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上海８月１４日電（記者金??）地雷戰，赫赫威名，但制雷技術是哪來的？瀝青鋪路技術為建築連接印度和雲南的後方生命線“史迪威公路”立下汗馬功勞，但瀝青鋪路技術是哪來的？戰火蔓延，但中國的高等教育事業卻能緊跟國際學術潮流，培養了大批後來享譽世界的人才，又是為什麼？

　　上海市歐美同學會副會長徐振國介紹説，八年抗戰，雖然條件惡劣，但卻是我國科技、文化、教育發展史上一個承前啟後的重要時期。而在這一過程中，有一個特殊的群體當為歷史所銘記－－留學生。

　　早在“七七事變”前，中國留學生的愛國抗日活動就已經開始。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變後，２０００多名學子從日本陸續回國，開展大規模的抗日救亡工作。《大眾哲學》作者艾思奇，著名學者胡秋原等都是這一時期從日本歸國的。

　　“七七事變”爆發後，留日學生響應政府“撤離敵國回國參戰”號召，紛紛回國。從盧溝橋事變到１９３７年９月，短短兩個多月時間，歸國的留日學生達４０００余名。與此同時，留歐美的中國學生在抗戰全面爆發後也紛紛回國，共赴國難，形成了近代留學史上繼辛亥革命之後第二次大規模歸國高潮。

　　歸國留學生成了當時抗日輿論宣傳的生力軍。１９３７年８月初，最初回到上海的數百名留日學生成立“上海留日同學抗敵救亡會”，根據自己在國外的經歷，通過宣傳隊、演劇隊、辦報、撰寫專著等方式揭露日軍野心，喚起國民抗戰激情。

　　歸國留學生中還有很多來到了抗日根據地，如延安自然科學院副院長由從留德回國的陳康白博士擔任。其中為人們熟知的還有冼星海、余光生、戈寶權、喬冠華、黃薇、張鐵生等等。哈佛博士葉企孫最親密的學生熊大縝將制雷、制炸藥技術帶到了冀中根據地。

　　留學生的歸來，給戰火中的高等教育帶來了新鮮血液。１９４１年西南聯大１７９名正副教授中，８７％是歸國留學生。２６個系主任，除中國文學系外，都是留學歸國人員。比如１９３８年歸國的劍橋大學物理學博士張文裕，１９４０年歸國的哈佛大學物理學博士馬大猷，１９３７年回國的漢堡大學博士陳省身，１９３８年回國的華羅庚……留學生的歸來，使戰時幾乎和世界隔絕的中國學術仍能跟上國際潮流。

　　抗日戰爭的較量，除了槍炮之外，還是科學技術的較量，而歸國留學生成了推動戰時科技進步的主要力量。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主任蘇智良介紹説，１９３８年到１９４４年，經濟部共獲准專利４２３項，是從民國初年到戰前專利總數的１８２％。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在《戰時中國的科學》一書中寫道：“這七年間的科學進步與貢獻，比起過去３０年來，在質在量皆有增無減。”

　　留德歸國的龔祖同於１９３８年研製出中國第一台軍用望遠鏡和機槍瞄準鏡。為解決戰時汽油緊缺問題，１９３９年從德國回國的趙宗澳設計建成了合成石油代用品工廠。１９４１年留英回國的張昌紹編著了《青黴素與鏈黴素》《磺胺素》等書，將這類新藥引入國內。１９３９年畢業于英國一所大學的趙天，在戰時中國急需銻的時候，發明出影響了半個世紀的“趙氏煉銻法”。留美歸國的李溫平在中國首次用瀝青鋪路，為“史迪威公路”建成立下汗馬功勞……

　　徐振國介紹説，歸國留學生人數雖不過數千，但在救亡圖存的洪流中，到處可見他們的蹤影。無論是抗日根據地，還是國統區，無論是前方或後方，從政界、軍界到教育、科技界，歸國留學生譜寫出一首首感人肺腑的樂章。

責編：張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