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紀錄片《百年小平》第四集：未了的夢 

央視國際 (2004年08月16日 15:38)

　　我要活到1997年，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我想活到2000年，親眼看一看中國人民的小康生活。
　　這是晚年鄧小平的兩大心願。

　　

1974年，81歲的毛澤東遺憾地對來訪的英國首相希思説：中國統一這件事，我恐怕看不到了。他指著一旁的鄧小平説：這是他們的事了。

　　12年後，一位美國記者向82歲的鄧小平提出了一個問題。

　　華萊士：
　　台灣有什麼必要同大陸統一？

　　鄧小平：
　　這裡邊首先是一個民族問題，民族的感情問題，炎黃子孫都希望祖國能夠統一，這種分裂狀況是違背民族的意志的。

　　時任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主任 楊斯德：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小平同志一直在考慮如何解決我國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台灣問題、港澳問題用什麼方式來解決，這是他思考的問題的中心。1983年美籍華人楊力宇先生訪問中國，小平同志會見了他，會見的時候楊力宇先生提出好多的問題，小平同志都做了詳細的回答，然後小平同志特地的全面闡述“一國兩制”的方針。

　　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 劉延東：
　　統一之後台灣還搞它的資本主義，大陸搞社會主義，但還是一個統一的中國，一個中國兩種制度，香港問題也是這樣，所以他提出這樣一個構想，我覺得就解決了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一個重大問題。也為我們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提供了一個可行的途徑，所以我覺得這個貢獻是非常偉大。因為祖國統一對於我們中華民族來講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最高利益，是核心的利益。

　　時任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主任 楊斯德：
　　後來人們講，人們都尊稱叫“鄧六條”，基本的精神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是這樣一個構想，這是前人沒有的，這是小平同志創造性的一個偉大的構想。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 汪道涵：
　　“葉九條”和“鄧六條”都有個精神，就寄期望于台灣當局，也寄期望于台灣人民，因為究竟二千二百萬人民是我們中國人哪，所以台灣人民的利益我們應該考慮到，在我們的十二億人口，同時也要考慮到二千萬，正如我們同時要考慮到六百萬的香港人一樣，都應該同時考慮進去，那麼我們這樣子才能夠照顧它的利益，才能做好它的工作。

　　時任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主任 楊斯德：
　　他根據各方面的反映，他在寄希望於台灣人民，這句話前面加了一個“更”字，這一個字加得就是寄希望於台灣當局，更寄希望於台灣人民，這一個字加上了以後那真是值千金啦！
　　具體的政策，都是經過他老人家批准，有的是他老人家提出來的。不僅如此，他親自做對臺的工作、祖國統一的工作，真是嘔心瀝血呀，始終把解決台灣問題放在心上，他老人家那個急切的心情，不是我們用一般的形容（詞）能形容到的。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鄧小平的推動下，隔絕了三十多年的兩岸關係出現了重大轉機。

　　時任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主任 楊斯德：
　　他親自做蔣經國的工作，後來又提出來台灣蔣經國先生可以派人來，北京來談，北京也可以到台灣去談。針對經國先生的顧慮，曾經給來人講過，希望經國先生不要猶豫，不要顧慮這邊有無誠意，而要相信共産黨説話是算數的。
　　當然後來由於種種原因，經國先生到了晚年，他又病的很重，他也無力來解決這個問題。到了最後他去世的時候，我們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根據小平同志的指示發唁電給經國先生。肯定他兩條，一條是他堅持一個中國，第二，他反對台灣獨立，對他做了這樣一個肯定，這個在台灣引起很大的震動，認為中共做事情合情合理。

　　鄧小平：
　　現在台灣問題，現在開始接觸面要寬，解決台灣問題，我們除了跟國民黨當局以蔣經國為對手之外，要廣泛談，開展工作面，在我們過去做了一些，現在仍要有計劃地安排。

　　時任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主任 楊斯德：
　　他上層的工作他也做，下層的工作他也做，群眾的工作也做。比方説台灣的這個美藉華人熊介教授（得了中風），他知道了以後，知道熊介教授得了中風，他馬上指示我們要告訴衛生部想辦法研究治他這個病，那我們和衛生部研究就指定中醫專家來研究，把他的處方拿來，經過研究給他配藥，給他吃，一箱子一箱子往美國、往紐約送。吃了這麼一段（時間）以後，他中風，他就癱瘓了，吃了以後完全好了，所以他對於小平同志非常的感激。他來過多次，他特地來，到北京來要感謝小平同志。認為小平同志不僅是關心一般的上層人士，就對一般的教授，一般的群眾也關心，但是最大的關心是要台灣同胞懂得台灣同胞的利益與大陸人民的利益它是一致的，不矛盾的。（鄧小平）還講了一句，就説是這個誤解是暫時的。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兩岸關係晦明變化，令人擔憂，但鄧小平一刻也沒有放棄他的主張。

　　時任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主任 楊斯德：
　　小平同志本來設想，在他有生之年來解決國家統一、完成國家統一的問題，先提出來（祖國統一）是八十年代三大任務之一，後來加上乃至九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在他晚年的時候他仍然唸唸不忘。他特別提醒我們，台灣一天不統一，台灣總有一天叫外國人拿去，那我們就沒有辦法來向人民做交待，那甚至於要丟掉（台灣）的話，（我們）就成為歷史的罪人，完成統一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使命。

　　鄧小平“一國兩制”的構想，始於台灣問題，首先應用於香港問題。為了實現香港順利回歸祖國，鄧小平運用了大智慧，花費了大精力。1982年他與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的談判，便是其中最華彩的一段篇章。

　　原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 魯平：
　　撒切爾是1982年來的，1982年9月份來的，那個時候英國人還是不死心，她認為我們只是講講而已。

　　原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 周南：
　　因為當時是英國和阿根廷剛剛打了一仗，在我們叫做馬爾維納斯群島，英國人叫做福克蘭的、福克蘭群島的問題上，英國打了勝仗，所以他不甘心就這樣白白地把香港交還。

　　原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 魯平：
　　撒切爾那個時候所謂“鐵娘子”，人家叫她“鐵娘子”，這個人的確是很“鐵”的，很強硬的這個態度，來了以後非常強硬。

　　原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 周南：
　　雖然我們説“一國兩制”這個方式是和平的方式，是應該能為各方所接受的，但是英國總是覺得它不肯捨棄香港這麼一塊肥肉，因為它有巨大的經濟利益，它不放心。在談判之初，甚至於談判過程當中，他們也是步步為營的，它是從根本上是不想交還香港的。

　　原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 魯平：
　　那麼小平同志當時就説你們放心。我們説這個人叫“鐵娘子”，這個人很強硬，是強硬派，他説你們放心。

　　一方是綿裏藏針的“鋼鐵公司”，一方是冷戰鬥士“鐵娘子”。鄧小平與撒切爾夫人的會見，在外交史上也留下了絕妙的一幕。

　　原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 魯平：
　　撒切爾夫人一進門的時候氣勢洶洶，好像來勢洶洶，這下好像是來向我們問罪的，好像我們要收回香港怎麼樣怎麼樣。

　　原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 周南：
　　她還是開始堅持三個不平等條約是有效的。

　　原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 魯平：
　　三個條約是有效的，她説這個是國際條約，你不能夠推翻的，是滿清政府簽訂的條約，你不能推翻的。如果你們認為這個三個條約無效的話，那我們也簽訂一個新的條約，新的不平等條約，小平同志説你要我簽一個新的不平等條約，你要我做李鴻章啊？我們絕對不會做李鴻章，我們全國人民都不答應，要把我們趕下臺去。

　　鄧小平：
　　主權問題是不能夠談判的，就是説中國1997年收回（香港）的問題是不能談判，不管用什麼方式。

　　原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 魯平：
　　當時小平同志就跟她講，你不要談了這個問題，主權問題沒有討論的餘地，我們是絕對不會讓步，首先把這條把它打掉。

　　原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 周南：
　　那麼後來她又想，用所謂治權，主權換治權，就是説名義上主權交還給中國，但是你要由英國繼續管治。如果你中國方面要提出把香港收回，由中國人來管治，她説香港將會面臨叫做災難性的後果。

　　原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 魯平：
　　小平同志就根據這個話，他説你剛才説的這個話，當然如果香港發生大的波動的話，會對我們四個現代化、實現四個現代化産生一定的影響，我也承認。但是你説要發生怎麼大的影響，發生災難性的影響，我們認為不可能。只要我們的政策對頭，香港還是可以繼續保持它的繁榮穩定。如果，他説，如果我們的四化建設要看香港能否繁榮，能不能保持繁榮，那麼我們這個四個現代化的決策就是錯誤的。如果真的發生災難，我們也勇敢地去面對這個災難，所以那是鐵碰到了鋼。

　　原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 魯平：
　　小平同志對她真是針鋒相對，她説你們不了解香港的情況，你們脫離香港實際，小平同志説我們正是由於了解了香港的情況，我們正是因為針對了實際，我們一個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一個是從你們英國的實際出發，一個是從香港的實際出發，我們才提出來“一國兩制”這個方針以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就是從實際出發。他説我們中國不是馬島，香港不是馬島，你們統治了香港一個半世紀，你們以為對香港做出了多大的貢獻，我告訴你這貢獻不是你們的貢獻，是香港人民的貢獻。我們在下邊我們聽了我們覺得非常揚眉吐氣。

　　原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 黃華：
　　她很失望，感覺到心情上大概，心情上不是那樣子很平靜的。等到談完之後，我送她出門，送到北門，大會堂的北門，送到那個臺階那兒，她下臺階的時候，一不小心摔下來了。立刻媒體，香港的媒體就大做文章了，各種猜測，反正總的猜測不順利，就説這次談判摔了跤，一語雙關吧。

　　香港回歸的歷程跌宕起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回歸以後，由什麼樣的人來管理香港，是港人和鄧小平共同關注的問題。1984年，當時的香港知名人士鐘士元等來到了北京。

　　原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 魯平：
　　鐘士元就強調什麼呢，他強調我是代表香港兩局，行政局和立法局，來反映意見的。

　　原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 周南：
　　前不久不是又把他這篇文章發表了嘛，他接見香港的，就是説一個，他這個裏邊講到，“一國兩制”是一國前提下的兩制。第二個就是説“港人治港”是愛國者為主體，而不是隨便什麼港人，更不能是不愛國的港人，要主體，不是説其他人不可以參加，但是主體部分應該是愛國者。什麼叫愛國者呢？他講得也蠻寬鬆的，他並不要求你支持社會主義，因為香港還是搞資本主義呀，但是要求你尊重自己的民族，熱愛自己的民族。第二是誠心誠意地擁護香港回歸、“一國兩制”。第三就是不損害香港利益和中國本體利益的事情，這樣的人就是愛國者。那麼，按照這個標準，應該説大多數香港人還是愛國者。

　　原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 魯平：
　　鐘士元這樣的人到後來他也不得不佩服小平同志，他覺得小平同志的確還是有遠見，後來我們也爭取了鐘士元，爭取他參加我們的籌委會。

　　1984年，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再次來到北京，參加簽署《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她對鄧小平説：“一國兩制”的構想是最天才的創造。

　　原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 魯平：
　　很遺憾的就是，小平同志最後他沒有看到這個1997年7月1號，這個是我們很遺憾的。那個時候小平同志再三地講，不管怎麼樣我坐著輪椅，我到了1997年7月1號我也要去看一看。

　　（1988年9月5日鄧小平會見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胡薩克）

　　外交部副部長 戴秉國：
　　那天他情緒很高，興致很高，但是後來跟胡薩克也講到，他有生之年有一個願望，就是能夠活到1997年，香港回歸時候到香港去看看。他也説，很想能夠去台灣看看，不過他説看來這個，最後一個願望很難實現了，我們非常惋惜的是，小平同志沒有能夠自己親自踏上我們國家的香港這片土地上去看一看。

　　（1990年1月鄧小平會見李嘉誠）

　　李：你的身體還是非常好。
　　鄧：畢竟是活了八十五嘍，好也好不到哪去。
　　李：希望你創造一個紀錄。
　　鄧：我自己是爭取活到1997年。
　　李：我敢買保險，你能超過這個。
　　鄧：不容易，一年比一年困難。
　　李：希望你能夠到香港來看看。
　　鄧：就是啊，我活到1997年，就是要（在）中國收回香港之後，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

　　（1997年 香港回歸慶典）

　　江澤民：
　　歷史將會記住提出“一國兩制”創造性構想的鄧小平先生。我們正是按照“一國兩制”偉大構想指明的方針，通過外交談判成功地解決了香港問題，終於實現了香港回顧祖國。

　　祖國統一和國家富強是密不可分的。為了讓人民富起來，國家強起來，鄧小平為中國的發展制定了一個“三步走”的戰略目標：第一步解決溫飽，第二步實現小康，第三步實現現代化。

　　時任外交部亞洲司日本處副處長 王效賢：
　　小平這次到日本除了互換條約的批准書以外，他是帶著一個設計他的改革開放的這樣一個藍圖，要向日本去學習。我記得他到松下，松下電器公司，松下幸之助老先生當年已經83歲的高齡了，小平同志跟他説，説要搞四個現代化，現代化沒有電子工業不行，所以我要看你的工廠，而且希望你能夠把日本的電子工業動員起來共同到中國去投資建廠，我們要向你們學習。

　　松下幸之助先生是位“中國通”，對中國文化和鄧小平都有很深的感情。

　　時任中國駐日本大使 符浩：
　　（松下幸之助）在吃飯中間講了一段話，説人類文明的發展，從東方到西方，然後再到美洲，現在又要回到東方，東方就看你們中國了，小平同志很客氣，説中國不行，老先生還在引經據典，在堅持他的意見，最後小平同志講一句話，但願如此，我們共同努力。

　　時任外交部亞洲司日本處副處長 王效賢：
　　參觀君津（日産）的時候，我記住一句話我是忘不了的，到了君津（日産）是一個汽車廠，他看了以後，他説我發現了，人家的勞動生産率是我們長春第一汽車公司的幾十倍。他説我知道了，這就叫現代化。當時這句話（給我印象）很深刻，別的話都忘了。
　　到新幹線的時候，本來是想在新幹線上休息休息吧，當然也體驗體驗，日本記者就跑去問小平同志了，説你坐新幹線有什麼感想啊？小平同志説，就是一個快，他説就好像後邊有人追著我們。

　　鄧小平：
　　就感覺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們現在更合適了，坐這個車。

　　（1979年12月，鄧小平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

　　也許就在這個時候，鄧小平對我們的現代化目標開始有了新的考慮。
　　1979年底，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來到北京，他向鄧小平提出了一個問題。

　　時任外交部亞洲司日本處副處長 王效賢：
　　那時候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開過了，小平同志給他們講，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設想。大平就提出來個問題當時，他説你們四個現代化是個什麼樣的遠景？小平同志當時想了想，他沒有馬上回答，他想了想，他説這樣吧，我跟你説這麼個事，你們現在的國民生産總值是一萬億美金，你們是一億人口，所以你們的人均國民生産總值就是一萬美元。那我們現在，我們的人均國民生産總值是二百五十美金，所以我想比如説我們用二十年的時間我們翻兩番，那個時候呢我們就是人均一千美金，那就是你們現在的十分之一，但是我們的人口是你的十倍，這樣我們的總量就跟你們現在一樣了。他説這樣儘管我們還很窮，人均還很低，但是我們有了這樣的總量，我們就可以做點兒事了，就可以在世界上也做點兒貢獻了。 那麼這個時候，我們的國民生活到什麼程度呢？就是説可以吃飽穿暖，他説我就把這個叫做“小康”，當時就叫小康。我當時愣了一下，這“小康”怎麼翻啦，沒遇到過，沒聽過這詞。我一想“小康”這個詞日本人也説，叫小康，他是不是用的這個（意思），他不（一定），其實它是説人身體恢復的時候叫小康，我也就臨時沒辦法了， “小康”。他也聽懂了。

　　1982年，黨的十二大確認了鄧小平提出的小康目標。第二年的春天，鄧小平去了一趟江南。

　　（江蘇 蘇州）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時任江蘇省省長 顧秀蓮：
　　這張照片，我挺高興的，因為那個時候小平到江蘇去視察工作，他就坐在哪兒呢，就坐在那個遊船，就在那個太湖的遊船。然後他跟我們講什麼呢，他就跟我們講如何建設小康，怎麼樣使得國家更快地發展起來。同時他説十二大以後核心的問題是要抓經濟建設，他説這一次來到你們江蘇以後，我看了好像老百姓還是喜氣洋洋的，另外的話，你們這兒那麼多新房子。後來我們就跟他説了，我們説的我們農民，他一富起來就是蓋房子，那小平説，他説這個非常好，他説有了房子住了，非常好，而且我看你們幹部勁頭挺足的。我們説我們幹部勁頭可足啦，在十二大精神鼓舞之下，能夠不足嘛。那麼他説你們是好像前六年就翻了一番了，他説今後怎麼樣，還是不是能翻，我們説我們有信心一定能翻一番的。可是現在我查了一下資料，不是翻了一番了，到了1983（1988）年的時候就變成一千二百多億了。那個時候只有二百零二億，現在變成一千二百多億，所以就翻了三番了。他説首先全國要搞一個大的規劃，做到心中有數，他説你們江蘇省也應該有規劃，他説到了西部省區也應該有規劃，他説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出發，把這個規劃做好了，給老百姓的目標制定了，然後再調動大家積極性，這樣的話我們生活就能富裕了。他講了那以後，講得特別高興，特別興奮，然後搞了個中午的一餐飯，午餐在一起吃了。然後他就説，他説今天，你們跟我彙報得比較好，他説我非常高興，他説你知道麼，我從北京釣魚臺帶來的陳年的茅臺酒，今天我給你們每個人獎賞一杯。

　　小康之後怎麼辦？鄧小平想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他説，我雖然活不到那個時候，但有責任提出那個時候的目標。第一次聽到這個目標的又是一位外國人。

　　（1987年4月30日鄧小平會見西班牙政府副首相格拉）

　　原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 李淑錚：
　　那個時候1987年4月30號了，就是離召開十三大就半年時間，所以我們，小平同志、中央領導都在考慮怎麼總結歷史經驗，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怎麼來進一步制定我們更加長遠的四個現代化建設的目標，所以是這樣一個背景。所以小平同志早就，我覺得胸有成竹了，經過長期深思熟慮的，所以就選擇了這麼一個場合了，向格拉副首相做了全面的介紹。所以小平同志跟他介紹時這麼説，就説，可以説今年第一步的目標，估計在今年或者明年可以提前完成，非常明確；他説第二步，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第二步就很容易，但是我們也可以想象，就是説這個第二步的目標也是可以完成。現在問題就是第三步了，第三步，他説困難就比較多，需要花三十年、五十年甚至於五六十年的艱苦奮鬥才能夠實現。但是，他説如果你不完成第三步這個偉大目標，那麼你這個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很難體現出來，真正能夠體現社會主義優越于資本主義，那你必須完成第三步的目標，現在我們還不能吹這個牛。
　　同時他也講到説，到那個時候，我這樣的人已經不在了，但是我相信現在的娃娃一定會完成這個任務。

　　鄧小平：
　　翻兩番，達到小康水平，可以説是中變化，到下世紀中葉，能夠接近世界發達國家的水平，那才是大變化，到那時，社會主義中國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們就可以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

　　原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 李淑錚：
　　格拉還有一些代表團員聽了以後，非常感動，非常興奮，他馬上説這是一個，您給我們介紹的確實是深刻的、全面的分析，非常精闢。那麼他説，我相信經歷過長征的中國人民，一定能夠在新的長征當中取得成功，他認為我們這也是非常長遠的一個新的長征，確實也還是挺對的。那麼他針對小平同志談到那個時候我這樣的人就不在了，那麼他也講了一句，他説二百年以後的今天，我們在場的人都不在了，但是它將載入歷史。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王夢奎：
　　二十世紀完了以後，二十一世紀怎麼走，需要回答這樣的問題。當時我是參加十三大報告起草的，也是第三部分經濟發展戰略的執筆人之一。那麼我們就反復考慮怎麼做，經過很多思考，很多討論，不得其解。那麼正在我們焦頭爛額，為這個事情所苦惱的時候，我們看到小平同志1987年的4月底，給西班牙客人講話，他明確地提出了三步走這樣的發展戰略。我們覺得豁然開朗，確實我們，我就作為這個報告的起草人之一，特別是這部分發展戰略的起草人之一，我覺得視野上豁然開朗。

　　中國的現代化與西方的現代化有什麼不同呢？1986年，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六十分鐘節目主持人邁克.華萊士向鄧小平提出了這個問題。

　　邁克華萊士：
　　現在中國領導提出致富光榮的口號，資本主義國家很多人對此感到意外，這個口號同共産主義有什麼關係？

　　原外交部副部長 齊懷遠：
　　當時在美國有一種説法，説中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改革開放，這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在共産主義的中國進行著資本主義的革命，所以他提的這個問題可能和這個也有關。小平同志考慮了一下，就回答説：
　　

　　（1986年9月2日，鄧小平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六十分鐘”節目記者邁克華萊士電視採訪）

　　鄧小平：
　　致富不是罪過。但是我們講的致富不是你們講的致富，社會主義的財富屬於全民。社會主義的致富是全民的共同致富。社會主義的原則，第一個是發展生産力，第二個是共同致富。我們的政策是允許一部分先好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好起來，一部分人先好起來，目的是更快地實現共同致富。

　　原外交部副部長 齊懷遠：
　　小平同志對他的答覆看來他還不那麼以為然，他還又追了一下，就是説他到廣東珠江三角洲，看到農民很好，又有摩托車，又有彩電，又蓋房子，你們鼓勵農民致富。農民把自己的收入上交一部分給國家，其餘歸自己，這和我們資本主義差不多，我們的老百姓完了稅以後也全歸自己。這個時候小平同志也很有趣的答覆他，他説廣東是有人讚揚萬元戶的農戶，他這一萬元還是一年的收入，這算什麼富啊，就算富這又有多少啊，比起發達國家來，那我們人均國民收入還差得很遠哪，這麼答覆他。就説我們允許一部分人先好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好起來，目的是更快地實現共同富裕。

　　中國的現代化應該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是最終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這是緊緊縈繞在鄧小平心頭的一個大課題。
　　1993年，他與弟弟鄧墾再一次談起了這個課題。

　　鄧小平弟弟 鄧墾：
　　那次談的問題比較多，也比較重要，首先我記得他談到一個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這四個堅持是一個整體，缺一不可，它好像是一部成套設備一樣，他用了這個詞，成套設備，這個給我留下的印象很深。
　　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分配問題，這個問題他講的很多，對於我來説，他講了很多新的觀點，是我過去沒有聽過的。他講我們國家現在發展起來了，過去我們是講先發展起來，首先要發展起來，因為不發展，你一切無從談起了，現在看來發展起來以後的分配問題，比不發展的時候還要多，還要困難。那麼多的財富，如果被少數人得到了，只有少數人得到了，大多數人沒有，分配不公，導致兩極分化，如果這樣長期下去，將來要發生大問題。他説我們就應該採取各種方法，各種手段，各種方案來解決這個問題。
　　他説，將來國家發展起來了，富裕起來了，我只想當一個富裕國家的普通公民就好了。

　　與全體人民一道做一個富裕國家的公民，這就是鄧小平最後的心願，也是他對全體中國人民深深的祝福。

責編：阿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