民的選擇。

　　讓我們再一次凝望這個熱血鑄就的歷史坐標──

　　１９４５年９月３日。

　　這個明亮、清新的秋日，將永遠銘刻在中華民族的歷史年輪中。以這個勝利之日為標誌，中華民族擺脫向下沉淪的衰敗軌跡，開始走向振興的偉大轉折──

　　抗日戰爭是對民族生命力、凝聚力、戰鬥力的重大考驗。從一盤散沙到萬眾一心，巨大的民族覺醒和空前的民族團結，決定了戰爭的過程和結局，是中華民族走向振興的重要標誌

　　“東亞病夫居然奮起了，睡獅果然醒了。從前只是一大塊沃土，一大盤散沙的死中國，現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國了……”６６年前的７月７日，朱自清以“這一天”為題，寫下這段激情洋溢的文字。

　　這一天，是“七七事變”兩週年紀念日。全民族團結抗戰的烽火，正以燎原之勢席捲全國。

　　多災多難的近代中國，戰爭何其頻繁！１８４０年，英國殖民者倚仗堅船利炮，轟開中國的大門，曾經創造燦爛文化的中華民族，從此陷入戰敗、求和、割地、賠款的循環噩夢。

　　近一百年過去了，這次的敵人比過去任何一個還要兇惡。從策動“滿蒙獨立”、提出“二十一條”，到發動“九一八事變”、搞“華北自治”，直至悍然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滅亡中國，是日本法西斯的既定目標。

　　然而，此時的中國已不是甲午戰爭時的中國，不是八國聯軍入侵時的中國，也不是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時的中國。經過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洗禮，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中華民族開始覺醒。特別是中國共産黨登上政治舞臺，開闢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

　　“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亡國滅種的危急時刻，中華民族發出最後的怒吼。

　　傳遍大江南北的《松花江上》，唱出了“九一八事變”後全國人民的悲憤情懷。南京冒雨請願的學生，“鵠立於雨夜之中過夜，一任風雨之肆虐者一晝夜，甚至有病苦不支而倒地者，全體一心，至死不去”。

　　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涌上街頭的北平愛國學生，高呼“立即停止內戰”“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一二九”運動劃破籠罩大地的沉沉烏雲，吶喊出全國各族人民的心聲。

　　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和愛國志士、愛國青年的推動下，一場聲勢浩大的救亡運動，在中華大地澎湃而起。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為全民族團結抗戰奠定了基礎。

　　“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在全體中國人之中形成、覺醒，達到空前的程度，這是抗日戰爭給中華民族內心深處帶來的最深刻變化。”中國現代史學會會長、中央黨校教授郭德宏説。

　　無言的抗爭，述説著一個民族的不屈──

　　王瀣，原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南京淪陷後，年老多病、家境困難的他，斷然拒絕汪偽政府的高薪誘惑。１９４４年秋，臨終前的王瀣交代家人：“我生不願見日寇，死了，棺材也不要見到敵人！”

　　錚錚的誓言，展現了民族英雄的情懷──

　　“為國家民族死之決心，海不清，石不爛，決不半點改變！”──４９歲的國民革命軍第３３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在殉國前給官兵的信中這樣寫道。

　　“為了民族國家的利益，過去沒有一個銅板，現在仍然是沒有一個銅板，過去吃過草，準備還吃草。”犧牲時僅３７歲的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在給母親的信中這樣説。

　　“１９３７年，日本年産鋼５８０萬噸，中國僅為４萬噸；日本生産飛機１５８０架、坦克３３０輛，中國為零。”軍事科學院研究員岳思平指出，“中國最終能戰勝日本，民族的覺醒和團結是關鍵。”

　　一天消耗一個師！這是淞滬會戰最激烈時，中國軍隊的消耗速度。看著一個又一個師投入戰場，然後迅速死傷殆盡，馮玉祥將軍驚呼：“這個戰場就像大熔爐一般，填進去就熔化了！”

　　抗戰期間，中國軍民戰死或被殺死２１００萬人，受傷１４００萬人。楊靖宇、彭雪楓、趙一曼，佟麟閣、趙登禹、戴安瀾，狼牙山五壯士、劉老莊八十二烈士……無數英烈用鮮血和生命，在中華大地寫下可歌可泣的壯歌。

　　戰爭是對一個民族生命力、凝聚力、戰鬥力的重大考驗。在中國共産黨倡導下，一個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包括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政黨、團體、愛國人士、少數民族、港澳臺同胞、海外華僑在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終形成。

　　曾被譏為一盤散沙的中華民族，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實現了空前大團結──

　　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主張各異、政見不同的黨派、團體共赴國難。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爭把兵當”……社會各界的抗日熱情，匯成浩浩蕩蕩的抗日洪流。

　　在重慶，７０名青壯僧人組成“僧伽救護隊”，冒著烈火濃煙，腳踏碎片瓦礫，奔走于斷垣殘壁之間，救助遇難同胞。

　　在武漢，臺兒莊大捷的喜訊傳來，社會名流、職員工人、黃包車夫踴躍捐款捐物，連乞丐也“行乞捐款抗戰”。

　　美國在華軍事觀察員史迪威感慨道：“我想他們能打贏這場戰爭了！”

　　臺港澳同胞心繫祖國，積極支援抗戰；遠在海外的愛國華僑有的捐款捐物，有的回國奔赴前線。到１９４０年底，南洋各地區的華僑抗日救亡團體達４００多個。許多華僑還以不同方式為祖國捐飛機、坦克、汽車、藥品，物資總數超過３０００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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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向騰衝行軍的路上，我親眼看到，一支幾乎全由老弱婦孺組成的１０００多人的運糧隊。這些婦女每個人身上都背著幾十公斤的糧袋，不少人的胸前還兜著嗷嗷待哺的孩子。”曾任中國遠征軍代理連長的胡自坤老人，回憶當年的場景眼含熱淚，“她們全身都被雨水、霧水和汗水浸透，有的實在走不動了，就由其他姐妹手牽著手拉著走……”

　　早在抗戰之初，毛澤東就説過，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克服了這一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於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全面抗戰打響３個多月後，民主人士晏陽初在《大公報》著文指出，我們從亡國滅種的危機中，開始覺悟了中華民族的整個性和不可分性。生則同生，死則同死；存則同存，亡則同亡。“這是民族自覺史的開端，是真正的新中國國家的序幕。”

　　中國共産黨歷史主導作用，是抗日戰爭勝利的重要原因。從遵義會議到黨的七大，烽火考驗中的中國共産黨日益成熟，成為全民族團結抗戰的中流砥柱。人民找到了救星，歷史選擇了共産黨

　　中日全面開戰半年，中國軍隊一潰千里。４４歲的梁漱溟隨著南京政府倉皇跋涉，他反問自己：現在國民黨方面令人失望了，共産黨方面又怎麼樣呢？

　　翌年一月的一個晚上，延安。耐心聽完梁漱溟的疑問，毛澤東露出笑容，斬釘截鐵地説：“最終中國必勝，日本必敗，只能是這個結局，別的可能沒有！”

　　在敵後遊擊區８個多月的實地考察，梁漱溟看到的是“延安的條件是很差的，但人們的精神面貌卻與國民黨地區有鮮明的差別”。他從此堅信：“中國必勝，日本必敗，這個結論有著充分的依據。”

　　當年從河南開封投奔根據地，後來又做了平東縣縣委書記兼太行婦委會委員的張玲老人回憶：“‘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可不是一句空話。在這裡人人平等，沒有剝削更沒有壓迫。犧牲在前、奉獻在前的都是共産黨人，與國統區相比可真是兩重天啊。”

　　有多少人像梁漱溟一樣，在共産黨人身上看到了民族希望；又有多少人像張玲一樣，在黑暗與光明的抉擇中選擇了共産黨。

　　這，正是共産黨最終取代國民黨，成為民族獨立、解放、復興領導者的歷史必然。有資料表明，抗戰期間國民黨政府和軍隊的腐敗之風一直盛行，甚至連駝峰空運到大後方的部分物資也被投入黑市。１９４４年，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問重慶後的觀感是：“來華前所聞很壞，來後方知所見比所聞更壞。”

　　除了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誕生於民族危亡關頭的中國共産黨，從成立之日起，就自覺承擔起民族救亡的重任。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在壯懷激烈的抗戰血火考驗面前，中國共産黨展現出其他政黨無法比擬的先進性。

　　民族危亡，讓人們再一次看清：中國共産黨是民族利益的忠實代表者和堅定維護者，是人民利益最熱忱的捍衛者──

　　是中國共産黨在“九一八事變”爆發第三天，吹響了挽救民族危亡的第一聲號角；是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抗日聯軍，在廣袤的白山黑水間浴血抗敵；是中國共産黨從民族大局出發，全力促成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中國共産黨捐棄前嫌，積極倡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奠下基石……

　　４萬名紅軍戰士，眼含著熱淚，接受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１萬名走出深山的遊擊隊員，組成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無數支抗日武裝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深入敵後，遊擊作戰……到１９４１年，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所抗擊的日軍，佔侵華日軍總數的７５％，同時還抗擊著幾乎全部的偽軍，成為堅持團結、堅持抗戰、堅持進步的中堅力量。

　　抗戰風雲，讓人們再一次感悟：中國共産黨是以先進理論指導、由先進分子組成、用先進方式組織起來的先進政黨，代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具有蓬勃的生機與活力──

　　在“亡國論”“速勝論”等論調甚囂塵上之際，是毛澤東集中共産黨人的集體智慧，以一部《論持久戰》深刻揭示了抗日戰爭的本質，系統闡述了全面全民族抗戰路線和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廓清人們思想認識上的重重迷霧，為奪取抗戰勝利指明方向。

　　太平洋戰爭爆發第二天，是中國共産黨發佈宣言，深刻指出：全世界一切國家民族劃分為舉行侵略戰爭的法西斯陣線與舉行解放戰爭的反法西斯陣線，“已經最後地明朗化了”，中國政府與人民應“堅決站在反法西斯國家方面，動員自己一切力量，為最後打倒日本法西斯而鬥爭”。

　　烽火歲月中，理論聯絡實際、密切聯絡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中國共産黨的三大優良作風不斷得到發揚，黨內生活生動活潑，黨群關係親如魚水；艱苦抗戰中，根據地減租減息，艱苦奮鬥。紅紅火火的大生産運動，從上到下的精兵簡政，“豆豆選”的民主選舉和“三三制”的民主政府……讓人們看到了中國新生的希望。

　　延安，原本只有３０００多人的陜北小城。抗戰期間，無數有志青年帶著熱情、嚮往和希望，跋山涉水來到這裡。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３９年期間，最多的時候，一天有１０００多人到達。華僑領袖陳嘉庚把重慶與延安比較後，在新加坡的萬人大會上説：“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産黨，人民找到了自己的救星！

　　這是一個更加成熟的黨──

　　面對錯綜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中國共産黨堅持原則性、靈活性的高度統一，既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不斷鞏固和擴大，又有效遏制了投降勢力的發展，展現出駕馭複雜局面的卓越能力。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三個法寶”的總結，“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提出，《為人民服務》《矛盾論》《實踐論》《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重要著作的發表……向世人證明，中國共産黨的建設和發展已躍上一個新的境界。

　　這是一個不斷壯大的黨──

　　延安整風，實現了全黨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下的新的團結和統一。１９４５年４月，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黨的七大，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舉行。此時，中國共産黨黨員人數已經由六大時的４萬餘人發展到１２１萬人。

　　為了參加這次大會，劉少奇從華中到延安歷時一年，穿越了１０４道封鎖線；陳毅從蘇北到延安走了近半年時間；從海南島來的代表在路上則用了一年半。

　　遙遠的路程，阻不斷前進的步伐。１９４４年１１月，國民黨兵役部部長鹿仲麟報告，抗戰７年來，前後徵壯丁１１００萬人，實際到達戰場者不及５００萬人。幾乎同一時期，共産黨領導的抗日武裝迅速壯大，主力部隊發展到１２０余萬人，民兵２６０余萬人，自衛隊１２００多萬人，建立了擁有將近１億人口的根據地。

　　黨的七大使全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達到了空前的團結，為黨領導人民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基礎。

　　有著７８年黨齡的七大代表方強將軍感慨：“事實證明，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哪一種政治力量能像中國共産黨那樣，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英勇奮鬥，不惜流血犧牲；沒有哪一種政治力量能像中國共産黨那樣，領導、組織和凝聚起億萬人民的力量，克服一切困難，奪取一個又一個勝利。”

　　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３８年，英國《每日先驅報》記者詹姆斯?貝特蘭訪問中國後，這樣描述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敵後遊擊戰爭：“在華北荒蕪的崇山峻嶺中，在綠色的長江流域，在華南的稻田和雨水充足的山裏，一個拿起武器的民族逐漸找到了自己的領路人……”　

　　中國人民以鮮血和生命，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從廢除不平等條約、取得大國地位，到收回寶島台灣，抗日戰爭的勝利洗雪中華民族百餘年恥辱，成為邁向民族偉大復興的光輝起點

　　這是值得每一個中國人永遠銘記的鮮明對比──

　　１９３７年８月，淞滬會戰爆發。從全國各地趕來的中國軍隊，以傷亡２５萬人的巨大代價，奮力抵抗３個月，常常整連整營地戰死。美國總統特使埃文思?卡爾遜觀戰一個月後，致信羅斯福總統説：“我簡直難以相信，中國人民在這樣危急的時刻是那樣齊心協力。就我在中國將近十年的觀察，我從未見過中國人像今天這樣團結，為共同的事業奮鬥。”

　　而就在幾年前，中國駐國際聯盟代表顧維鈞陷入痛心疾首的境地。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時，關東軍不過萬人，中國駐東北的軍隊卻有２５萬人。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不僅讓東北淪喪、生靈涂炭，還受到國際社會的鄙夷和嘲弄。當顧維鈞向各國代表逐個求援，得到的回答是：“你們自己都不抵抗，怎麼能期望別人替你對付日本？”

　　退讓、求和，軟弱、怯懦，不可能換來別人的尊重。

　　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從１８４０年到１９０５年，中國人民一直被籠罩在列強侵華戰爭的硝煙中。中國政府卑躬屈膝，先後與２２個國家簽訂了７４５個不平等條約，換來的卻是侵略者更加瘋狂的侵略和掠奪，僅支付戰爭賠款，就損失白銀十幾億兩。

　　《淞滬停戰協定》《塘沽協定》《秦土協定》《何梅協定》……當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實施滅亡中國的步驟，國民政府卻與敵人簽下一個個喪權辱國的賣國條約，助長了侵略者的氣焰，損害了中華民族的尊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副館長齊密雲説，全面抗戰之初，國際社會的普遍看法是，中國這樣的國家，不可能抵抗得住日本的武力。

　　人必自重而後人重之，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盧溝橋畔的槍聲，打響全民族團結抗戰的第一槍。一度四分五裂的中華民族，奏響萬眾一心、保家衛國的宏偉樂章──

　　從白山黑水到椰林黎寨，從東海之濱到滇西高原，長城內外、大江南北，抗日的烽火憤怒地燃燒。正面戰場，２２次大會戰，消滅數十萬日軍，讓侵略者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妄言徹底破産；敵後戰場，遍及１９個省區的抗日根據地，人民戰爭的大潮讓日寇陷入滅頂之災……

　　“民族危亡之際，中華民族展現出的強大凝聚力、戰鬥力、生命力，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成為日後改變中國國際地位的重要推動力量。”國防大學副校長許志功教授説。

　　中國人民的長期英勇作戰，打亂了日軍“北進”“南進”的計劃，支持了太平洋戰場上英美聯軍的作戰，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做出重大貢獻。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區總面積２２００萬平方公里，中國佔了６００余萬平方公里。中國作戰時間最早，持續時間最長。中國戰場牽制日本陸軍總兵力最高時達９０％以上……”中國社科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的于沛用一連串數字告訴人們：中國的抗日戰爭具有重大的世界歷史意義。

　　“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垮了，你想有多少個師團的日本兵，可以調到其他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一直衝向中東，和德國配合起來，舉行一個大規模的夾攻……”１９４２年春，美國總統羅斯福這樣説。

　　１９４２年１月，日軍進攻緬甸，英國守軍節節敗退。兵力匱乏的中國動員１０萬精兵，入緬作戰，近一半將士倒在了異國的高山密林中。連自傲的丘吉爾也不得不承認：如果日本進軍西印度洋，必然會導致我方在中東的全部陣地崩潰。而能防止上述局勢出現的只有中國。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既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點，也是這場浩劫的終點。從“九一八事變”到日軍投降，１４年中，大半個中國被日寇踐踏，９３０余座城市被日軍佔領，４２００萬難民無家可歸，直接、間接經濟損失達６０００億美元……

　　中國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犧牲，贏得全世界的敬佩和尊重──

　　１９４２年１月，２６個反法西斯國家在華盛頓簽署《聯合國宣言》，中國成為與美英蘇等國在同一戰線並肩作戰的同盟。

　　１９４２年１０月至１９４３年１月，中國分別與美、英兩國談判，廢除領事裁判權等不平等條約賦予兩國的在華特權。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中、美、英三國首腦舉行會議併發表《開羅宣言》，宣告“日本所竊取的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台灣、澎湖群島等”都歸還中國。

　　１９４５年４月，中、美、英、蘇四國聯合發起召開舊金山會議，制定《聯合國憲章》，中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中國的國際地位，在戰爭過程中以及在戰後的重大變化，是我們中華民族、我們祖國在近百年的世界格局中歷史地位的重大變化，是中華民族從衰敗走向復興的轉捩點。”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李良志深情地説。

　　“我們是東海捧出的珍珠一串，琉球是我的群弟我就是台灣……”１９２５年３月，２６歲的青年詩人聞一多用飽含深情的筆觸，在《七子之歌》中呼喊：

　　──“母親！我要回來，母親！”

　　２０年後，祖國的這個兒子回來了！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２５日，歷經半個世紀磨難的台灣及澎湖列島正式重入中國的版圖。這一天，從此成為“台灣光復日”。

　　歷史再往後５０多年，香港、澳門先後回歸祖國。一度四散飄零的“中華七子”，終於全部回到“母親”的懷中。

　　歷史無言，昭示著永恒的真理──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作為戰勝國的中國，卻成為列強重新瓜分世界的犧牲品──巴黎和約規定：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全部讓給日本。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洗雪百年恥辱的中華民族，開始了建設和平、民主、富強新中國的歷史選擇。而引領者就是抗戰中身先士卒的中流砥柱──中國共産黨。

　　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這是一個偉大的起點。從這裡開始，中華民族迎來了一個嶄新的時代……（完）

責編：復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