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會客廳]松岡環──南京大屠殺取證人 

央視國際 (2005年05月25日 16:51)

　　CCTV.com消息（新聞會客廳）：

　　主持人：觀眾朋友您好，歡迎收看《新聞會客廳》。一個普通的日本女性來到中國南京，收集南京大屠殺的證據，她想把真相告訴給日本的老百姓。

　　南京大屠殺倖存者丁奶奶：

　　他們説日本人抓姑娘，我們就跑到女子大學去了，就跟她們講你們不能出去啊，出去會引鬼子來的。

　　在南京，像丁奶奶這樣，擁有這段血淋淋記憶的老人已經不多了。那些還健在的，多數也不願意再回想起當年家破人亡的慘狀。

　　今天，再次勾起丁奶奶傷心回憶的，是一個日本的女教師──她叫松岡環。

　　松岡環是日本大阪的一名小學教師，今年58歲了。她這次來到南京，請丁奶奶講述當年那段大屠殺的歷史，並將其拍攝下來。是為了回去後，能讓更多的日本人了解那段歷史的真相。這回，是她第40次來到南京。

　　而她第一次到南京，是在17年前。

　　松岡環：

　　我當時在紀念館裏大概待了有兩個小時吧。印象最深刻的嘛，是一張李秀英的照片。就是李秀英懷孕時，被日本兵戳了37刀的那張，她的臉腫得像一個大臉盆，就那樣躺在床上。

　　當時，我正好趕上李秀英本人在紀念館講述她受害的過程。我在聽她講述的時候，一直是深深地低著頭，握著筆的手不停的在顫抖，我根本不敢抬起頭來看她。

　　我記得當時有人問李秀英：“如今你再看到日本人，是什麼感覺？”李秀英當時回答説：“我直到現在看到日本人都會渾身顫抖、我非常恨他們。”聽到這話，我的心靈受到了強烈的震撼。這麼多年過去了，她還是不能忘記。日本人給她的心靈和身體帶來多麼大的傷害啊，以至於她對日本人的仇恨是那麼深。

　　第一次南京之行的所見所聞，對於松岡環來説是聞所未聞的。

　　這些意外的發現改變了松岡環的生活重心，她開始利用每年的寒暑假到訪南京，蒐集大屠殺受害者的證言證據，並盡可能地把真相告訴給自己的學生和更多的日本民眾。

　　然而，對一些大屠殺的倖存者來説，提起那段悲慘的經歷，是很痛苦的。面對來自日本的松岡環，他們大都心情複雜，不願再説起那段過去

　　在採訪中，有時陪同的翻譯一説日本人來了，有的老人就會説：“啊，日本人，太可怕了！”立刻就把門關上了，不肯開開。

　　讓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個姓徐的大爺，當時我去了他家，他一看就説，你是日本人吧，走走走，趕緊走，一看到你們這些日本人我心臟就受不了，你趕緊回去吧。我就跟他説，給我一點點時間就行，哪怕你跟我談幾分鐘也行，我就反復的跟他講。後來，他終於跟我講了，他躲在一個地方，看到很多人被殘忍殺害的場面。

　　當時聽到他講那些痛苦的過去，我心裏也感到非常難受，在這個採訪中我不知道哭了多少次，聽著聽著就流出眼淚來。

　　經過幾年的努力，松岡環得到了180多位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的證言，在將這些證言結集出版後，她還邀請了許多倖存者到日本講述大屠殺的真相。

　　可是儘管如此，在日本國內，還是有人不肯相信，認為這些受害方的證人證言都是捏造出來的，於是，松岡環開始在日本尋找一些當年參加過侵華戰爭的老兵，請他們講出歷史的真相。

　　幾年的時間裏，松岡環陸陸續續地蒐集到了250多個老兵的證言。這些證言結集出版後在日本社會産生了巨大的反響。與此同時，這個日本女教師也引起了日本右翼團體的反感。

　　我們曾經在兩天內接到了130個電話，這130個電話當中有絕大多數都是右翼團體的人罵我們的，有的接了電話就沒有聲音，進行騷擾的，有的直接就講南京大屠殺是胡説八道，還有人乾脆就罵我：“你還是日本人嗎，幹這種事情？”

　　儘管如此，這個探求歷史真相的日本女教師還是用自己獨特的方式，把自己民族曾經犯下的罪過記錄了下來。越來越多的日本民眾通過松岡環的書了解到了歷史的真相。

　　主持人：給大家介紹松岡環女士的兩位朋友，中央電視臺駐日記者孫寶印，9.18愛國網站主編吳祖康。寶印見過她嗎？

　　孫寶印：我見過，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2000年的1月23號，當時在大阪舉行大阪的和平中心舉行“南京大屠殺是20世紀最大謊言”那個右翼集會，那一次我見到松岡環，她參加到抗議人群當中去，當時她拿一個喇叭，向參加會議的所有人喊話，右翼人在罵她，罵她是中國的爪牙。這種壓力對她來説都是小菜一碟了，她的壓力應該比這要厲害得多。

　　主持人：在日本她受到這麼多非議，甚至聲討，她的學校為什麼會同意她做這樣一件事情？

　　孫寶印：像日本小學教師，所有的小學、中學、高中公立的教師應該都是國家公務員，國家公務員有相應的一些權利，一個學校不能隨意解雇一個國家公務員。另外一點，在戰後日本的教育界對戰爭的反省還是很強的，尤其是歷史教師這個層面，他們對歷史的反省比較深刻。

　　主持人：孩子的家長對於松岡環教他們的孩子，他們是什麼樣的態度？

　　孫寶印：不是所有的教師都像松岡環這麼堅定，現在日本社會對歷史觀的看法，至少有三個不同類型，一類就是像松岡環這樣堅定，能夠站在受害人的角度來思考戰爭，反省歷史，這些人在日本不能説很多；死抱著過去那種大東亞聖戰觀的人，持這種頑固思想的人也是一少部分；真正大部分人像一個棗核形的，有一個基本的和平觀，認為戰爭是不應該的，這種人容易受到整個國家的政策左右。

　　儘管在日本國內，有著松岡環這些認真對待歷史的民眾，但是拒絕認罪，抹殺歷史的日本右翼團體的勢力還是十分強大。他們一方面用各種方式宣揚他們的主張，另一方面，他們把有良知的日本人看作眼中釘，極力阻止他們對真相的探詢。

　　松岡環：一些右翼團體曾經到我工作的學校門口散發傳單，傳單上面寫著各種各樣罵我的壞話。比如説，這種人不能做教師，要學校開除我，説我沒有做教師的權利等等。

　　有一次，我們在大阪一個會堂裏面舉行南京大屠殺證人集會，他們右翼團體的十幾輛的宣傳車就在外面開來開去，用高音喇叭擾亂我們的會場。

　　現在我一個人，特別是單獨行動的時候，我還是比一般人要注意的，警惕性比較高，時不時地回頭看看後面有沒有一些陌生的人跟蹤，或者有沒有一些不明的汽車突然過來。有的時候我在站臺上等車，我一般不會站在第一排的第一個，我都是在後面，我怕有人把我推下去。

　　除了對松岡環組織的了解真相的集會進行破壞干擾外，這些右翼團體還不斷地對松岡環這樣的日本人進行恐嚇和人身威脅。

　　主持人：這些都是右翼勢力的一些活動。

　　孫寶印：日本右翼團體有比較明確的界定，他所謂的宗旨就是保皇，或宣揚國粹主義。有些右翼團體實際上是黑社會，為了贏得合法的外衣，最後註冊為一個右翼團體，這樣的數字據説在日本有一千個，人數近十萬。真正活躍的，大概是數百個這樣的團體，有一萬多人。

　　主持人：松岡環説，在她家附近有一天有好幾輛車圍著她的住宅一直拿著個大喇叭在喊。除了高音喇叭，會不會有些更極端的做法？

　　孫寶印：右翼團體的源頭不一樣，有的承襲了戰前右翼團體的衣缽，一直持續到現在，有些戰後新出來的右翼團體，共通特點就是虛張聲勢，比如把宣傳車涂成黑色，把外殼糊得很嚴實，弄上這種鐵的柵欄，給你感覺壁壘森嚴，而且音量調得很大，放戰前的日本軍歌，主要是從氣勢上壓倒你，給你一種威懾力。實際上説實在的，一般民眾對右翼團體的感覺，心理上很反感，因為它畢竟是在大街上製造噪音，堵塞交通。但我覺得更可怕的是，如果一個社會整體上有一種右傾的動向，那是看不見的威脅。

　　主持人：現在看起來日本有一個潛規則，許多侵略過中國或亞洲其它國家的日本老兵選擇沉默，有人會用日記把自己做的事情記錄下來，但是沒有公開來講。

　　孫寶印：從社會結構來講，真正反省的人的確不是很多，實際上如果曾經幹過惡事殺過人，可能他最後只有三種選擇，一種就是一輩子做鬼，已經做了鬼，那就把做鬼這件事正當化，心裏獲得一種平衡，這就是我們現在每年在靖國神社看到的這些人。還有一種就是反省，反省是很痛苦的。有一個老先生住在京都，自己當年是一個小指揮官，指揮過好多日本兵刺殺婦孺，在一天之內刺殺了許多人。有一次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他把這段歷史重新回顧了一下，結果病倒三個月。回憶讓他九死一生，回憶本身對他來説太痛苦。而第三種選擇，就是保持沉默。你沉默的話，你可以平平安安地過你的日子。選擇慢慢遺忘過去。

　　主持人：松岡環本來不了解這段歷史，經過慢慢發掘，了解越來越多的過去，她內心裏的戰爭一點不亞於對於外部勢力的鬥爭。

　　吳祖康：揭自己民族的短，自己否定自己。到上海跟她聊了聊，她説你放心，這幾年下來她已經習慣了，雖然走路有點神經質了，回頭老看後邊，沒人她也回頭看，等車要站在什麼位置，家裏窗戶是雙層的，電話號碼從來不能披露，丈夫去年12月份已經去世了，好在兩個兒子特別支持母親，如果她沒有家庭支持，她這個人肯定就垮了。

　　對於松岡環來説，家人的支持給了她莫大的安慰。使她能夠將蒐集南京大屠殺倖存者證人證言的工作進行下去，並長達17年之久。

　　松岡環：“當然我也有情緒低落的時候，但我覺得一個人還是應該盡可能地往前看，如果不往前看，我都難以想象我會怎樣。”

　　的確，對南京大屠殺這段歷史的探詢需要很強的心理承受力。64年前，一位曾經在南京親眼目睹了這段歷史的美國女性，在以後的歲月中，就因為無法平抑內心的痛苦而自殺。她叫明妮?魏特林。

　　1937年12月，南京陷落。當時正在金陵女子大學任教的美國人魏特林小姐留了下來，她和二十幾名西方人士一起，將金陵女子大學改造成了旨在保護平民的國際安全區。

　　在這裡，魏特林收留了許多中國婦女，使她們得以免遭日軍的蹂躪。但是每天，她還是要眼睜睜地看著更多的婦女在她面前被帶走。魏特林很清楚等待她們的是什麼，可是她卻無能為力。

　　作為一個虔誠的基督徒，魏特林篤信上帝，相信人性的真善美。但在現實中，每天，她都要目睹這些赤裸裸的獸行和毫無羞恥感的犯罪。她看到的，卻是人性中最醜惡的一面。

　　在南京待了3年後，魏特琳回到了美國。在南京目睹的種種暴行使她患上了憂鬱症。不久，魏特林用煤氣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時隔60年，研究南京大屠殺歷史的美國華裔女作家張純如這樣評價魏特林的自殺。

　　張純如：“魏特林也是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儘管她是在回國後用煤氣自殺，但當日本兵在南京對中國人民犯下滔天罪行時，她的心裏就已經受到了極大地傷害，當她乘船返回美國時，她曾經幾次想投海自殺，毫無疑問，南京所發生的一切，讓她感到無法再活下去。”

　　1997年，張純如寫的《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一書在美國出版，在書中，對於魏特琳當時的心境，她是這樣寫道：

　　“天天面對日本人的殘暴行為，一個脆弱的、疲憊的女人永遠無法恢復其身心所受的創傷，這一切很少有人知道。”

　　正如書中所寫，在當時，很少有人知道魏特林在承受著什麼。同樣，在今天，也很少有人知道張純如在調查 寫作的時候承受著什麼。

　　她選擇了以尋找南京大屠殺真相為己任，她就不得不整天面對人性的陰暗面，面對肆意的殺戮，面對血淋淋的事實，不得不孤獨地與殘酷的真相和現實的謊言鬥爭。

　　2004年11月9日，張純如跟魏特林一樣，結束自己的生命，又一個無法忍受醜惡的女子離開了人世。

　　吳祖康：你別説她們，我都有這個感受，我們在前幾年為了查找證據，包括視頻，還有南京大屠殺的整本畫冊，花崗勞工的整本畫冊，還有一些慰安婦的，兩三個月腦子裏全是這個東西，做夢都是屠場的圖片，確實對心靈是很大的刺激。

　　孫寶印：我想張純如的自殺，她寫作過程中可能多次出現對人性的絕望。我知道一個日本年輕人叫熊谷申一郎，他辦了一個組織，叫做繼承撫順遺跡之會，就是説我們的撫順戰犯管理所把一千日本的戰犯從鬼變成人。他是一個日本大學畢業生，出於偶然的因素，他了解到這點，跟這些從中國回來的老兵做了些接觸，親耳聽到他們講當年在中國的暴行，他説，這幾乎就摧毀了他對人和人性的基本信賴。他説對這種罪行加以掩蓋的話，是對人性的再一次摧毀，而這更讓人絕望。

　　孫寶印：不過我相信他們自己內心有一種昇華，小野寺孝利律師曾説，別人罵我不是日本人的時候，罵我不愛國的時候，我總是要很自信地説，我其實是最愛日本的，我做這個事情不是為了不單純是為了中國，不單純是為了中國的受害者，我同時更是為了日本。

　　吳祖康：對他的民族負責，對歷史負責，只有這樣日本人才能回歸到亞洲和平的大家庭，否則他永遠是亞洲的一個異類。

責編：辛梓 　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