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律線上的裝飾音──記優秀共産黨員、著名歌唱家、教育家周小燕

　　新華社上海6月１６日電(記者趙蘭英)

　　花腔：旋律線上的裝飾音，精緻、華彩。

　　周小燕，中國著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和聲樂教育家，有近半個世紀黨齡的老共産黨員。在她奔騰不息的89年生命旅程中，她用一個又一個音符和音階，在“母親──祖國”這條旋律線上，完成了一個最精緻、華彩的裝飾音。

　　這是如何美妙的音調？我們靜靜地傾聽……

　　《長城謠》

　　1937年，抗日烽火燃遍祖國大地。武漢街頭，簡易舞臺上，一位年輕姑娘深切地唱著：“萬里長城萬里長，長城外面是故鄉……”歌聲悲憤蒼涼、如泣如訴。《長城謠》──這首抗戰名曲，後來被選為電影《熱血忠魂》插曲，傳遍大江南北。

　　這位姑娘就是周小燕。那年她20歲不到，從上海音樂專科學校回家過暑假。抗日戰爭爆發了，武漢成為全國抗戰的中心。父親對她説：“不做鐵蹄下的順民，不要回上海了。”小燕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運動中。她和妹妹們幫助母親為抗敵將士縫製棉衣，去醫院護理傷病員。她參加武漢合唱團，用那獨特的歌喉，在街頭、學校、醫院……演唱抗日歌曲。《長城謠》《歌八百壯士》《最後的勝利是我們的》等抗日名曲，都是由她首唱的。

　　1995年，抗戰勝利50週年。長城上，身穿黑底紅花旗袍的她，以79歲的高齡，再次放歌《長城謠》。風，輕輕吹來，掀起了她的披肩。她舉目四望，祖國山河，妖嬈無比。天翻地覆的變化啊！她無比自豪，感慨萬千。那年她首唱《長城謠》，心急如焚啊，壞消息一個接一個，一會兒這兒淪陷了，一會兒那裏被佔了，就是怕當亡國奴。今天，國家富強，蒸蒸日上，這是多少先烈盼望的一天啊？然而，他們沒有看到，她看到了。止不住，淚水一次次涌出她的眼眶。“萬里長城萬里長，長城外面是故鄉……”她唱著。“四萬萬同胞心一樣，新的長城萬里長……”她的5位學生接唱著。今天，當這一幕又過去10年，周小燕向記者説起時，仍淚流滿面，不能自製。

　　“如果沒有為祖國出力，我才會後悔”

　　1938年周小燕赴法國學習聲樂。經過8年的刻苦學習，她出現在巴黎這個國際大都市的舞臺上。1946年7月，周小燕在盧森堡舉辦首場獨唱音樂會。報紙紛紛發表評價：“嗓音純凈，像水晶般堅實，像鑽石般光彩”“花腔技術嫻熟高超”她成功了。自此，歐洲一些國家的著名大劇院向她發出了邀請。她被稱為“中國之鶯”，飛翔在意大利、德國、英國、瑞士等國家的舞臺上空。1947年6月，她參加了世界樂壇盛會──首屆“布拉格之春”。緊接著在捷克斯洛伐克的5大城市巡演。瑞典、挪威、芬蘭、美國……各國的邀請函更是雪片似的飛來。正是在事業最為輝煌的時刻，她決定回國。

　　半個多世紀後，有一位美國記者問她：“你這一生吃了不少苦，從法國回來後悔不後悔？”她回答：“不後悔。這裡是我的祖國。我為她出力了，我不後悔。如果我沒有為她出力，我才會後悔。”今天，她與記者談起這一經歷時，只是淡淡地説：“我沒有想很多。出國時，父親就對我説：‘一，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國人；二，學成後回來報效祖國。’當時，我覺得自己已經學好了，也演出了，並且獲得了肯定和好評，應該回來了。”

　　祖國──母親，這不是虛幻的。她再貧窮、再落後、再多難，一個人對祖國母親要永遠充滿真摯情感和義無反顧的愛。這個愛是刻骨銘心的，摧毀不了的。這是她樸素的“道理”。

　　在歐洲9年，她無時無刻不記著自己是中國人。每次上臺演出，她總是一襲旗袍，高貴典雅。她能用英語、德語、法語、意大利語、俄語演唱各國歌曲，每次演出，都要演唱中國歌曲。《蚌殼》《長城謠》《神女》《紅豆詞》《春曉》《飲酒歌》……都是她經常演唱的。1945年10月，她和著名鋼琴家李獻敏在英國倫敦舉辦了一場中國作品的音樂會。音樂會上，周小燕身穿淺色繡花旗袍，李獻敏則是一身白色短袖長旗袍。美麗高雅的形象，精湛嫻熟的演唱演奏技巧，征服了全場觀眾。英國廣播公司錄製整臺演出，向全球播放。演出回來，周小燕和李獻敏高興得不能入眠。

　　1947年，周小燕回到祖國。離別9年的故國，還是滿目瘡痍，民不聊生。在上海南京路上，她看到了用草席捲起來的屍體。這時，上海學生發起了“反饑餓反內戰”運動。她毅然接受進步學生的邀請，到復旦大學、交通大學、同濟大學、聖約翰大學演唱。“唱破陰濕的天”“從黑夜唱到黎明”……學生們將一面面錦旗，送給這位從海外回來的充滿熱血的愛國歌唱家。

　　2005年6月18日，89歲的她，將再次登上上海大劇院舞臺，領唱《長城謠》。這是一場她的一些名揚海內外的學生，為慶賀她從教65週年而舉辦的音樂會。有人擔心，她還唱得動嗎？有人勸她，不要唱了，萬一唱不上去，壞了自己的形象。她笑笑，誠摯地説：“抗戰勝利60年了，應該唱一唱。這回不是唱聲音，是唱精神。”

　　我以成為黨的一員而自豪

　　在一些人的眼裏，名氣大的、學術成就高的，又有海外背景的知識分子，不容易與共産黨員畫上等號。因此，當有些人聽説周小燕是一名共産黨員，而且是一位有著49年黨齡的老黨員時，都不敢相信。於是，有人問她：“你是被拉進黨，還是被請進黨的？”她搖著頭説：“都不是。我是自覺要求，並且積極爭取加入黨組織的。”

　　入黨那一天的情景，她至今記得清清楚楚。她激動得喜極而泣，好久好久什麼話也説不出來。她高興，自己多年的願望終於實現了，今後可以與自己敬佩的共産黨人一起學習、工作了。她覺得自己有了方向，有了靠山，她要為不玷污這個稱號而努力工作。遠在武漢的父親，聽説她加入中國共産黨後，也高興得哭了一場。她的這份情感，來自於她的切身感受。

　　她的弟弟周德佑，是一位將生命獻給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熱血青年。德佑在上海滬江中學讀書時，就參加了黨的一些地下活動。回到武漢後，在光未然的支持下，他和幾位好友恢復組建了拓荒劇團，宣傳抗日。劇團演出的第一齣戲就是光未然的《五月的鮮花》。不久，劇團被改為抗日演劇七隊，到抗日第一線演出。德佑又演又編又導，一天只睡三四個小時，終於，這位年僅18歲的小夥子累倒了，再也沒有起來。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等中共領導人參加了德佑的告別儀式。小燕忘不了，她的這位聰明、活潑、熱情的弟弟，拉著她和父母的手，在生命最後一刻説的一句話：“我不行了，但是你們一定要堅持抗戰到底，最後勝利一定屬於我們。”

　　她隨母親到醫院護理那些受傷的八路軍將士，親眼看到他們怎樣忍受沒有麻藥的痛苦，敬佩他們堅毅的品質。那時，她不懂馬克思主義，但是她心裏有一種樸素的想法：共産黨是好人，只有共産黨才能救中國。

　　1949年，周小燕應邀赴北京參加第一屆全國文代會。周恩來看到周小燕關心地問：“德佑的墳前豎碑了沒有？”小燕回答：“沒有。”周恩來説道：“像他這樣一位青年，離開優越的環境，參加我們的隊伍，真不容易，應該為他豎一塊碑。”談到為國捐軀的小弟，小燕很激動。她想，自己也沒有為黨做什麼事，卻被選為代表，參加這樣一個重要的會議，很慚愧。她把這個想法説了出來。周恩來説道：“革命不在遲早，只要站在人民這一邊就好。你要多向你的弟弟學習。”小燕很感動：共産黨這樣一位大官如此親切隨和，打心眼裏敬佩。她下了決心：好好幹，也要加入中國共産黨。回來後，她向黨組織表達了自己的願望。

　　1956年3月，周小燕成為中國共産黨的一分子。近半個世紀過去，在她家的客廳，記者問道：“這麼多年來，你對共産黨的信念，有沒有動搖過？”“沒有，從來沒有。”她堅定地回答道。十年動亂中，她也被批被鬥，被下放到農村，種過地，養過雞，打掃過廁所。她委屈過、痛苦過，但是沒有怨恨過、懷疑過。她説：“我那時經常想，周總理還在中央，一切都會過去的。就像在黑暗中看到一線光明那樣，等待著陽光普照的那一天。”

　　如同她當年相信共産黨能救中國，今天她同樣相信共産黨能建設好中國。她説：“共産黨是在一片廢墟上建設新中國的。剛解放時，不是就有人説共産黨領導不好，不出一年就會滾蛋。可是，沒幾年我們連妓女也改造好了，真是揚眉吐氣啊。現在，國家建設得越來越好，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國際地位大大提高。我經常想到我的父親，想到我的弟弟，想到那些先烈。我比他們幸運，一個強大的中國，他們沒有看到，我看到了。我是一個從舊社會過來的人，就是在這樣的對比中來認識共産黨、相信共産黨的。並且以成為她的一員而自豪。”

　　“我不能承受沒有學生的生活”

　　非典時期，上海有些高校停止了一切課程教育。一天，靜寂的上海音樂學院黨委辦公室電話響了。電話那端傳來周小燕痛苦的聲音：“張書記，我難受死了。我不能承受沒有學生的生活，他們就是我的生命啊。”

　　1949年，周小燕踏進上海音樂學院的大門，從一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成為聲樂係教授。從此，她的生命與學生聯在了一起。

　　“學生是她生命中的唯一。”著名男高音歌唱家、上海歌劇院副院長魏松説。魏松是1973年進入上海音樂學院的，師從周小燕。他不能忘記，那時“動亂”沒有結束，老師冒著被批鬥，被逐出教師隊伍的危險，在下課後把他和另一名學生羅魏領到自己家中，拉上窗簾，把耳朵貼在留聲機聲上，傾聽那幾張沒有被抄走的法國舊唱片。這個從部隊來的小夥子，正是從這裡開始得到了西洋音樂的啟蒙。從而成為“當今世界最優秀的男高音”、法國巴黎國際聲樂比賽評委。

　　顧欣，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江蘇省藝術劇院院長。他對記者説：“周老師這個人，就是為事業而生，為事業而活的。”1989年，成立不久的周小燕歌劇中心北上南京，與江蘇省歌舞劇院合演意大利著名歌劇《弄臣》。這是亞洲地區第一次上演這出世界歌劇精品。已經73歲的周小燕，每天都在排練場。那天，她邊後退邊與學生説著戲，腳底一滑摔倒在地。她被診斷為大腿股骨骨折。這時候，大家都擔心她受得了嗎？她卻自責給大家添麻煩，擔心地説：“《弄臣》要弄勿好了。”她決定不離開南京，就在當地做手術。9寸長的鋼針打進了她的大腿內。沒幾天，她就將演員一個一個叫到了病房，一個一個地輔導。演出那天，她搖著輪椅來了，悄悄地在觀眾席邊的走道上看。幕間休息，觀眾們發現了她，立即擁上來。演出結束，她被人們推上了舞臺。臺上台下掌聲一片，歡聲一片。顧欣説：“這就是周老師，她的精神、品格，一直感染著我，影響著我。”

　　1984年夏，世界247名歌唱好手雲集音樂之都奧地利維也納，爭奪第三屆國際歌唱家聲樂比賽的桂冠。中國派出了4名選手，作為領隊與教練，周小燕與他們同行。過五關斬六將，中國選手全部站在決賽臺上。最終花落誰手？當評委報出中國男高音張建一和中國女中音詹曼華同獲第一名時，全場沸騰了。張建一是周小燕的學生。眾目睽睽之下，他一下撲在了老師的肩上。他也感覺到老師的身體在顫動，貼著老師的耳朵，激動地説：“老師，謝謝您，今天是我30歲生日，我該怎樣報答您啊。”張建一原來是浙江湖州玻璃廠的一名工人。是周小燕，將這位沒有一點樂理知識的青年人，培養成世界一流的歌唱家。

　　在周小燕一長串學生名單中，先後獲得法國第41屆圖魯茲國際聲樂大賽、多明戈世界歌劇大賽、挪威宋雅王后國際聲樂大賽第一名的廖昌永，是一位赤著腳走進上海音樂學院的農家孩子。他記得，第一次在校門口見到周小燕，緊張的心怦怦亂跳，“嚇”得逃到馬路對面，連照面也不敢打。他不僅鋼琴、樂理基礎差，而且一開口就有濃濃的四川口音，這是學聲樂的大忌。周小燕把他帶回家，一句一句糾正。廖昌永學習十分刻苦，進步很大，本科畢業後，又成為周小燕的研究生。在廖昌永心中，周小燕不僅是自己的老師，更是母親、朋友。因此，他在功成名就的今天，在眾多演唱場合，最愛唱的一首歌是《老師，我總是想起您》。

　　1996年，周小燕的老伴、著名電影導演張駿祥病逝。他們在美國的一雙兒女回來奔喪。臨走那天，兒子看到瘦弱的母親在沙發上直掉眼淚，心中很是不忍，就動員母親和他們一起去美國。可周小燕不答應：“我不去。我的學生都在這裡，我去那裏幹什麼！”還有一幕始終在兒子的眼前：20多年前他在上海開公交車。正好，他開的這條線路，經過上海音樂學院。一天，他開著車，看到母親推著自行車正與學生高曼華在路邊説著什麼。他一圈開回來，發現母親還在與高曼華説話。回到起點站，他再開車上路，母親和學生還在那兒，談興正濃。

　　是啊，為了學生，她什麼都可以奉獻。

　　“我想來想去，不知道我先進在哪”

　　在周小燕客廳的墻上，挂著一行草體字：以真為美。真，是她為人為藝中最最看重的一個字。這個真，是一種質樸，一種境界。當有人讚揚她培養了那麼多優秀學生時，她説：“如果説功勞，我最多只有三分之一。另外的一大半是學生本人的努力和其他老師及社會的幫助。”

　　其實，她不是一個追求結果的人，她喜歡和欣賞的是工作的過程，任何事都是這樣。這是一件很小的事：一根繩子打了死結，怎麼解也解不開，兒子就拿起剪刀，想剪掉算了。她看到了，連忙説：“你不要剪，我來解。”於是，她繞來繞去，終於把繩子解開了。在教學上，她看重的是教的過程，學生能不能從自己這裡學到什麼，而不是他們在以後獲得了什麼。所以，她多次對人説：“廖昌永成功了，張建一成功了，魏松成功了，他們能夠為國家爭光、做事是最重要的。至於是哪些老師把他們塑造出來的，我周小燕在其中起了什麼作用，這並不重要。”

　　當今，很多人，一齣了名就貨幣化了。周小燕這個名字，在國際聲樂界可以説輝煌了大半個世紀。但是，過去、今天，她都沒有將它貨幣化過，今後更不會。她教學生不僅不收錢，還拿錢為學生辦音樂會。她的家更是學生免費的教室和旅店。今天，活躍於世界各地舞臺的李秀英，當年就因為生活困難，在老師家吃住了好幾年。

　　89歲的她，今天仍帶著學生。有一位學生挺幸福地對旁人説：“我是周小燕老師的關門弟子。”她聽到後，問他：“我什麼時候説過，你是關門弟子？”“那麼，老師，您什麼時候關門？”學生問道。“等我蓋棺的那一天。”她回答道。她對記者説：“我是終身教授，就一定要教到再也爬不起來。”

　　幾年前，她重回武漢東湖，尋訪弟弟的墓。一切都變了，弟弟的墓怎麼也找不到了。她的心裏空落落的。她又一次感到自己是那麼的“收支不平衡”：沒有付出什麼，卻得到了許多。想想這些長眠于地下的烈士，他們得到了什麼？什麼都沒有。

　　當她接受記者採訪時，第一句話就説：“我昨天想了一夜，不知道我先進在哪。我是一名教師，教學生是我分內的事。我這一生也就做了這麼一件事。我也看過報紙上關於其他先進人物的報道，他們的事跡都是很感人的，但是我沒有啊，我很平凡。我現在能夠做到的就是向他們學習，讓自己的形象對得起共産黨員這個稱號。”

　　2005年6月12日，中國電影音樂獎頒獎晚會在上海舉行。作為頒獎人，周小燕來到現場。“周老師”“周奶奶”……200米長的紅色地毯旁，觀眾發現了款款而來的她，立即歡叫起來。她走進會場，郭蘭英、李雙江……一個個親切地擁抱她，久久不放。叫道：“周老師好。”被“扔”在一旁的兒子，見到這一場景，激動萬分。他對記者説：“母親是對的。在這裡，她有比金錢更重要的人生價值。”

責編：常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