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書記的政治遺産:在呼和浩特最後493天
央視國際 (2004年11月27日 18:32)
新華網內蒙古頻道消息:《瞭望東方週刊》記者程瑛、湯計、張雲龍/呼和浩特、包頭、通遼報道: 25歲當公社黨委書記,32歲擁有副廳級職銜,48歲任省部級高官——牛玉儒最清楚,手中不斷加重的權力該怎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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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是原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書記牛玉儒的52歲生日。
3個月前,牛玉儒因結腸癌肝轉移病逝在任上。這個生前被形容為“工作像救火一樣”、一年有200多天到各地調研、視察、洽談的蒙古族漢子,這個生日終於可以安穩地歇在家裏。
牛玉儒辭世一週後,家人清理了他的辦公室。整整20箱書,是他留給親人的遺産。
玉泉區石東路小學57歲的美術教師黃小良,8月底起一連給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寫了3封信,以市民的身份建議學習牛玉儒,“應該像當年學孔繁森那樣”。
黃小良仔細算過,牛玉儒在市委書記任上一共493天,16個月,平均每個月招商引資20項。“我姐姐的退休金從200多元翻了一倍,我自己的工資從1200元漲到現在的將近1900元,我家門口的小巷子第一次裝上了路燈。”
一場秋雨剛過,呼和浩特市大街邊鋪排著小青磚的人行道很幹爽。這種10多厘米厚、滲水力強的小青磚被呼市市民稱作“牛玉儒磚”——他們的市委書記精心選中這種實用的地磚,取代了以前那種一壓就碎、雨雪天打滑的紅色薄瓷磚。
車行在雙向8車道的新華大街上,出租車司機烏建軍顯得很驕傲,“前面的濱河公園夜景很漂亮,很多外地人專門來看,都説呼市變化大得不敢認,不再破破爛爛、小鼻子小眼地像個嘎查(村莊)了。”
迅速“長大、長高、長胖”的塞上青城,深深烙下原市委書記牛玉儒的印記。而這個從內蒙古東部的貧寒之家走出的“巴特爾(英雄)”,這位20多年間從公社黨委書記走上副省級高位的民族幹部,身後留下的,自然不僅僅是那些改變了模樣的大街、樓群和廣場。
謀事不求官
2003年4月初,時任內蒙古自治區副主席、主管外經貿的牛玉儒,在中緬邊境考察時接到了出任呼和浩特市委書記的任命。
彼時自治區的外經貿剛剛實現了牛玉儒2002年提出“三個2”目標——外經貿出口額達到20億元,招商外資2億美元,吸引內資200億元。“正是工作順手的時候。”
自治區黨委書記儲波最清楚,這次“平調低任”的人事變動“不是那麼簡單的事”。
儲波坦率地告訴《瞭望東方週刊》,接手這個職位困難顯而易見:
第一,副主席分管某幾方面,擔負的責任比市委書記間接得多;
第二,呼市作為自治區首府,干預、關心、過問的人很多,工作不好做。
儲波估計牛玉儒也會有思想鬥爭,就先給他“放風”。正式談時牛二話沒説,愉快接受。“如果一個人有私心,考慮個人利益比較多,肯定不願意幹。”
據説當時牛玉儒並非第一人選。“儲波書記欣賞他能打硬仗,不講條件,素質全面。不管多麼複雜的問題只要交給他心裏就‘托底’。”自治區黨委秘書長任亞平説。
“首府要‘首’起來,並且要在西部12個省會、首府中位居前列。”這是儲波期待愛將牛玉儒打贏的硬仗。僅僅8個月後,SARS疫情緊繃的呼市,當年GDP超過400億元,24.9%的增速居全國27個省會、首府之首。牛玉儒還提出,全市到2007年經濟總量、財政收入和城鄉居民收入在2003年基礎上翻番,綜合經濟實力和人均收入水平居5個少數民族自治區首府城市第一。
對於“仕途平順”的牛玉儒來説,這樣的考驗並不鮮見。
1996年11月,牛玉儒從自治區政府秘書長的位子調任包頭市長。這又是一次“平調低任”。
與牛玉儒共事多年的自治區人大原主任劉真説,做了3年半區政府秘書長的牛玉儒剛到包頭上任時,背後有種種議論和猜測:犯錯誤了?領導不喜歡了?他卻不以為意。
當年5月包頭剛剛經歷過6.4級地震,城市重建成為第一要務。作風乾練、抓城建、注重招商引資的牛玉儒,一時被稱作“牛魔王”,甚至有匿名信反映他在城建工程中有“問題”。
牛玉儒並不過多解釋。到2000年9月,包頭市完成的居民樓房建設面積相當於前46年的總和,城市綠化覆蓋率達30%,當年獲評“迪拜國際改善居住環境最佳範例獎”,並在2002年獲得“聯合國人居獎”。他在任的4年間,包頭的GDP從146億元增加到248億元。
自治區黨委書記儲波對“牛魔王”這個外號讚許有加:“在有些人回避矛盾、當老好人的情況下,就是需要這樣敢於拍板、敢於攻堅克難的幹部。”
與牛玉儒交往共事十幾年的任亞平説,只要給他一個崗位,他就非常珍惜手中的權力,“他想的總是竭盡所能把事情辦好”。
“牛玉儒思路”
1952年出生於通遼一個普通幹部家庭的牛玉儒,18歲插隊,1年後被哲裏木盟革委會選中當通信員,當時他給人印像是“眼快,手快,腳快”。
1977年,25歲的牛玉儒到當時通遼最貧困的莫力廟公社任黨委書記,把一個最後進的生産隊的勞動日分值,從6分錢提高到1.2元。
1980年前後,他開始給時任哲裏木盟(今通遼)盟委書記的石光華當秘書。並在1980年5月隨升任自治區政府副主席的石光華來到呼和浩特。32歲時,他已是自治區紀委副秘書長。隨後歷任自治區政府副秘書長、秘書長,直至調任包頭市長。
現任自治區高法院長的王維山,與牛玉儒相識于1980年,當時兩人的辦公室桌子頭對頭。王維山回憶説,當年的牛玉儒一身藍的卡嘰布衣服,懶漢鞋,綠色軍帽,特別單純樸實。
牛玉儒擔任自治區政府秘書長後,一次陪自治區政府主席視察烏蘭查布盟,在最貧困的化德縣,縣委書記為了展示發展鄉鎮企業的成績,把家庭式生産的個體刺繡業者全集中在一起做樣子。主席發現後很生氣,縣委書記惶恐萬分,幸虧一旁的牛玉儒幫忙解圍。看到縣委書記坐著借來的客貨兩用車,牛玉儒還提醒主席,回去後特別給這個縣撥了一輛吉普車。
“他能看出形式主義,但也能理解基層幹部的苦衷。”王維山説,“作為秘書長,他總是表現得很理性,從來不‘趁風揚土’。”
任秘書長的牛玉儒把“大管家”的協調能力發揮到極致。下屬説,他常常“開門辦公”,辦公室裏整天人來人往,“熱鬧得像集市”。而他對於別人的請求總是根據實際情況,盡力協調,辦完後又親自打電話告知對方。
按慣例,“一把手”為了避嫌一般不跑招商引資,但是牛玉儒不這樣看,他認為一把手出面才顯得力度大。
到呼和浩特市工作不久,他就主動到自治區人大、政協彙報呼市的城市建設規劃,交代自己的思路,主動爭取區人大、政協的監督和支持,贏得老同志的理解。這一破天荒的舉動“效果奇佳”,為呼市未來城建中協調與自治區各機關的關係做了鋪墊。“牛玉儒非常會做工作。”任亞平説。
幾乎是看著牛玉儒走上仕途的原內蒙古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劉真,不記得牛玉儒這些年有過什麼抱怨。“都説他發展得很順,其實他也總為人事關係困擾,為了做成事,他常常委屈自己。”
用權於民
2003年4月的一個傍晚,呼市新世紀廣場,一位中年人招手上了交通出租公司司機王玉海的車。“他讓我隨便走,我以為是外地人呢。”王玉海説,“我説呼市沒看頭,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終於建成大嘎查了。他聽了哈哈大笑,問我還有什麼意見。我問他幹啥的,他説叫牛玉儒,是新來的市委書記。我一驚把車停在了舊城大南街路邊,仔細看了看他,説,你在包頭幹得不錯,能不能把呼市建得像包頭那樣?他笑了,問我哪條路最堵車,道路應該怎麼拓寬?拉著父母官轉悠,那天我特高興!”
在呼市,像王玉海這樣拉過市委書記牛玉儒的出租車司機不少。上任20多天,牛玉儒就騎車、打車將全市的300多條街巷走了一遍。“他對呼市的每個角落比我們城建部門還熟悉。”建委主任孫建華説。
牛玉儒被稱作“城建專家”,在他眼裏,廣場、馬路、公園、住宅小區,不是“政績”、“形象”,而是關係百姓的切身利益。
很少發火的牛玉儒,一次在便道硬化工地發現質量有問題,他大聲嚷起來:“百姓的血汗錢每一分都要花好,財政好不容易擠出錢來,你們弄成這樣,良心何在?”
“給百姓做事要到位,要認真。我要一條路一條路地驗收。”牛玉儒説。
孫建華經常接到他的電話,為了一個突起的井蓋,一段“不太順眼”的護欄,或是盲道上的電線桿。“到現在一做夢耳邊還是他打電話的聲音。”
呼和浩特市的路曾經也是“拉鏈路”,市民編了順口溜:地下埋著幾百萬,沒事拉開看一看。牛玉儒要求道路整修要出精品,不擾民。
5月間他手術後孫建華去探望,他卻牽掛著一條正在改造的馬路:“一定要快一點,不要拖到年底,老百姓出出進進一頭的土。”他氣息虛弱,説説停停。
“牛書記抓城建不搞花架子,他是把城市當作自己的家來裝點。”從包頭起就與牛玉儒共事的孫建華説。
在他到包頭任職後,和市委市政府一班人共同奮鬥,包頭的城市建設以震後改造為契機,全市形成經濟適用住房1300萬平方米,人均建築面積從1996年前的6.8平方米達到2000年的22.4平方米,解決無房戶、住房困難戶20萬戶,中低收入家庭基本實現居者有其屋。包頭市獲頒聯合國人居獎的原因就是“改善低收入階層居住條件”。
呼市財政局長銀孝記得很清楚,牛書記上任剛一個月,就提出要調整當年的財政預算,連續3年提高幹部、離退休人員和低保人員的補貼,幹部漲工資第一次實行“大鍋飯”。
牛玉儒的骨灰從北京運回呼市那天,清晨6點已經有不少市民等在路邊;葬禮那天下著雨,出租車司機、退休工人等3000多市民自發趕來,聚集在弔唁廳門外。
“百姓的認同是真正的認同。”儲波説。
“伯樂相馬”的標準
2004年呼和浩特市“兩會”啟動新一輪班子調整:下轄9個旗縣有7個調整了一把手,一共動了189個幹部。
“這次調整五大班子都動了,動靜不算小,但是因為公正公平,沒有一個到區、市組織部告狀的,説法很少,非常平靜。”市委副書記張彭慧告訴《瞭望東方週刊》。
劉真説,牛玉儒調任呼市書記前,曾在辦公室和他聊了兩個多小時。説到面臨幹部換屆,人事關係複雜,他顯得信心很足:“只要咱一碗水端平就沒關係。”
呼和浩特市幹部都知道牛玉儒有個雷打不動的規矩:有事到辦公室談,家門免進。秘書和司機多次看到,對等在家門前的本市幹部,牛玉儒視若無睹。
牛玉儒從不隱晦自己的用人原則:手腳乾淨,想幹事,能幹成事。他對幹部的任用標準也是從“事”上看起。
呼和浩特市建委主任孫建華是牛玉儒“三顧茅廬”請來的。孫建華説,他與牛玉儒此前並無私交,連他家住哪都不知道,而牛書記最打動他的是“坦蕩的信任”。
北京支援內蒙古的博士團成員張伯旭現任呼市挂職副書記。曾任北京市電子辦副主任的張伯旭,原本是到呼盟挂職當副市長,卻被牛玉儒“截流”了。第一次見面讓張伯旭難忘,禮節性的見面變成了兩個小時的工作研討,牛玉儒説要把電子信息産業打造成與乳業、電力鼎足的呼市支柱産業,這使張伯旭深受吸引。
很快,張伯旭與台灣建鼎集團洽談,引進了初期投資20多億元的漢鼎光電項目。預計明年投産當年實現産值80億元,2006年實現産值200億元。
他總是把自己逼上絕境
市委副秘書長林絮果至今忘不了平時和顏悅色的牛書記那次長達半小時的“狠批”。
2003年6月,呼市旗縣和林與托克托之間發生輕微地震。地震中午發生,牛玉儒聽到消息,到下午還沒看到報告,晚上7點多他終於忍不住了,在電話裏批評林絮果:“你只知道震級不大,那邊群眾住的是土坯房還是磚瓦房?有沒有人受傷?會不會有餘震發生?”
從2001年起就跟隨牛玉儒的秘書李理説,牛玉儒剛到呼市書記任上,市裏很多幹部沒法適應他的工作節奏,包括市委辦公廳。有一段時間,要一些資料和數據也要等很久,信息傳遞很慢。牛書記沒有直接批評,而是督促加強內部管理,勉力用自己的節奏去帶動大家。
自治區黨委書記儲波用“自加壓力,負重前進”評價牛玉儒。“牛玉儒是自治區的幹部中最有激情的一個,他從不給自己留餘地,留後路,而是把自己逼到絕境上去。”
2004年4月26日,牛玉儒住進北京協和醫院等待手術,他把辦公室搬到了病房裏。他要求長假期間手術,“可以少耽誤點工作。”他給自己定的目標是:3天下地,7天拆線,15天回去上班。
“他從來都説到做到,但這最後一個目標他沒有完成。”妻子謝莉説到這裡眼圈發紅。
秘書説,他病中的120多天,根本就沒抱著治病的心態。每天一睜眼就盤算工作,和來探視的人談工作,打電話回市裏調數據。
病情越來越嚴重的牛玉儒回過3次呼市,看看他規劃的城建項目和開發區他引來的企業。妻子謝莉告訴《瞭望東方週刊》,每次大夫查問病情他都極力掩飾,“想表現好一點醫院下次能痛快點放他回去。”
7月19日上午,牛玉儒作了他任內314份批示中的最後兩份:一份是拆遷問題,一份是一位中學教師要求調動。
8月10日,牛玉儒開始昏迷,他最後一次睜開眼睛是在一個早上,妻子謝莉在他耳邊輕輕喊:“玉儒,八點半了,要開會了。”他竟猛地一動,睜大了雙眼。
牛玉儒的淚水
牛玉儒的同事幾乎都記得他罕見的一次落淚。
1999年12月,他任包頭市長,市郊一輛載著學生的麵包車著火,幾名學生喪生。他在醫院守到淩晨兩點多,回到辦公室後痛哭。淩晨3點召開緊急會議佈置安全工作,第二天上午開全市大會,下午檢查重點企業工作,晚上9點多從醫院出來時,他還一口飯都沒吃。
而牛玉儒的另一次痛哭卻只有妻子謝莉知道。2003年底,他80多歲的老父親患腦溢血,嫂子從通遼打來電話,但牛玉儒已經定好了去外地考察的行程,沒法更改。他放下電話痛哭失聲。
他曾被親戚視為“絕情”:步步升遷,他從未用手中的權力給家人謀過利。他的5個兄妹除了二妹在包頭,其餘都在通遼老家,兩個妹妹和妹夫先後下崗,惟一的姑夫至今還在通遼火車站靠蹬三輪車維持生計。二嫂想讓他幫兒子安排工作,剛一開口他就是一句“我不管”,二嫂氣得摔了電話。
80歲的老父親到記者採訪時還不知道牛玉儒病逝的消息,但老人仍清楚地記得20年前給他寫過的那封信:“咱們家親屬多,有的可能找你辦這樣那樣的事,你一定要拒絕。他們可能會罵你六親不認,不要怕罵娘,罵聲越大,人民讚揚你的聲音越高,歷史上的包公不是因為公正清廉而名垂青史嗎?”
玉泉區東五十家街民和小區的肢殘老人孫震世,提起牛書記就抹眼淚。今年春節前,牛玉儒來到他家,看看面口袋滿不滿,摸摸被褥厚不厚。還自己拿出300元,給孫震世上大學的女兒湊足了學費。臨走留下電話號碼:“你女兒畢業了,如果安排不了工作就找我。”
牛玉儒身邊的工作人員都知道他有給乞丐錢的習慣,每每想給錢又覺得當著下屬不好意思,總是走過去後又謊稱自己有事,折回頭再給。
呼市中心的新華廣場,是牛玉儒去世前最牽掛的城建項目。這個從3.7萬平方米擴大到6萬平方米的廣場,設有華北最大的音樂旱地噴泉。家人説,牛玉儒在昏迷前還念叨著:“新華廣場改造不知道百姓滿意不滿意。”
8月15日,牛玉儒去世的第二天,呼市最熱鬧的昭君文化節在剛竣工的新華廣場舉行閉幕演出,據説有將近10萬市民聚在這裡。那個晚上,層層疊疊的煙花綻放在廣場上空,那驟然放射的光彩,讓整個城市閃亮。
責編:劉雅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