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楊連元

　　楊業功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一個人的慾望如果只是追求金錢，他便永遠得不到滿足；而得不到滿足便永遠不會快樂。我沒有很多錢，但我也有很多錢買不到的東西。”

　　身為我軍高級將領，楊業功常自稱為“清貧的富翁”，聽了真是讓人一陣怦然心動。採訪中得知，楊業功就是這樣一位精神上的富有者，他在日常生活中的崇尚節儉，他在權力支配上的廉潔自律，都是有口皆碑、聲名遠播的。向官兵亮出自己的家底

　　去年4月初，身體狀況越來越差的楊業功被轉往北京救治。就在病床上，他對妻子楊玉珍斷斷續續説了這樣兩句話：“你現在就回基地，把車交了……”他説的車，就是自己在基地任職時部隊配用的專車，按照他的想法，人已不在基地，就不能再享受這種待遇了。儘管生命已近垂危，他在廉潔自律上所追求的“一世英名”是須臾不可偏離的。

　　在二炮部隊，楊業功的清貧和節儉是出了名的，很多人都想不到，身為部隊高級將領，他的家庭並不富有，他的生活和許多普通人一樣，沒有什麼特殊。

　　2003年，在部隊領導述職報告時，楊業功向機關幹部坦然亮出自己的家底兒。他説：“我家四口人如今都拿工資，我的月收入有3000多元，家裏月收入有6000多元，總存款是年年上升，現在已達到30萬元，屬於較高收入水平的小康家庭。”如今這年月，有多少人願意讓人家知道自己有多少錢呢！而對於楊業功這個二炮基地司令員來説，坦言自己的收入，公開家庭的存款，他的為官清正、為人廉潔，稱得上是坦坦蕩蕩，高山仰止了。從沒在私欲上邁出半步

　　按照有些人的説法，楊業功身為基地司令員，居高位、握重權，可以號令官兵；他又在軍旅為官多年，過手的經費數以億計，真能那麼“一塵不染”嗎？

　　採訪中得知，在楊業功這個堂堂正正的共産黨員面前，任何打個問號的話題應該説都是卑下的。而恰恰因為他始終牢牢把握公與私的分界線，始終堅信作為領導幹部，要求自身嚴，廉政標準高，説話辦事就底氣足，也就能夠帶出作風優良的好部隊。

　　1998年，楊業功還是分管後勤的基地副司令員，當時，他父親因患白內障住進基地醫院，院裏見直接領導的父親來了，便提出費用全免。楊業功堅決不同意，他説道：“我父親不是軍人，不該享受的待遇説啥也不成！”醫院實在拗不過去，只好收下家屬交來的4200元醫療費。誰知，楊業功還是不放心，怕的是有人把發票拿走給報銷了。當天晚上，他讓妻子找出發票，當場撕碎，惹得妻子直埋怨：“老楊啊，這麼多年了，難道你還不相信我嗎？”

　　楊業功病重之後，也沒放鬆對自己的嚴要求。他動手術之前，專門向家人、工作人員交待：不管手術能否成功，基地任何單位、個人不得找醫院的麻煩；任何單位不得以任何理由來看我，幹好本職工作就是對我最大的安慰；同時，家屬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收禮品、現金。手術之後，他轉入後期治療，部隊招待所時常燉些雞湯、魚湯給他滋補。離開南京時，楊業功拿出2000元交給所長説：“謝謝你們的照料，就算作我的伙食費吧。”“我還是農民的兒子”

　　楊業功是從湖北農村走出來的，小的時候家裏很苦，放過牛。這段難忘的經歷，使他一直保持農民後代的勤儉本色。

　　他平時不抽煙、不喝酒，工作的標準很高，生活的標準很低。他家的住房10多年從未裝修過，傢具多是“老古董”：睡的床還是用4個大箱子拼成的，那是30年前他任某團副參謀長時自己設計的；當旅長時買的沙發坐了十幾年還在用，一張小方桌油漆已經脫落，來人一多，就得到鄰居家找凳子。

　　“當了將軍，我還是農民的兒子；權力是人民賦予我的，我沒有任何特權！”楊業功的兒子楊波濤至今對父親這兩句話記憶猶新。當年，楊波濤入伍時，楊業功反復叮囑他：要到最艱苦的基層去，不要因為有我而謀求任何特殊關照。

　　1999年秋天，楊波濤準備休假了，楊業功剛好到他所在的旅檢查工作，返回基地時，隨行人員説道，讓波濤跟車一起回去吧，楊業功卻説，他不能享受這個待遇！最後，楊波濤還是坐火車回的家。

　　“權不在大，為公則靈。斯是公僕，惟吾德馨。”這是楊業功在1996年所作《公僕銘》中的兩句話。當了將軍之後，楊業功的地位高了，權力大了，但很多人都説，他對自己的要求更嚴了。

　　“你們不許干預我的工作，不許享受特權，不許收受任何錢物好處。”這是楊業功對家屬和身邊工作人員的“約法三章”。

　　一生廉潔自律，一身浩然正氣，楊業功給當今時代留下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

責編：王麗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