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據泗縣公安局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昨天(7月4日)泗縣疫苗事件中的核心人物─非法供銷商張鵬在合肥落網。這之前，自6月17日泗縣疫苗事件發生後，張鵬就一直神秘失蹤。據泗縣公安局分管經偵工作的張波副局長透露，“目前，張鵬已經對向泗縣防保所出售3000支疫苗一事供認不諱，具體的案情只有對其審問之後才會進一步明朗”。張局長同時還説，“媒體報道中過早將張鵬曝光，使其在第一時間內得知自己涉案從而逃脫，這給我們的抓捕公作帶來困難”(《新聞晨報》7月5日)。讀了報道，筆者在為泗縣公安局抓捕工作叫好的同時，卻不能同意張副局長對媒體報道的有關説法。

　　因為就媒體新聞報道的性質來説，其權力是來自於社會公眾的知情權與監督權，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媒體對有關新聞事件的報道是社會公眾權利的延伸。而從上述的報道中可以了解，當地公安局的抓捕專案組成立於6月17日事發後的6月27日，且先不説事發後的10多天時間，公安本身的從調查取證到立案需要有一定的時間，就從上述報道中在6月17日事發後，張鵬就神秘失蹤的情況看，張副局長將相關抓捕工作的困難歸之於媒體報道，似乎在情理上就有點牽強，同時也讓公眾覺得難以立足。

　　還有，從相關報道的社會效果看，應該説也是好的。因為張鵬的非法供銷疫苗活動，不只局限于泗縣一地，而在其他地方也同時存在，所以媒體的及時報道，不僅在客觀上對其它地方有一定的警示作用，而且可以使相關部門在報道的警示之後，能及時採取措施以防止類似泗縣群體事件的再次發生，這豈不是一件大好事嗎？而再退一步講，即使張鵬的逃脫是緣于媒體報道而不是其他原因，但從常理講，在張鵬脫逃期間，其也不可能有再有從事非法疫苗供銷活動的機會。所以就從群體事件可能發生與抓捕困難的二者後果比較，媒體的及時報道，應該説也是符合社會公共與公眾利益的。

　　所以筆者認為，無論是從媒體報道的權利角度看，還是從社會公共與公眾利益的立場看，也不論張鵬的脫逃是否是緣于媒體報道，應該説相關媒體對泗縣疫苗事件的報道都是及時的，也是正確的。因而也完全可以説，上述泗縣公安局張副局長有關抓捕困難的説法是難以讓人信服的。(作者：周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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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劉雅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