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紀錄片《百年小平》第五集：親情相依 

央視國際 (2004年08月16日 15:48)

　　鄧小平是一個情感豐富，忠實于愛情的人。他一生倚重親情，有一個溫暖的家庭。

　　鄧小平小女兒 鄧榕：
　　有一次有一個老北京人跟我説，他説，哎呀，他説我覺得你的爸爸跟人家挺不一樣的。我説怎麼啦 ，他説我覺得他是一個按我們北京話講啊，叫一個“全活兒”人，就是“全活兒”人。就是什麼叫“全活兒”人呢，就是你看他上有老下有小，祖孫四代，事業上是成功的，家庭是幸福的，子孫滿堂，最後他本人又是高壽，所以他就按我們北京人的老話來説就是一個全活兒人。所以我想按咱們現在的話來講就是，其實爺爺也挺幸福。

　　他特別喜歡孩子，願意和孩子們在一起無拘無束地交流、玩耍。在孫輩眼中，爺爺是可以無話不談的知心朋友。

　　鄧小平外孫女 眠眠：
　　我小時候啊很淘氣，然後很喜歡做一件事情就是吃飯的時候，因為我坐在爺爺旁邊，不用餐具，而是用手去抓這個盤子裏的菜，然後故意讓爺爺看到。為什麼呢？因為很喜歡聽爺爺的一句罵我的話，就叫做就罵我是野蠻人，四川話説野蠻人，然後小時候很小，然後爺爺一邊罵的時候他也不是真的罵，就是輕輕地説一句，好象很嚴肅，但是也充滿了疼愛的意思。

　　鄧小平外孫 萌萌：
　　我們每天任務就是到他辦公室裏去怎麼説就是混，在那兒一般放學以後，或者吃飯前在那兒一混混幾個小時，那麼你不管是上竄下跳，實際上他很不喜歡有人在他面前上竄下跳，那我們從窗臺，我和羊兒砰就蹦進去，從窗臺，然後他就是最多皺一皺眉頭，嗯，危險動作。或者鑽到桌子底下，他那個辦公室的書桌是很大的，那個桌子底下可以坐，我們那個小嘛，可以坐好幾個人鑽進去，玩嘛。他辦他的公，你不管再怎麼吵怎麼鬧不會影響他，但是他喜歡有人，特別有孩子在他面前晃。

　　鄧小平外孫女 羊羊：
　　出國的時候呢，那時候十六歲，然後因為從小在一個特別大的，特別大的大家庭環境里長大，如果自己一個人出去呢，就是對我來説也算是一件很大的事情。臨走前我到爺爺的辦公室跟爺爺告別，自己呢也在掉眼淚兒。爺爺就説呀，不要哭，爺爺幫你擦眼淚，那時爺爺就拿他的手巾拿出來給我擦眼淚。我們小的時候受到委屈的時候爺爺經常都會給我們擦眼淚。爺爺就説他十六歲的時候就是一個人出的國，那時候條件非常差，像我們現在這樣應該抓住機會，自己出去要獨立，一定要爭取學會一些東西，為祖國做一些貢獻。

　　小女兒毛毛是研究父親歷史的專家，對父親的情感世界，自然有很深的感受。

　　鄧小平小女兒 鄧榕：
　　我真的就感覺到我父親是一個很重感情的人，他平常不多話，為人比較嚴肅，可是實際他的精神世界，他的內心是非常非常重感情的，那麼其中就表現在他對他的愛情觀上面。你也看到他的一生中間，其實他的愛情，在愛情生活這方面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他曾經有三次婚姻，兩次是不順利的，他的第一次婚姻應該説是個非常美好的一個（婚姻），你想想一個二十齣頭的一個年輕的共産黨員，在俄羅斯學習的時候，認識了另外的一個女的共産黨員，跟他同樣的年輕，比他小兩歲的張錫瑗。後來他們回到國內，參加了國內的革命鬥爭以後，在這種艱苦的條件下，在白色恐怖之中，兩顆年輕的心走到了一起，他們再結成夫婦。那麼後來，因為當時的生活條件非常艱苦，地下工作的條件也是非常（艱苦），工作環境也是非常殘酷的，張錫瑗在生第一個孩子，在生孩子的時候，因為難産，又住的是貧民救濟醫院，所以生下孩子七天就去世了。那麼這個孩子呢，也只活了幾天就死了，那時候我的父親才不到三十歲，而我父親非常愛他的那個妻子，一直到了他年老了以後，年老了以後，他已經八十多歲九十多歲以後，當我問到張錫瑗的時候……

　　（鄧小平家庭錄像 攝于1989年）

　　鄧小平：她是難産死的。
　　毛毛：對。
　　鄧小平：難産死的。
　　毛毛：不是難産，是産褥熱。
　　鄧小平：産褥熱，産褥熱死的。我趕回上海的時候還沒死，過兩天才死的。
　　毛毛：産褥熱，噢，你不在上海？
　　卓琳：他去廣西了。
　　毛毛：噢，你去廣西了她才生的孩子啊？
　　鄧小平：上海，我回上海嘛，從廣西我回上海。
　　毛毛：哪年死的？
　　卓琳：1930年。
　　鄧小平：1930年嘛！
　　毛毛：1930年幾月死的？
　　鄧小平：是1930年。
　　毛毛：二叔是5月到的上海？
　　鄧墾：是第二年，我是1931年（到的上海），那已經墳墓都做好了，他回到上海，他去看那個墳，帶我去了。

　　鄧小平小女兒 鄧榕：
　　1939年他跟我母親結婚以後，他是非常非常愛我的母親的，也是非常非常忠於他的這個婚姻的。他和我母親幾十年如一日，從來沒有吵過架。我父親和母親呀，他們這一對我覺得挺有意思的，他們的生活經歷是非常不同的，性格也是差之千里的。從生活經歷上來講，我父親是一個，從十幾歲就開始參加革命的這樣的一個職業革命家，那麼從我母親這方面來講，她的家庭是一個雲南的一個大的一個工商業者，也是一個大地主，是從小生活非常優越的，那麼後來又上了北大，是個青年，嚮往革命的青年知識分子。

　　鄧小平夫人 卓琳：
　　（1939年）我是在公安部工作，做工作，他是從前方來，跟鄧發從前方來，開的是七大（實際上是政治局擴大會議）。他們住在窯洞裏頭，那麼他那時候沒老婆啊，他那原來的老婆都死了。（鄧發）就説要給他找個老婆，鄧發説給你找個老婆吧，那麼知道我們公安部都是女同志多，就到公安部來看，來玩，來玩。然後有時候也讓我去，到他住的那個窯洞裏玩，窯洞裏玩。完了以後，大家就比較熟悉了，比較熟悉了以後他就找他認識的一個女同志，跟我也很好，就跟我講，説是他願意跟我結婚，後來我拒絕，拒絕了。後來呀，那個女的跟我談了兩次我不幹，後來他自己他就説，我自己找他談談可不可以，我説可以，談談吧。他就找我談，談了兩次，第一次談一談他的情況那樣，就大概（的談），第二次又談談他的希望。我聽聽啦，我覺得，哎，這個人還可以呀，他是有點兒知識，是知識分子；第二個呢，我説，嗨，反正都得結婚，早晚都結婚，我那時候已經二十三歲了,我説算了吧，算了吧。他親自找我談了兩次話我才同意。結婚那天呢，有兩對夫婦結婚（孔原和許明也結婚），就是在毛主席窯洞外頭，還擺兩個方桌，擺點兒酒菜，拿兩條板凳、幾條板凳就在主席的窯洞門口就結婚了。

　　婚後第四天，鄧小平就帶著妻子回到了抗日前線。

　　鄧小平夫人 卓琳：
　　結婚以後他就（要走），他是來開會的，到延安來開會，他要回前方去了，他就帶著我一塊兒去，帶著我一塊兒去。我那個時候還不熟悉，後來慢慢到了前方以後，他在師部，我呢是在後方，就是總司令部。那麼我們，他來開會就見著面，他不開會我們就見不著面。後來我就説我們這樣是也不行啊，是不是得你給我寫個信啊。他説我寫什麼啊，我寫什麼啊。我説你就寫寫你怎麼生活，你有什麼感想有什麼東西。他説，好，我以後叫秘書給我寫一個，寫一個我印幾十份，一個月給你發一份。我一聽，我説，算了算了，你別這樣搞了，我也不要你寫信了。

　　太行山養育了鄧小平和卓琳的三個兒女。艱苦歲月，一家五口經常天各一方，一次又一次地承受著離別與思念的痛苦，一次又一次地享受著歡聚的快樂。
　　就這樣，從太行山到大別山，從決戰淮海到統帥百萬雄師過大江，鄧小平每打完一個大的戰役，總要想辦法把妻子兒女接過來住上一段。

　　鄧小平夫人 卓琳：
　　後來他進軍西南了，我説，你不帶家屬我不幹，你們老是把我們丟了的話。不管，這次啊我一定要跟著你去，我是位共産黨員，得跟著你去。他沒辦法了，他只好帶著家屬。

　　就是從那一次起，鄧小平和卓琳再也沒有分開。
　　戰爭結束了，鄧小平把家安在了重慶。1952年，全家人又搬到了北京，開始了一種新的生活。

　　1956年到1966年，是黨中央總書記鄧小平最忙碌的十年，家庭的溫暖和濃濃的親情使他在緊張的工作中能夠保持一種平和的心情。

　　鄧小平次子 鄧質方：
　　我父親我母親就特喜歡小孩，所以我們家永遠是小孩一大堆一大堆，所以這個家裏也熱鬧，永遠是個特熱熱鬧鬧的家庭。原來我記得我們，曾經家裏還有一個車坐下二十多個人，你説我們家有多少小孩，就是好多烈士的子女，還有一些親戚的子女都在我們家長大的。

　　鄧小平二女兒 鄧楠：
　　困難時期的時候呢，那時候是比較艱苦的時候，因為那時候肉啊，油啊都是定量的。我媽媽那時候就想，説是不是就是讓我父親單獨吃飯，給他單獨做菜。那麼他就不幹，不幹呢，然後那時候呢，我媽媽就想個辦法，就説派一個人陪他吃。所以呢，我就是那個經常被派去陪他吃飯的，這樣陪他吃飯好一點兒，但是沒有過多久他也不幹，就是説他説要吃大家都一樣。所以他一定不要（給他單獨）做，後來就我們全家人就坐在一起吃。一起吃呢，我媽媽就説就給他單獨炒一個菜，就是説為了保證他的營養就給他單獨炒一個菜，那這一個菜就成了他這頓飯的最大樂趣，為什麼呢？他樂趣不是自己吃，是分給別人吃，給這個夾一點兒，給那個夾一點兒，結果呢最後實行了一段時間以後也行不通，因為給他單獨做的菜他是一口都不吃，全給別人吃掉了，所以最後我媽媽沒辦法，就説算了，大家都吃一樣的吧。

　　1966年，在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鄧小平一家受到了嚴重衝擊。
　　1969年10月，鄧小平和夫人卓琳、繼母夏伯根被秘密遣送到江西新建縣勞動改造。三個人的年齡加起來將近兩百歲。
　　這位老人是鄧家的一個特殊成員。她叫夏伯根，是鄧小平的繼母，鄧家老老少少都稱她老祖。

　　鄧小平小妹妹 鄧先群：
　　四川一解放，老祖就到了重慶，就跟我大哥在一起生活，生活這幾十年，應該説這家庭關係是非常的融洽，非常和諧。老祖不是我大哥的親生母親，是繼母，像我是老祖生的，從外面人來看，誰也看不出來我們不是一個母親的，也看不出來老祖是他的繼母，（他對老祖）非常尊敬，所以關係非常好。

　　在江西的日子裏，鄧小平和卓琳被安排在工廠勞動。

　　鄧小平夫人 卓琳：
　　我們是在這工廠工作，他在工廠他搞什麼的？他搞銼子。我呢幹什麼呢？我就洗那個，拿那個油啊洗那個油膩。我看他一天勞動，噌噌噌，我就跟他説，給他搬個椅子，我説你坐一坐，他不坐。我説，你怎麼不坐一坐啊，他説，不行啊！我要坐下去我就站不起來了。

　　逆境中，鄧小平夫婦相扶相幫，度過了三年零四個月的艱難歲月。

　　鄧小平夫人 卓琳：
　　首長説，我們要節約一點啊，（節約）錢啊，節約一點錢給孩子們當路費。因為孩子都是分配到四處，給孩子們當路費，有時候來看看我們。那麼他就説，他就主張，説，咱們來種地吧。我們住在將軍樓前頭有一塊空地，原來也有人種地，後來我們就開了個地，我撿石頭。我那個時候有高血壓，我不能多動。我連上樓，我上我們住的樓啊，我都説，哎，老爺子，拉著我，我上不動了。他就拉著我上，我一個手扶著欄杆，一個手他拉著我上。

　　鄧小平次子 鄧質方：
　　我是1969年，1969年就允許我們探親了，探親了以後，我就從山西挺高興的就回到江西了，江西完了把我們就，當時就糊裏糊塗把我們帶到步校了，看見爸爸媽媽了，特高興。那個時候我就是一直都是，穿著那個山西的棉襖，完了我還把棉襖這麼一係，跟老爺子説我們中間還係一個草繩，就回家也是這樣，我們就給老爺子看我們幹活就是這樣，反正老爹、老娘挺高興的。完了，我就給他們看了那個地，我就説哎呀你們這麼好的地，我説我給你們開地種吧。結果種的時候我還跟他們爭，我説北方的農田啊要修那個堰，就是要修堰，他們（就説）南方呢種地是要挖那溝。後來我才知道這個北方和南方的不同，北方啊他們這個種地啊，因為北方是缺水，南方水多。我把那地都挖了，完了老爺子也幫著來挖地。後來呢，我哥哥還幫著修了一個，拿竹筒把它切了一半，從我們家的水池子修了一個棧道，完了水就能澆地了。

　　鄧小平二女兒 鄧楠：
　　然後那時候在江西的時候，那時候小孩都用尿片了，那時候江西非常冷，也非常潮濕啊，那個尿片，很多的尿片洗完了以後幹不了啊，幹不了第二天就沒辦法用了，他也幫著一塊來用炭火幫著烤尿片，所以（他）非常喜歡小孫女，（小孫女）真是給他那時候呢添了很多樂趣。

　　在江西的日子裏，鄧小平最為牽掛的是同樣受到衝擊迫害天各一方的孩子們。

　　鄧小平長女 鄧林：
　　主要是因為我從小條件不好，嘴又開過刀做過手術，人呢整個就是身體也不太好，如果從婚姻這個角度來談呢，我的優勢是非常少，非常少。那時候在我們學生連的時候呢，我就是我們學生連的老大難的問題，就是這個婚姻問題。因為我，我讓我父母他們也很擔心，就是説這個女兒不知道嫁得出去嫁不出去，因為我的條件太差了，從身體條件到各方面的條件（都差），對吧。所以我爸爸後來也很擔心，就説我在宣化這樣勞動，再耽誤下去啊，我那時候就快三十歲了，那時候還沒有對象，我爸爸就有點著急，覺得我呢，就是我父親他們最擔心我的一個是就業，一個是婚姻，對我這個人他們不懷疑，就是我這個人的品性他們不懷疑，但是就是這兩點他們有點擔心，希望能解決我的分配問題和婚姻問題，所以我真的很感謝我的父親。

　　那段時間裏，大兒子鄧樸方的處境是壓在鄧小平心頭的一塊大石頭。

　　鄧小平長子 鄧樸方：
　　作為我來説，本來應該不會使他有這麼多傷痛，這給他增加了傷痛。那時候我去江西的時候，那當然我那時候黨籍,黨員也被取消了，身也殘了，北大出來以後，一切都是失望的，一切都是失望的，心如死灰，到了那兒見了他們的面，一句話都説不出來，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當然不是寫死去妻子的事情，而是寫當時那個（心情），淚千行也沒流淚，這個淚是流在心裏的。

　　鄧小平夫人 卓琳：
　　他（鄧樸方）來了的話，當然就增加我們負擔了，那這一回洗澡怎麼洗呀，老祖燒水，我端水，他（鄧小平）拿手巾給他擦，先第一遍擦涼水，第二遍擦肥皂，第三遍擦乾凈。都是他幹，我呢就是管那個送水送手巾給他。

　　信念、忍耐和親情，幫助鄧小平克服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危機。就在這困境中，親情一次又一次的昇華，達到了無與倫比的完美。

　　鄧小平小女兒 鄧榕：
　　“文化大革命”父母之間的感情是非常非常的好，得到了我覺得是一種最完整的這樣的體現，最高的這種境界的體現。夫妻的感情，我覺得在那種困難的情況下，得到了最高境界的體現。那麼到父親晚年，父親年齡大了以後，他就更加的依賴這個家庭，因為他的人生的理想，就是説當我為我的國家我的人民做完我的事情，做完我應該做的事情以後，他的最高的願望就是我做一個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在家裏頭享受天倫之樂，退休生活對他來説是一種嚮往，不是一種失落。他希望能夠退休，希望建立退休制度，希望他們這些年齡大的人儘早退休，退休了以後他可以在家裏面和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和他的孫子、孫女一起享受天倫之樂，他的生活仍然是那麼的豐富，仍然是那麼興趣盎然，充滿歡樂，歡聲笑語在這個家庭中間。

　　鄧小平長子 鄧樸方：
　　他就喜歡這個孩子，他這個（什麼東西都）沒有，他自己什麼都沒有，也沒有錢，他口袋裏也沒有錢也沒什麼東西，沒東西賄賂孩子，他能夠給孩子的東西就是這個巧克力糖，他給的時候他覺得特別的、特別的、特別舒服，特別幸福。
　　他那個每天喝這一杯酒，每天中午（喝酒），開始喝茅臺，後來年紀大了就不喝茅臺，給他黃酒。然後給他什麼下酒菜呢？就是南瓜子，給他排一盤南瓜子，這個南瓜子是他的私有財産，這個飯桌上，（南瓜子）是他的私有財産，他有時候就把這南瓜子啊，説胖子你把這南瓜子拿一些去，好了，我就把這個轉盤轉過來我拿一些南瓜子下來，這就是他給我的南瓜子，那個是他的私有財産。因為我有時候陪他也喝一杯酒，很細微的這種東西，現在想起來，就是有時候想起這些細節的時候，有時候想哭。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不是什麼驚濤駭浪的，這些小事情。

　　鄧小平次子 鄧質方：
　　老爺子晚年的時候，那麼我覺得就是我們沒事了，就是老爺子一個人在屋子裏看看電視什麼，我和我兒子我們就坐在他（屋裏）的地上。完了我就和我兒子就打撲克，老爺子就看著我們，也不説話，特高興。就是每次我們坐在那兒，因為老爺子從來不跟我們説什麼，但是呢就看，他那時候就看著我們，哎喲我覺得那時候，覺得，我們自己也覺得特別有義務。而且特別感動，老爺子這麼辛苦一輩子了，最後就只能安安靜靜坐在家裏，他也不出去，不做什麼，我們這個，我兒子和我們盡點孝道，就在那兒打打撲克。我們也挺高興，也挺心酸的，老爺子一輩子輝煌，也只能，就是到了晚年也就是這麼平平安安地度過晚年。

　　能夠享受到鄧小平這份親情的，還有他的兄弟姐妹們。

　　（鄧小平家庭錄像 攝于1989年）

　　毛毛：二叔你長得越來越像爸爸。二叔越來越像你，你們兩個越像，原來年輕的時候不像，現在越長兩個越像。
　　鄧墾：還有那個姑姑。
　　鄧樸方：大姑媽是最像的了。
　　毛毛：大姑媽連説話，你跟大姑媽連説話的聲音都像。
　　鄧樸方：笑聲也是。
　　毛毛：笑聲也像，還有好些舉動。
　　鄧先群：還有好些舉動都像。
　　鄧樸方：動作、笑聲、説話都像得很，簡直是太像了。
　　毛毛：原來我們小時候就覺得你長得又矮，二叔長得又高，根本不像。現在看起來還是有點像。
　　鄧小平：我矮是童年正在成長的時候吃苦哩，我們家人都比我高。
　　鄧墾：，家裏面説起來也講得是，小的時候（吃苦）。
　　鄧小平：是十六歲。
　　鄧先群：十六歲正是長身體的時候。
　　鄧墾：他唸書的時候，十幾歲那時候正是最苦的時候。
　　毛毛：二叔説你唸書的時候正是最苦的時候，十幾歲，家裏面最苦的時候。

　　鄧小平大妹夫 張仲仁：
　　大哥大嫂在我們心裏邊真的是像父母一樣，那確實真的像父母那麼親。我們小孩肯定比我們感情還深，小孩就是在那（大哥家里長大），他叫大哥都叫老爸爸，叫卓琳都叫老媽媽，小孩就是那麼叫的。

　　鄧小平大妹妹 鄧先芙：
　　你説在最困難的時候，我那個小胖，那時候還（很小）。他是1960年生的，1960年很困難，老爺子那時候一天一個雞蛋，中央那時候領導一天一個雞蛋，老爺子都不吃，那個雞蛋都是給我們小胖吃的呀。

　　鄧小平小妹夫 栗前明：
　　我們老大哥話不多，老嫂子辦什麼事都想著我們，從江西回來的時候專門給我們帶一個樟木箱，這就是這樣。而且對我們的想念到什麼程度了，就是我從重慶到江西去，講的是（1972年）6月8號到南昌，最後晚去了一個禮拜，我們老嫂子一看到以後，這個心情你看，（她説）前明，我還以為你掉到長江裏喂魚了，就是這麼一種情況，高興得不得了，我們老大哥也是特別特別高興。

　　老祖夏伯根，活了一百零二歲，是鄧家眾星捧月的老壽星。

　　鄧小平小妹妹 鄧先群：
　　我大哥是1997年2月19號去世的，那一天，就從那一天開始，我為什麼要講這個呢，講就是那個，我母親那會兒已經老年癡呆呀，已經你有的時候跟她説點兒事她好象還清楚一點兒，已經不是太清楚了。後來就從我大哥去世那天開始，（老祖）也不喝水，也不吃飯。我就覺得這裡頭有一種感應，一種親情的一種反映，我是這麼理解的。
　　最後老祖走的時候，是2001年走的，是在我大哥去世的第二天，我大哥是（1997年）2月19號，她是（2001年2月）20號走的，幾年以後走的。她是跨三個世紀呀，跨三個世紀，跨三個世紀的老人，真不簡單。如果沒有這麼一個好的環境，大家那麼愛護她，她不可能活這麼大年紀。

　　這幅照片鄧小平生前極為鍾愛，曾為它起過兩個名字。

　　中國攝影家協會副主席 楊紹明：
　　 因為他太喜歡孫子了，一見孫子就親，所以小平同志是下意識的，一邊接這個小孫子（小弟），一邊就擺起一個要接受親吻的這個架式了，這個臉上就什麼（擺好姿勢）了。哎，我看這樣好，等我焦點對準了呢，正好，這個小孩轉過頭來，那麼小弟呢就噘起嘴巴，就要親爺爺。那麼小平把他一抱，也有些感覺到一種非常的溫暖，所以這個時候也就，也不由自主，不僅是瞇瞇眼，而且嘴也噘起來。這個時候精彩，我想呢這是將親末親的時候就得按快門。啊，這個時候焦距已經對好了，嚓咔，就按下來，按下來以後，就是現在這張照片。
　　（照片）拿去了以後全家就沸騰起來了，老爺子看著這個照片，老爺子説，嘿嘿，兩個醜八怪。他説他們兩個是兩個醜八怪，後來旁邊啊，就是卓琳阿姨，還有這些兒孫們説，這怎麼能説，老爺子怎麼能説是醜八怪呢。小平同志他自己馬上糾正，兩個噘嘴巴，兩個噘嘴巴。哎呀，大家就紛紛傳閱呀，非常高興，説這小弟太可愛了，你看這個小嘴，你看這個小嘴你看將親末親，小平同志你看這個嘴真是噘起來了，真是兩個噘嘴巴。

　　原北京市政協主席 王大明：
　　每禮拜六啊，禮拜天啊晚上我們到他家。像禮拜天到他（家）去打牌呢，下午晚上都在他家吃飯，跟他們家人一起在桌上吃飯。那看見他和他的子女、家庭的關係非常的溫馨。有時候打牌的時候，孫子過來呀跟他親一親，讓你看著那個情況啊就是非常的溫馨。

　　彭真之女 傅彥：
　　每次在他們家吃飯啊，吃完飯回來我頭又要疼了。特別是鄧楠、鄧毛（鄧榕）、鄧林，七嘴八舌，大家都在那兒（小平叔叔）耳朵又不好，都在那兒嚷。然後呢，我都覺得小平叔叔會不會受不了，可是小平叔叔坐在那兒一臉的慈祥笑意，就是好象這個時候是他，好象他覺得最幸福啊，就是最快樂的時候。

　　陶鑄之女 陶斯亮：
　　我媽媽説他們這麼多孩子不嫌吵嗎？他説那是最美妙的音樂了，説這小孩子啊，這些孩子們的吵鬧啊，他認為是最美妙的音樂了，就這麼説。
　　鄧小平他是生活在他的家庭中，我覺得。而且呢，他在家庭裏頭的天倫之樂，我覺得他享受得是很充分的。而且他為了這個家庭呢他也付出了他做父親應該付出的，這點兒給我印象特別深。我覺得，所以我覺得一個愛孩子和愛家庭的人，一定是心地善良的人。

　　退休後的鄧小平，生活在一個四世同堂的大家庭裏，溫馨祥和的親情，伴隨著他度過了幸福美好的晚年。

　　鄧小平長子 鄧樸方：
　　他們又覺得，對我來（説），對這個兒子有歉疚之情，他從來沒這麼説，也不這麼説。但是看得出來，看得出來。後來我聽（當時）北京市那個副市長張百發跟我説過，這事我沒有經歷過。聽他跟我説，他説那個時候八十年代初，前三門（居民樓）剛建好那陣兒，那時候建前三門現在看就是火柴盒，很不好的房子。那個時候剛建好，還是北京市的一個新氣象。那時候他去看去，然後他就説這個房子，將來總要成為（商品），他説你們認為房子是不是一個商品，他説我看將來總會是要商品。他説這房子總要賣的，他説如果將來要賣房子的話呢，我要買一個，買一套房子給我兒子，他是因為我們在“文化革命”受傷的，別的孩子我都不管了。這個我以前從來不知道這個事，後來我聽張百發這麼説了以後，我真是久久不能平靜。

　　鄧小平小女兒 鄧榕：
　　爸爸年紀大了以後，我們陪伴他在旁邊，陪他一起看節目，他的耳朵不好，他要看電視劇，要看新聞，都是我們在旁邊給他再重復一遍，復述，當耳機了，我們説我們的作用就是當耳機。那麼這時候有的時候呢，我們就，我們就經常會用手去摸摸爸爸的手，然後呢用手去摸摸他的頭髮。他的頭髮特別乾淨，滑滑的，有點兒灰，發白的，灰灰的、白白的，然後我們就去（摸），特別特別乾淨，特別柔順。我們就摸一摸他的頭，摸一摸他的手。
　　 他的手呢是溫暖的，特別溫暖，而且老年人，到了九十歲以後，這個老年人（歲數大了）以後他的皮膚特別特別細，特別柔軟、特別細。所以這種感覺到現在我都經常，就是有這種感覺。就是我真的想再去摸摸父親的手，再去摸摸他的手，特別溫暖……

責編：阿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