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韓聯合編撰歷史教科書中文版首髮式 

央視國際 (2005年06月09日 09:21)

　　中國網消息：2005年6月9日上午9:00，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在社科院第一報告廳舉行“《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中文版首髮式”。中宣部、中共中央外宣辦、團中央、教育部、新聞出版總署、解放軍總政治部以及社科院等單位的專家和學者出席併發言，《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中文版編委會的負責人做主題報告。

　　今天的首髮式由中國社會學會秘書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社長謝壽光先生主持。

　　[謝壽光]:

　　各位專家、各位領導，女士們、先生們，早上好！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主辦的《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中文版首髮式現在開始。

　　[謝壽光]:

　　在會議開始之前，請允許我介紹出席今天會議的領導、專家和新聞媒體的主要嘉賓。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成員、副秘書長何秉孟教授，新聞出版總署圖書司司長吳尚之同志，中央外宣辦謝良紅局長，中宣部出版局郭義強局長，中國社科院科研局副局長王延中，中國社科院國際合作局副局長李薇，韓國大使館金漢生，日本大使館新聞文化中心及川淳子，韓國研究所李泰永，北京師範大學諸漢國，國防大學何理，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湯重南，社科院近歷史現代所榮維木，社科院近現代所李仲明。

　　[謝壽光]:

　　今天新聞媒體對這次發佈會高度關注和重視，通過網站進行現場直播。在此之前，國內外的媒體對東亞三國近現代史的編纂給予高度的關注，這是中、日、韓三國40多位學者歷時3多年的時間，在不斷溝通交流的基礎上編纂的，中間當然也有激烈的爭議，但編纂的過程也是三國以學術界代表名義進行溝通的過程。這本教科書的出版，引起了極大的關注，在正式出版之前，像《南方週末》、《新京報》、《北京晨報》以及中央電視臺等媒體已經做過了大量的報道。比較遺憾的是業內媒體對這件事的關注不是太高。

　　[謝壽光]:

　　這本書在韓文版和日文版已經在上個月月末正式出版了，有關出版的情況，中方的主編到時候會給大家做一個概要的介紹。日本出版社高溫言和韓方出版社的代表都來出席今天的會議，我們對他們的到來也表示熱烈的歡迎。這次中文版的出版表明三國學者共同合作的成果，也是三個文本同時在中國北京，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進行發佈，我想作為出版者本身也是非常高興的。下面有請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成員、副秘書長何秉孟教授講話。

　　[何秉孟]: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同志們，由我院近代史研究所有關學者參加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中文版正式發行，我代表社科院對這本書的發行表示熱烈的祝賀！

　　作為一本由中、日、韓三國學者合作編纂，主要面向三國青少年的歷史讀物，《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的出版發行有著重要的意義。該書對日本右翼教科書進行了擊破，同時又以淺易的語言向中、日、韓廣大讀者介紹正確的歷史知識，可以幫助人們，特別是年輕人確立正確的歷史觀。而且三國學者進行合作的模式，也是解決日本與周邊國家在歷史理解問題上存在巨大反差的一種非常有意義的嘗試。

　　[何秉孟]:

　　中、日、韓三國地域相鄰，歷史關係密切。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走入列強道路，對中、韓兩國進行了侵略，使兩個國家進入了黑暗時期。60年前，亞洲人民和世界人民一道，戰勝了德、意法西斯和日本軍國主義，本來是日本當局進行深刻反省，徹底告別軍國主義的極好機遇。但是戰後60年來，日本統治集團並沒有抓好這一機遇，沒有利用正確的歷史觀反映歷史，也沒有利用正確的歷史觀加強對青年學子的教育，導致日本某些集團在歷史認識問題上總是與包括中、韓在內的亞洲人民格格不入。由三國有正義感的學者共同編纂的三國近現代發展歷史，在中、日、韓三國均已出版，不僅加強了三國的交流，而且對加強三國的歷史教育，推動三國的共同歷史觀具有重要的作用。

　　[何秉孟]:

　　東亞三國歷史以中青年學者為對象，以淺顯的語言概括了三國在近現代的發展歷程，以及日本侵略中、韓的事實。三國學者在編寫過程中，相互切磋，求同存異，最終在基本原則問題上達成了完全一致，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這也説明只要我們有著為三國人民負責的共同認識，有著促進東亞未來和平發展的共同心願，在歷史問題上是能夠達成一致的。我相信也殷切希望參與共同編纂《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的極富正義感的學者的心血不會白費。謝謝大家！

　　[謝壽光]:

　　感謝何秉孟秘書長的講話，下面有請《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中方編纂主要負責人，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長步平研究員就這本書的編纂以及合作的情況、出版情況做一個主題報告，大家歡迎。

　　[步平]:

　　尊敬的各位來賓、各位學者和媒體朋友們，早上好！今天有這麼多人來參加這個會議，我想應該是對這本書感興趣。我今天代表中方的編者，其實在某種程度也代表了日本和韓國方面共同的編者，向大家介紹一下該書編寫過程中的情況，也是大家關心的問題。

　　可能有的同志會問到，你這本書是否要針對扶桑社出版的右翼教課書？這是第一個目的。大家都知道，2001年，日本扶桑社出版了英語的教科書，當時各國對這本教科書展開了很多批判。在2002年3月，中國、日本、韓國的學者在南京召開了第一次歷史認知與東亞和平的論壇，以後這個論壇每年召開一次。在第一次論壇上，有的學者就提出來，我們批判日本右翼教科書，應該寫一本面向青少年的教材，讓他們知道真正的歷史。這種提議得到了兩國的響應。這樣的話，從2002年3月開始就進行了編纂這本書的工作，到現在已經進行了三年多的時間了。

　　[步平]:

　　有人會問了，批判日本扶桑社的歷史教科書，為什麼非要三國的學者共同來做呢？這是我們想説的第二個目的。大家都知道三國在歷史認識上確實有很大的分歧，歷史認識確實是曾經在一個時期阻礙三國關係發展的重要問題。

　　其實在一個國家裏面，關於歷史認識的差異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不同國家之間解決歷史認識差異，最重要的方法仍然是溝通和理解，而前提是對歷史事實的溝通。各國的歷史書都是以本國為中心的，由三國學者共同來編寫，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促成一種歷史事實，促進學者的編寫。

　　談到歷史事實相互了解的問題，我們遇到一些人的疑問，認為是不是相互了解的意義沒有那麼重要？特別是日本右翼不承認有歷史的共同認識。我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進入21世紀的國際社會是追求和平與發展的社會，對國際爭端，我們主要的手段是通過對話解決，對影響國際關係的重要問題解決的途徑也應該是這樣。因為國際社會面臨全球化的影響，每個國家都不可避免越來越深地進入國際社會，所以不僅要求我們政府，也要求各國國民不僅要了解自己也還要了解世界，需要廣闊的胸懷。這樣就要求對歷史有一個更寬的認識，所以相互了解對促進了解各國歷史是非常重要的。

　　[步平]:

　　也有一個問題，相互了解是非常重要的，但和日本右翼之間是否能達成認識，這有一個誤解。談到這個問題，需要對日本教育和日本教科書的制度簡單做一點説明。

　　大家也知道了，目前日本社會上使用的歷史教科書，實際上不是只有扶桑社一本歷史教課書，是八種歷史教科書，而扶桑社的歷史教科書是其中一本，發行量只有0.039％的佔有率，其他的教科書和扶桑的教科書本質上還是有區別的。畢竟不同的國家的教科書之間的距離還是很大的。

　　對於年輕人來説，他們的歷史認識主要來自於歷史教科書，當然也包括社會教育和家庭教育。日本戰後出生的佔了70％，多數人希望和平，反對戰爭，他們也批評了當年侵略亞洲的戰爭。但是這些人大部分是站在自己日本人是受害者的立場上認識戰爭的。這樣的話，對他們來説這種認識比較浮淺，多數人談到戰爭就會想到廣島核爆炸，但沒有想到對中國和朝鮮兩國人民造成的傷害。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和他們更多的是需要加強對話和了解。但對於右翼教科書，對於右翼來説，不是溝通的問題。他們堅持那種觀點，是不可能去溝通的。所以我們的溝通是面向廣大的民眾，包括三國的民眾。

　　[步平]:

　　也有的同志問到，在編纂過程中，和日本與韓國的學者是否會有分歧呢？這是很正常的，我們的分歧很多，而且很激烈。開會的時候--往往早晨開會，一般是飯盒擺在桌上，一起爭論，甚至到淩晨。這麼多爭論不代表在侵略的問題上有差異，在這個問題上沒有根本的差異。畢竟是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社會背景、不同文化背景，我們的差異也是很多的。編寫的過程就是我們之間進行溝通和理解的過程。因為從某種意義來講，編寫這本書的過程和書的結果是同等重要的事，甚至還更重要。因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溝通的模式。

　　有很多記者朋友希望了解我們之間的差異、分歧究竟在什麼地方？我談到了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對侵略問題上沒有差異，在歷史觀上沒有差異。但在表現方法上、表現形式上會有很多差異。大家看到手中的書和我們以前看到的書的面貌可能有點不一樣，比如照片使用的數量上、寫作方式上、印刷的方式上有很多不同，這是我們三國經過多方面考慮以後形成的結果。三種文版裏面，內容是一樣的，文字的內容包括照片的使用，個別的地方有差異。因為中文表達起來比較簡潔，中文印出來以後，同樣的內容佔的篇幅比較少。大家看到日本的開本比較小，所以照片相對比較少一點，但不影響根本的問題。

　　[步平]:

　　在有些重要的問題上，比如在南京大屠殺和一些重大問題上，大家比較關心我們是怎樣表達的，和日本有什麼差別。在這點上我要説明一點，我不知道大家關心的是這本書對南京大屠殺承認不承認的問題還是在人數上。我首先聲明，在屠殺上沒有任何分歧，我們認為在南京進行了殘酷的屠殺。但是關於在南京大屠殺的問題，在日本是有很多爭議的，在日本分為屠殺派、虛構派和少數派。屠殺派認為日本在南京進行過屠殺，日本研究南京大屠殺最權威的學者，因為前兩位學者已經去世了，現在第三位就是參加了這本書的編撰，他認為南京大屠殺的數字是20萬。這個數字已經遭到日本右翼非常猛烈的攻擊。在這本書講到南京大屠殺的時候，我們用了在南京審判的時候屠殺的數字，兩個數字加起來是34萬；同時也引用了在東京審判的時候的一個結論，是屠殺20萬以上，這兩個數字都寫上去了。如果説數字的問題，是需要經過學者充分研究的一個問題，那麼承認不承認屠殺，就是一個態度問題，態度問題是沒有任何分歧的。所有數字問題，作為學者實質性的研究，我們認為需要給學者一個機會，讓他們有充分的時間和條件進行研究。因為歷史現象是很複雜的，需要從多角度、多緯度來進行研究。

　　[步平]:

　　南京大屠殺30萬這個數字，是一個符號，表明了日本戰爭的殘酷性，這個數字是毫無疑問的。用這個數字來判斷是否侵略，這過於簡單，不能局限于一個確切的數字。如果這個數字不能表明根本的問題，最根本的問題在哪？就是歷史觀。

　　歷史觀是最重要的問題，正如我們批判日本右翼歷史教科書一樣，日本右翼歷史教科書不是只表現在若干個問題上的錯誤，有些媒體介紹説，它出現了七處、八處、十處錯誤。我想這都不是準確的判斷，準確的判斷是這本歷史教科書的歷史觀是錯誤的，因為從根上敘述日本是神國的歷史，站在神國的歷史上把他們的行為描寫成正常的，是優秀的，這是根本的。歷史觀錯誤的話，什麼都是錯誤的，在這方面修改具體問題是不影響歷史觀和世界觀的。

　　同樣，這本書最大的問題就是在歷史觀上的區別，希望大家把這本書從頭到尾讀下來，就知道這本書是什麼歷史觀，是針對什麼歷史觀來進行鬥爭的。

　　[步平]:

　　也有的媒體問，我們的這本書和教科書有什麼區別？這本書不是教科書，是歷史讀本，希望給學生提供更寬的視野，希望了解我們歷史的同時也了解和我們相鄰的國家──日本、韓國的歷史。因為我們是在一個聯絡非常緊密的狀態下走過了近代這段歷程的，我們將視野拓寬一點來了解我們共同走過的這段歷程中的經驗和教訓。應該説它不是教科書，和教科書的差別就是我們的視野會稍微寬一些。

　　其他的特點大家可能也關心，大家看了這本書就知道了，這本書比較多的特點就是表現形式上，我們涉及的面比較寬，時間跨度比較長，薄薄的一本書，面向學生，量又不能很大，在十幾萬字的範圍內敘述那麼長時間，語言用得相當簡練，用最典型的事實向大家表現，所以用了大量的照片和資料，這樣信息量就會更多一些。同時這本書有章、節和幕，每一幕都是兩頁，每一節裏面為了表現充分，後面附了裏面的欄目，沒有講完的話或者需要講的話、綜合性的問題放在欄目裏進行説明。

　　[步平]:

　　這本書的編寫，大家都知道從開始到現在大體用了三年多的時間，編寫過程相當的艱苦，我們一共開了十一次國際會議，三國學者坐在一起將近有40人，每次開會都要用三種文字翻譯過來，一共是六篇稿子，大家可以想象，工作量非常的大。

　　另外，這本書的出版也得到了社會科學院和外界的支持，對於參與我們這本書的各界朋友和出版社，以及關注我們這本書的各個方面，我借此機會向大家表示我們衷心的感謝！

　　[步平]:

　　另外，我想簡單説一下，這本書出版的時候本來定於三國在5月26日同時召開發佈會，但由於技術的問題，韓國是5月26日召開，日本是5月27日召開，我們是今天，稍微晚了幾天，但沒有本質問題。韓國召開發佈會之後，效果很快就反映出來了。我們同時開印是2萬冊，韓國反映非常的火，徵訂非常的踴躍，二萬冊全部銷售出去了，又在趕印。韓國學者帶來了讀者的來信，我念一下，是一位住在東京的女學生寫的信，“我等這本書很久了，反對日本右翼教科書就應該出這樣的書，説日本右翼這些人不可能有共同的認識，這本書就是一個很好的回答。這本書比我預想得要多得多、好得多，我認為完全可以把這本書作為教科書。我讀了這本書以後應該重新開始審視我們的日本，謝謝出版這本書”。還有一位是1928年出生的女性，説“我看到印刷非常精美的書超出了我的想象，你們做了一個非常偉大的工作，今後這本書能夠讓三國的人都能讀得到的話，我一想到這件事就熱淚盈眶。因為我是28年出生的，當時我的學校就被軍隊佔用為縫紉工廠了，所以連學習都學習不上，現在我能認真看這本書學習當年的歷史”。

　　總之，反響還是很踴躍的。在中國發佈比較晚，聽説也是非常踴躍的，印了二萬冊，到現在已經不夠用了，我希望通過媒體的介紹，能夠把這本書針對右翼歷史教科書的一種抵制和面向未來、打開國際關係的一種能力，能夠更準確、客觀地向大家做一個介紹，也希望大家讀到這本書，也希望聽到批評和建議，謝謝大家！

　　[謝壽光]:

　　感謝步所長的報告，把這本書的整個編撰過程和特點，以及在韓國出版以後的情況給大家做了一個彙報。有關這本書的編纂以及內容及所關心的問題，後面留了時間由記者提問，一會兒步所長和有關的中方編纂者在會上可以解答大家的疑問。

　　這次會議得到了中央和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的大力支持，新聞出版總署圖書司司長在百忙之中親臨該會，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吳尚之司長講話。

　　[吳尚之]:

　　各位來賓，各位朋友，女士們、先生們，受到社會廣泛關注的《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一書今天在這裡正式舉行首髮式，這具有重要的意義。首先我代表新聞出版總署圖書管理司，對出版該本書的三國學者和朋友表示熱烈的祝賀。

　　這本書的出版凝聚了中、日、韓三國學術界、教育界的學者，反映了三國學者專家歷史研究的形成，體現了相互理解、真誠合作的精神。該書從2003年編篡以來，歷時三年，各位專家反復編纂，付出了辛勤的汗水，我在此向編纂者表示欽佩。

　　《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一書的出版，對於二次世界大戰勝利60週年有著重要的意義。用什麼樣的態度對待歷史，把什麼樣的歷史告訴青少年，這本書首先回答了這個問題，真實地描述歷史，這樣才能做到以史為鑒，面向未來。這本書除了能幫助中、日、韓三國的青少年獲得正確的歷史知識以外，還有助於我們的下一代加強相互理解，共同探索未來的發展和繁榮；有利於促進東亞各國之間的交流與合作。這本書不僅是三國學者共同編纂歷史的有益嘗試，也是出版社用三種語言共同合作出版的一種有益嘗試。出版社對各位學者提供了非常有意義性的材料，希望社科院出版社繼續加強與海外出版社的交流，為東亞各國的發展與繁榮，為人類的和平與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謝謝各位。

　　[謝壽光]:

　　感謝吳司長的鼓勵，我們會繼續努力。由東亞三國學者共同編寫教科書，也受到了社科院的支持，今天出席我們會議的國際合作局副局長李薇也到場了，請她發言，謝謝大家。

　　[李薇]:

　　非常高興今天能出席這樣的首髮式，首先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對編寫這本書的東亞三國的學者表示衷心的感謝。我談一下自己的感想。

　　第一次接觸到這本書，第一次聽到這個事情的時候，非常高興，給我的感覺就是三國學者在沒有任何資助的情況下，以高度的歷史責任感自發合作，這件事情是非常令人感動的。當我們國際合作局知道這種情況的時候，書的出版已經接近尾聲了。我們盡國際和作局力所能及的一點力量，希望能夠為他們做出貢獻，這是第一點感想。

　　[李薇]:

　　第二點，剛才步平所長講到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嘗試，創造了模式，三國學者能夠坐在一起共同編纂近代史，對三國的學者、對三國的人民來説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剛才步平所長也講了，在歷史研究當中有很多的觀點是不一致的。在任何個案研究當中有分歧，但我們應該承認事實，用事實來説話，這本書所體現的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講事實。我想以後會以這種嘗試為一個基礎，還會更多的、更長時間的合作，我們也會盡一定的力量幫助學者們做這方面的工作。

　　最後，我談一談自己的一些思考。在歷史研究當中，我想社科院的學者給我的感覺就是，我們並不是以譴責為目的，我們在歷史教育當中從來沒有以譴責什麼人為目的，都是以能夠承認歷史事實、能夠以史為鑒、以便達到和平的目的。但我覺得在公佈歷史事實方面我們自己還做得不夠，比如説我們有很多歷史事實，只是在歷史學家的手裏掌握，但我們並沒有通過媒體，通過我們的教育，讓更多的人知道事實。比如説東北遺留了很多遺棄的化學武器，但有些化學武器是用防銹的鈾，埋得很深，這不是遺棄，是保存。有時候我們還是應該以更多的事實來講話，用事實來教育我們的子孫後代，也教育那些曾經做過這些事情，而不做這樣教育的一些人們。

　　我想今後，中、日、韓三國學者在這方面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我們媒體在宣傳事實方面也要加大力度，而不是用一些激烈的語言做譴責，是要用事實説話。在事實基礎上，可能更能在歷史教育問題上統一我們的看法。

　　[李薇]:

　　中國社會科學院有很多的學者，他們很關心近代史上發生在東亞地區的一些歷史事件，分析一些歷史事件的發生，他們很多建議也值得我們今後在歷史研究當中參考。比如從思想史的角度去研究，一個國家或者特定政府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行為？從思想史的角度有什麼樣的基礎？這樣的分析是非常有意義的。這種分析教育我們自己，讓我們自己能夠更清楚地認識對象，也讓教育國也認識歷史。

　　還有一些學者也做了非常好的探討，他們超越了史學研究的固定傳統範圍，而是有跨學科的研究，從文化的角度，甚至從國際關係的角度去研究，從而有利於我們了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歷史事件發生，為什麼戰後形成了這樣一種格局，當時是什麼樣的因素起了那麼重要的作用，以至於這種格局影響到今天的和平，這些問題都是非常值得深刻思考的。我們社科院有很多學者都在探討這方面的問題，也打算著手從更新的角度、更深的層次去研究這方面的問題，我想國際合作局也會盡這方面的努力來完成謀求和平和真正認識歷史的使命。

　　謝謝大家！

　　[謝壽光]:

　　謝謝李薇局長的講話。今天的發佈會，韓國方面的學者、日本方面的學者都引起了高度的重視和關注，下面有請韓方編纂者代表尹輝鋒講話。

　　[尹輝鋒]:

　　大家好，我是代表韓國來參加這次出版首髮式的。今年5月25日，在韓國從容地進行了中、日、韓共同編撰的《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紀念出版會，韓國政府和機關以及各媒體以及有關學者參加了這次座談會；5月27日在日本也舉行了這本書的發行儀式。今天《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出版紀念會順利舉行，我在此致致以衷心的祝賀！

　　各位女士、先生們，我記得19世紀和20世紀因侵略而變得非常不平靜，在東亞日本殖民主義下，戰爭與分裂以及相互對立從來沒有停止過。在21世紀的今天，東亞，特別是中國、韓國、日本三國人民應當從過去的戰爭和矛盾、對立當中擺脫出來，相互協作，開創美好的未來。

　　[尹輝鋒]:

　　為此需要對過去的不友好的關係進行整理，面向未來合作的關係。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日本應當從解鈴還需繫鈴人的角度出發進行深刻反省，希望對在侵略戰爭中受害的人民給予賠償。同時中國和韓國兩國人民也要從受害歷史中走出來，本著寬容的姿態與對方相處和交流，增進相互理解。但日本社會最近反而出現遺憾的事，將過去的殖民地侵略戰爭美化，日本總理參拜靖國神社，從而使問題更加嚴重。

　　中、日、韓三國人民應該攜起手來，共同建設和平與發展的共同體。今天出版這本書，就是過去四年間中、日、韓學者共同攜起手來編纂的歷史教科書，這也是讓青少年了解戰爭的情況。今天借這次機會向日本領導人發出強烈呼籲，對各國的批判，日本首先要和在亞洲三個鄰國的友好關係中解決問題，同時也向中、日、韓三國政府有關人士、媒體和全世界的市民們發出呼籲：保護各國青少年成為東亞和平的守護者，大家也要給予支持和關心。最後我謹代表韓國歷史委員會向三國編纂過程中同苦同樂的同仁致以真誠的謝意！

　　[謝壽光]:

　　感謝尹輝鋒的發言，他代表了韓國學者的心聲。下面有請《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日文版出版社代梅田正己先生發言。

　　[梅田正己]:

　　我叫梅田，是從日本來的。我手裏舉的這本書是在日本出版的。長期處於侵略與被侵略、加害於被害關係中的東亞三國學者匯聚一堂，共同編寫了歷史教科書教材，從漫長的歷史來看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作為一個出版業界的人士，能夠參與到這種有歷史意義的事情中，並出席今天的記者招待會，我表示感謝，同時也感到萬分的榮幸。

　　日語版從6月份發行，到現在正好一個星期。像這種社會科學類的書籍一般發行量從兩千冊開始，但這次出版的這本書，是一個具有特殊歷史意義的書，所以數量比原來增加了兩倍，發行冊是二萬冊。我們最初認為，作為一個出版社來講，如果能出版發行二萬冊的話就是很成功的。但出乎意料的是，當我們向社會發行的時候，從各個書店訂書的電話絡繹不絕，我們的公司非常繁忙，就像一個地方著了火似的特別的忙碌。我們剛剛決定在增加第二版、第三版，現在增加印刷了一萬五千冊。許多日本讀者看完這本書以後給我們來信説，你們真是出版了一本很好的書，這是一部盼望已久的書。有些讀者的來信，剛才步所長也向大家做了一個介紹，看到這麼多的來信，我想中、日、韓三國學者三年來的辛苦到今天總算有一個很好的結果。

　　[梅田正己]:

　　最後我想講一下對歷史認識的問題，我談一下個人的觀點。在日本有一種認識，這種認識是非常頑固的，他們認為根本沒有共同的歷史認識。特別是這次我們出版這本書以後，有些人還強烈堅持這種論調，他們批判這本書。我想歷史認識裏麵包含兩種認識：第一層認識是關於對歷史事實的認識；第二層認識就是對歷史事實如何解釋或者如何評價。像這樣的問題，當然各自的立場不同，肯定會有不同的理解，在編纂這本書的過程中，三國學者也曾經有過多次激烈的爭論。但是我認為共同擁有客觀的歷史史實的認識是可能的，我們這次出版這本書的重點就在這裡。如果我們對歷史的事實有共同的認識，我們就可以進行友好的對話，進而産生相互了解的未來。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因為我們今天出版這本書，從而也邁出歷史性的一步，我希望更多的中國人來讀這本書，也希望這本書的出版將來會成為開創東亞嶄新未來的基礎。謝謝。

　　[謝壽光]:

　　感謝梅田先生非常有見地的講話，也希望提供日本版在日本受到歡迎以及右翼人士批評的情況。我認為三國能否形成歷史的共識，這本教科書的共同編纂是最有説服力的。下面有請國防大學的何理教授講話，大家歡迎。

　　[何理]:

　　我很高興能參加這次會議，我也祝賀很有價值的歷史書籍的出版，我相信廣大的中國讀者，特別是當前關心中日關係是否和平發展的讀者以更加興奮的心情讀這本書，我相信這本書在中國出版會産生很重要的影響。我想這本書的出版是非常好的，中、日、韓三國學者和中、日、韓三國人民在歷史認識問題是可以達成共識的，不像日本右翼那樣。為什麼中、日、韓三國學者能形成共同的認識呢？我認為中、日、韓三國學者和中、日、韓三國人民有一個共同的歷史觀，這就是和平進步發展的歷史觀，這個意識觀和日本少數右翼軍國主義的歷史觀是根本對立的。之所以中、日、韓三國學者和中、日、韓三國人民有一個共同的進步歷史觀，這是因為我們在這個歷史問題上能夠取得共識。同時，由於中、日、韓三國人民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間形成了一個共同的厲害關係，就是反對軍國主義，反對戰爭。由於在長期過程中有一個共同的厲害關係，所以在歷史認識問題上，在基本問題上取得了一致的觀念。

　　[何理]:

　　同時，由於中、日、韓三國人民也有一個共同的歷史願望，就是希望和平，希望進步，希望發展，這是三國人民和三國學者共同的願望。正是基於這樣的歷史認識，在怎樣對待侵害、被加害的問題上很容易取得歷史認識，當然作為歷史觀可以有這樣的看法、那樣的看法，從研究歷史來講可以有各種各樣的解釋，但是最根本的一點就是和平、進步、人道，這從根本上就是對日本軍國主義歷史觀和軍國主義歷史的一種批判。這本書今天能夠順利出版，正是在中、日、韓三國人民和中、日、韓三國學者共同認識和共同歷史願望的基礎上形成的，這是第一點。

　　[何理]:

　　第二點，這本書在現在出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和社會價值。因為當前歷史問題可以説已經不僅僅是一個歷史問題，而是中、日、韓三國國家關係，包括日本政治走向的問題，歷史問題變為現實問題。歷史問題在國際關係中和外交關係中處於這麼重要的地位，我認為這還是很少見的。經過努力，出版這麼一本書，充分説明了中、日、韓三國人民在這個問題上的認識是共同的，願望是共同的。如何正確地解決歷史問題？關係到當前三國關係的發展。這本書的發行對於推進三國關係正常的發展，對於推進亞洲和世界各國的關係是有意義的。所以，再次感謝三國學者共同努力所取得的豐富的和很有價值的成果，也熱烈祝賀這本書能夠公開出版，謝謝大家。

　　[謝壽光]:

　　感謝何理教授的講話。由於今天媒體來得比較多，對中、韓、日三方代表在共同編纂歷史教科書上有關的情況，我想有很多問題要問，所以給出一點時間請記者提問。

　　[北京人物週刊記者]:

　　請問梅田正已先生，中日兩國官方已經表態説需要共同研究中日兩國的歷史，請問你對此事怎麼看？前景如何？

　　[梅田正已]:

　　的確是，現在中日兩國政府決定要共同研究歷史，實際上與韓國前幾年已經做了一個共同研究，韓國學界有一個研究報告。但從結果來看，研究報告表明日韓之間的差異還是比較大的。坦率地説，如果從各自國家的角度出發的話，做歷史研究達成共識是極為困難的。這本書，韓國和日本是從民間角度出發共同編寫了這本書。我希望今後中日兩國的歷史研究能夠取得很好的成果，現在出版這本書，應該説是今後中日兩國共同研究的第一步。

　　[中國國際廣播電臺記者]:

　　我想問一下梅田先生，當時你準備出版這本書的時候是否感覺到有壓力？因為前一段時間日本扶桑社出版了一本新的教科書，在發行當中是否受到右翼勢力的威脅？對這本教課書的銷售，你認為有前景嗎？日本媒體對這件事情是如何報道的？

　　[梅田正已]:

　　的確如你所講的，我們曾經面臨這樣的問題。因為我們高嚴社是很小的出版社，在出版之前開了三次全體社員的大會，我們充滿了困惑，也感到很為難，但最後我們覺得要出版。到今天為止，我們在出版發行過程中沒有受到壓力，我們也做好準備，在今後出版發行當中可能會遇到像你提出的這些事情，我們已經做好了這方面的思想準備。

　　媒體對這本書的報道是極為不充分的，雖然在日本也搞過首髮式，但跟今天相比較，規模只是今天的三分之二。日本NHK廣播電臺報道也只是很短暫的，一些新聞媒體也只是做了很短暫的報道。在這裡我特別要説明一下，剛才我講了這本書在日本銷售特別好，但這不是日本媒體宣傳的結果，而是廣大市民通過自己的嘴互相傳説，互相告訴，從而一起購買這本書，是市民自發購買的，這是要特別強調的。

　　[香港記者]:

　　請問梅田先生，剛才中方已經説這本書叫讀本，不叫教科書。我想請教在日本對教科書有沒有具體規定？這本書是否符合日本教科書的規定？這本書作為教科書的話能否在學校廣泛使用呢？

　　[梅田正己]:

　　這是我們三國學者共同編寫的書，不是歷史教課書，只是作為歷史教科書輔助的教材。由三國學者共同編寫的正式教科書以外的輔助讀物，這是第一次。在日本，尤其是在公立學校，不讓你隨便選擇歷史教材和歷史讀物，這都有嚴格的限制。我們出版這本書最初的設想是這樣的，我們把這本書的讀者對象設定為廣大的市民，也就是成人，在成人理解這本書後，由向自己的孩子傳授自己的歷史認識，這是最初的設想。

　　[中國日報記者]:

　　剛才梅田講到日文版的銷售，能否透露中文版的印刷量和韓文版的印刷量，因為今天是中文版發佈會，除了首批印發量以外，能否估計到還有多少讀者會用到？

　　[尹輝鋒]:

　　我向大家彙報一下韓國出版的情況，現在在韓國已經印刷了2萬冊，這在韓國歷史書籍出版當中也是相當可觀的事情。我們在7月份將第二次再版。韓國政府非常的支持，希望通過企業贊助的形式，來向學校捐贈，最好把它發展成為歷史輔助教材。

　　[謝壽光]:

　　我來回答一下中文版的有關情況，我們首印是二萬冊，到今天可以説，這二萬冊可能在兩天之內全部發出去。中文版到底有多大的量？會形成一個什麼樣的情況？我不好妄加判斷。因為我國的圖書市場確實不如韓國，也不如日本那麼成熟和規範，我們作為一家堅持走嚴創、高端的出版社，我們不想有意識地去炒作某些書。由於這本書是三國學者共同編纂的歷史性讀本，以史為鑒、面向未來，對中國那麼大的圖書市場，將來它的銷售前景確實不好預測。

　　這裡面還有一個因素就是中國的書業不是特別的發達，在這本書的編纂過程中，尤其到後期階段，中國有相當一部分的媒體顯示出非常強烈的敏銳性。但出版業自身的媒體非常的遲鈍，到今天為止，我們的編者、我們的專家沒有接受到關於像書業媒體的採訪報道，對於這個問題，可能也是我們作為出版者對推廣工作做得並不是很理想。我做最保守的估計，按照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作為高端産品，通過我們的渠道，如果有政府因素介入就另説了，完全按照市場自由的選擇，應該在十到二十萬的銷售量。日本在一週之內是兩萬冊，接著又加印了。我希望中國的企業能參與到這件事，能夠採購這樣的書，至少能夠贈送給中西部比較欠發達地區的中小學生，可能形成的效應就會更大，當然有賴於媒體的支持。看到今天這樣的場面，我的信心是大增的，後面印刷量和發行量也不只是一二十萬，也可能是一二百萬。謝謝你提這個問題。

　　[中國日報記者]:

　　是否全部是商業運作？

　　[謝壽光]:

　　全部是商業運作的。到目前為止，中國社會科學院在研究方面給予了資助。這本書完全是靠研究者，在這本書編撰過程當中遇到很大困難，比如資金的問題，我想這一點編纂者的體會會更深。

　　[北京晨報記者]:

　　就發行問題我問一下，中方的版本，剛才説希望企業界贊助，然後把這本書向學校捐助，作為歷史讀本的話，是否有一些學校向我們聯絡這本書，他們是否有一些想法，希望能夠作為教材？

　　[謝壽光]:

　　這不是一本教科書，是一本教材的讀本，是一個輔助性的讀物。當然，輔助性的讀物，無論內容質量，還是體現的以史為鑒、面向東亞三國未來的思想，這是非常值得推薦給廣大青少年的，甚至所有中國人都來閱讀的。我們會通過舉辦一些活動，而且已經有一些省市的學校，包括教育主管部門表示過意願。這本書今天剛剛發行，以後你還可以隨時跟蹤報道。

　　[中國網記者]:

　　我想問一個稍有點超前的問題，眾所週知，日本很多人對歷史問題認識不清，有很多右翼分子，這與美國當時出於冷戰目的而對日本進行的包庇、縱容有很大關係。實際上，目前西方仍有很多民眾和媒體對東亞歷史問題認識不清，台灣還有一些人去日本參拜靖國神社。我想問一下，你們有沒有想把這本書以及其中體現的觀點進一步向國際上推介，比如説把它翻譯成英文版、法文版等等，有沒有向海外發行的計劃呢？

　　[步平]:

　　已經有外面的出版社要求把它翻譯成英文、中文繁體字和世界語，有三家出版社都和我們聯絡了，正在商談之中。

　　[謝壽光]:

　　補充一下，如果翻譯成英文的話，成本會比較高，我們會進一步商量。可能沒有一個出版社説自己來翻譯，最好由三家一起來翻譯。至於繁體中文版，昨天接到的電話就説要出繁體版；還有一個情況，台灣對簡體版的銷售已經不成問題了，出版社有很暢通的銷售渠道，估計在很短的時間內，台灣民眾也能看到中文簡體版的版本。

　　[中華讀書報記者]:

　　我先澄清一下，作為行業媒體，我們已經採訪了步平先生，會安排報道。第二個問題，請你解釋一下書的封皮上的圖是什麼意思？不知道有什麼特殊含義在裏面。

　　[步平]:

　　三國的封皮是一樣的，這是由韓國編者構思的，三國學者開展了三年討論，三年之中，每年要進行三國青少年的歷史交流，所以也反映了三國青少年的歷史交流情況。

　　[新加坡記者]:

　　中日韓三國有多少位學者參與了這本書的研究和編寫？第二個問題，有一種看法是：這本書的象徵意義比實際意義大呢？

　　[步平]:

　　多少學者參與，書後面都已經有了。剛才你説到象徵意義，編寫過程的意義很重要，因為提供了一種模式，三國學者在探索共同認識的道理，而不僅僅是象徵意義，也不僅僅是因為當前形勢下推出這本書。三年前我們構思這本書的時候，形勢還和現在不一樣。希望今後雙方相互交流、溝通，加強歷史認識的意義可能會更重要。

　　[南華早報記者]:

　　編寫者在編寫過程當中有什麼遺憾？三方的編寫者在編寫過程中還有什麼比較大的爭執，比如關於南京大屠殺數字方面的，請步老師舉個例子。

　　[步平]:

　　要説遺憾，有很多遺憾。雖然這本書編寫了三年，但出版的時候覺得還有很多話需要討論，因為沒有那麼多經費，每次到一個國家開會的時候總是二到三天，非常的緊張，分為四個組，甚至討論到淩晨還有很多話，沒有辦法，還要出。比如最後的年報，日本和韓方的年報都登上了，而中方的年報還來不及做上去，這裡還有具體問題，需要探討。剛才談到有些問題寫上去了，比如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數字問題，比如關於日本侵佔韓國的過程寫得很清楚，不是合併，是強佔。如何評價它？韓國學者和日本學者還沒有達成一致意見，所以沒有寫上去，以後對於這種問題會繼續討論。

　　[新京報記者]:

　　從出版時間來説，是否有一個特別的安排？包括南京大屠殺，出現了對於歷史教科書相對應的語言，是否體現了和歷史教科書相對應的呢？

　　[步平]:

　　關於時間安排確實有一點考慮。日本歷史教科書的審批制度是每隔四年審批一次，2001年的教科書，也就是05年的教科書是要重新審定的。2002年開始考慮這本書的時候，是想在2005年，也就是扶桑社教科書的改訂本的時候也同時出版這本書，這就是我們開始的考慮。

　　第二，我們沒有完全針對扶桑社的歷史教科書，也是完全從歷史事實出發考慮的，沒有針對哪本書是我們的觀點。我們考慮這本書的提綱最開始是按照歷史事實的發展來考慮的。

　　[香港有線電視臺記者]:

　　步教授，這本書界定為讀本，不叫教科書，當中的原因是什麼？中、日、韓以後合作編寫歷史教科書的可能性大不大？

　　[步平]:

　　很簡單，中國的教科書編寫是有一定規範的，由教育部組織編寫。我們這項工作完全是三國學者共同進行的，從學者層面自發組織的，所以不可能把它作為教科書。

　　第二，將來有沒有可能作為教科書？大家知道每個國家的教科書都是由本國編寫的，由幾個國家的學者共同編寫教科書的體制我還沒見到過，不知道今後教育部對這事或者其他國家有沒有這樣的先例。

　　[新京報記者]:

　　第一，剛才步平所長已經講到三國學者最大的差異是歷史觀，體現到書裏有具體的例子，剛才説到南京大屠殺的人數，大家手上都有這本書了，在具體地方還有什麼差異？第二，中文版面對的是中國的讀者和學生，與歷史著作有什麼差異？是否只增加日本和韓國的部分，在別的地方還有什麼區別？第三，既然歷史觀有很大差異？這本書在編寫的時候更多是讓事實來説話，我看了書裏面，事實的列舉還是不太充分。其次就是它的資料來源沒有説明，也沒有一個具體的索引，謝謝。

　　[步平]:

　　第一，我想糾正你剛才説的話，我剛才沒有説過三國的學者有不同的歷史觀，我説的是三國學者的歷史觀是共同的。我們總説中國的歷史觀、日本的歷史觀，我覺得這種説法是比較模糊的。對日本來説有不同的歷史觀，可以非常簡單地劃為左、中、右，這是不確切的。在這個問題上不存在與基本歷史觀的差異。

　　差異在哪？在社會背景不同、環境不同，我們在有些問題了解不太一樣，這有差異，這種差異是要討論的。剛才討論到的人數問題也不是歷史觀的問題，也不是三十萬、二十萬就是歷史觀，這是要特別強調的。無論是三十萬還是二十萬，我們強調的就是：這是日本的屠殺，這是毫無疑問的。

　　[步平]:

　　第二，關於中文的教科書，這本書不是中國的教科書，所以也很難和中國的教科書來比，這樣比也不太準確和客觀。如果這樣比的話，我們這本書同時寫了三國，和單獨寫一國的情況不大一樣，視角拓寬了。你談到充分的問題，我希望寫一本更充實的、分量更大的書。因為我們面對的學生是青少年，如果學一本學術性很強、資料很充實，引經據典的書，他們讀起來很困難，這是從這樣角度來考慮的。我們也有資料，面對中學生的教科書也會加上很多注解，而這本書沒有加。

　　[中國教育報記者]:

　　我想請教一下中方和韓方的代表，我們這本歷史讀本跟各自國內的現行教材在歷史觀上是完全一致的嗎？如果有差異的話，具體有哪些差異？

　　[步平]:

　　請問你所説的歷史觀是指什麼概念？

　　[中國教育報記者]:

　　就是歷史事實的基本方面。比如我們原來對歷史事實在教育和宣傳方面做得很不夠，我想做得很不夠是否因為存在差異呢？

　　[步平]:

　　我猜測你説的歷史觀可能是指對戰爭性質的判斷，比如説日本侵略了中國還是日本沒有侵略中國，就這個點來説，我們和我們的教科書在這個問題上是一致的，沒有差異。但是在有些事實的描寫上可能有一些差異。

　　[中國教育報記者]:

　　對歷史事實報道方面，你認為這本讀本比現行的教科書或者原來的歷史書做了哪些更進一步的工作呢？

　　[步平]:

　　我希望還是不要把我們這本書和教科書比較，因為我們的性質不一樣，我們使用的情況也不大一樣，為什麼非要比較這個問題呢？我覺得很奇怪。我們沒有否定我們的教科書呀。

　　[李泰永]:

　　我是韓國國際教科書編纂研究所的李泰永教授，我現在是清華大學中韓歷史研究所的所長。關於國際教科書共同開發的問題，我在這方面已經努力了15年。大家在沒有對歷史進行清算的狀態下，三國的學者能夠坐在一起，應該説意義是非常重大的。應該説，這本書對東亞的和平是具有非常重要意義的。當然，關於歷史教科書問題，不僅僅是歷史學者的事情，只是學者的努力是不夠的，政府應該直接參與進來。

　　[李泰永]:

　　在歐洲，我們可以看一下歐洲的經驗，歐洲及德國對歷史就反省得非常好。歐洲在達成共同歷史方面，德國和波蘭做得非常好，開始的時候，德國和波蘭只是在學者的層面進行研究，其成果並不顯著。如果説取得非常大的成績，在1972年的時候，德國總理葛蘭特來到波蘭，以下跪的方式進行了道歉和反省。東北亞的情況也是這樣的，因此三國進行合作的話，日本政府首先要出來給予支持。如果政府不予以支持，三個國家的學者再努力也只是低層次上的一種交流。在葛蘭特之後的一位德國總理叫匈米，作為前總理現在依然在世，他訪問日本的時候多次提到，對黑暗的歷史進行反省，實際上對一個民族的自尊心沒有任何損傷。如果現在日本首相到中國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進行反省和道歉，對韓國統治36年進行道歉的話，東北亞的合作將會非常有前景。就歷史教科書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是對歷史的一個清算。在清算歷史過程中，不僅僅要編纂歷史的教科書，而且日本的政府應該出來予以支持、理解。謝謝諸位。

　　[記者]:

　　中文版出版之前是否經過中國政府的審查，是否提出修改的意見和要求？

　　[謝壽光]:

　　這是一本三國學者歷時三年共同編纂的書，不需要經過政府審查。作為出版者自身，我們也有專業的編輯，和編纂者有共同的認同感，所以形成這樣的一個成果發佈會。不是所有的書都需要審查的。

　　今天的發佈會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責編：逯娜 　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