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紀錄片《百年小平》第二集：偉人襟懷 

央視國際 (2004年08月16日 15:15)

　　（北京天安門城樓毛澤東主席像）

　　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主席的畫像已經整整懸挂了五十五年，它作為人民共和國的象徵陪伴著我們經歷了輝煌而又曲折的歷程，它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支柱。
　　然而，很多人並不知道，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有人提出，應該把這幅畫像摘下來。

　　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 逄先知：
　　它當時有一個歷史背景的情況，就是粉碎“四人幫”以後，中央進行撥亂反正，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批評“兩個凡是”，對少奇同志進行平反。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在社會上就出現了一個思潮，就是否定毛澤東同志，否定毛澤東思想。

　　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 邵華澤：
　　 這種思潮它集中體現呢，就是通過否定“文化大革命”來否定毛澤東，否定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它這個實質是這麼個問題。它表現形式呢，它是有各種各樣的。

　　國際社會也在關注著發生在中國的這股思潮。

　　時任外交部高級翻譯 施燕華：
　　中國剛剛開始改革開放，所以世界上並不了解，他們不知道到底中國共産黨會做些什麼事情，是不是會像當時那個蘇聯蘇共二十大那樣，像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那樣把毛主席全面否定了，所以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議論。特別是一些非洲國家，我們的非洲兄弟。有一次，一位非洲的國家的總統，他就跟我們領導人説，毛主席不僅是中國的毛澤東，毛澤東也是世界的毛澤東。所以他們覺得很擔心。

　　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 邵華澤：
　　從我們黨內來説，是一個堅持什麼樣的道路的問題，堅持什麼樣旗幟問題，從國際上來説呢，那就是説你中國這個走向，你下一步的走向。

　　中國要發展，必須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而否定“文化大革命”就不可避免涉及到怎樣評價毛澤東，這是一個大難題，沒有大智慧和大襟懷是很難做到科學、公正、週到的。
　　1980年8月，著名的意大利女記者奧利埃娜法拉奇來到了中國。此行的目的是採訪鄧小平。

　　時任外交部高級翻譯 施燕華：
　　法拉奇到中國之後呢，她就把自己關在民族飯店了，也不給意大利使館的人聯絡。她説誰都不知道我在這兒。
　　法拉奇她是很有特點的，就是説她是一個善於問那種非常刁鑽尖刻問題的一個記者，而且是根本不顧對方的面子的。一上來呢，她就開始就問這個問題，她説，當我坐著車來到人民大會堂來見您的時候呢，我看見天安門城樓上有毛主席像，天安門廣場上有馬恩列斯的像。她説，現在呢，我這次到中國來呢，發現中國的變化很大，人們的衣著有變化，而且毛主席的像也挂得少了。但是呢，天安門城樓上還挂著毛主席像，這個像是不是要挂下去？完了，鄧小平同志説，是要永遠挂下去，不會摘下來的。不僅是我們要挂毛主席像，要永遠紀念毛主席，而且我們還要堅持毛澤東思想。然後他説，你把這句話記下來。

　　對於鄧小平的這種回答，法拉奇似乎不以為然。

　　時任外交部高級翻譯 施燕華：
　　她説你們很快要召開黨的代表大會了，她説會不會這次會議會像蘇共二十大一樣。這個問題相當尖銳的了，我當時心裏有點兒嘀咕，咯噔一聲。鄧小平同志他就這麼哈哈大笑起來，哎呀，他説你説那個赫魯曉夫，赫魯曉夫這個人我是很了解的，我跟他直接打交道有十年之久。他（鄧小平）接下來馬上就説了，中國共産黨人，絕對不會像當年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那樣對待毛主席，他説請你把這句話記下來。
　　在整個採訪過程當中，鄧小平同志對法拉奇説了兩次“請你把這句話記下來”。一次就是開頭的時候，就是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的像永遠不會摘下來，另外一個是，我們絕不會像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那樣對待毛主席的，請你把這句話記下來。

　　鄧小平：
　　不能把過去的錯誤都歸毛主席一個人，不能這樣。所以我們對毛主席的評價呀，要非常客觀的，第一位是功，第二位才是過。對毛主席思想的許多好的東西，應該繼承下來。把他的錯誤也要講清楚。

　　這次，發拉奇真正地看到了一個東方大國領袖的博大胸懷。

　　時任外交部高級翻譯 施燕華：
　　採訪完了之後，等到稿子整理出來發表之後，法拉奇回到意大利，後來又接受了美國兩家電視臺，法國電視臺的採訪，就是專門談她對鄧小平的採訪。她就説了一句，她説從來沒有一個領導人，能夠像鄧小平那樣坦率地來談歷史問題。

　　1980年8月，西方十多家有影響的媒體，同時發表了法拉奇採訪鄧小平的文章。一時間，“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像將永遠保留下去”成為許多報刊的大字標題。
　　也就在那個時期，一個寫作班子正在抓緊進行《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工作，科學地評價毛澤東是其中的核心問題。當年的起草組成員邵華澤，至今還保存著那時留下的十一本筆記。

　　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 邵華澤：
　　我們是1979年12月13號組成這個寫作班子，到6月份送給他（鄧小平）稿子，他看了以後他説不行，要重新來。不行要重新來在哪呢？就是我（鄧小平）一開始就提出，這一篇決議要確立毛澤東同志歷史地位，要堅持毛澤東思想，現在這個稿子沒有體現最初提的這個思想。當時我們整忙活了半年啊！白天黑夜，翻閱大量資料、大量材料，翻來複去修改。他這一講對我們是震動很大，那説明我們起草的同志也還沒有領會他的思想，沒把他的思想體現到我們的稿子當中來。

　　鄧小平親自主持《歷史決議》的起草工作。在近兩年的時間裏，他先後20多次與起草組同志談話，著重談論科學評價毛澤東的問題。

　　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 邵華澤：
　　在這個決議起草過程當中，這十八個月的過程當中，他談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毛澤東同志個人的歷史地位這個問題，幾十次談這個問題。可以説他是自始至終堅定不移地貫徹他這個思想，而且以這個作為檢驗你這個決議是不是寫好，能不能通過的一個根本性的標準。
　　他（鄧小平）説我們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評價，要考慮到廣大的工人，要考慮到廣大的農民，要考慮到同他們有聯絡的幹部，看他們能不能接受。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令人信服地解決了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科學評價毛澤東這兩個事關中國未來發展的重大問題。

　　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 邵華澤：
　　十一屆六中全會閉幕時他（鄧小平）就講，他説我相信這個決議是經得起、經得住歷史考驗的。那麼今天二十三年，整整二十三年了，那小平同志預言完全實現了。

　　鄧小平：
　　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産黨。毛澤東思想永遠是我們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這是20世紀60年代留下的一張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的合影。在這些老一輩革命家當中，鄧小平與周恩來相識最早。

　　鄧小平小女兒 鄧榕：
　　我曾經問過父親，我説你一生之中你和誰的關係最好？後來父親想了一下，他説還是跟總理關係最好，就是周恩來。我父親説的，他説我把他看作我們的兄長，他們相識是在1922年是在法國，那時我父親在法國留法勤工儉學，周恩來也在那裏從事革命活動，從那時候開始鄧小平和周恩來兩個人就相識，並且變成了戰友。應該説周恩來是鄧小平參加革命的領路人之一，後來到了上海地下黨的時候，周恩來是中央的領導人和中央軍委的領導人，鄧小平那時候是擔任中央的秘書長，那麼鄧小平在上海時期，一直在周恩來身邊工作，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工作，那時候他們的關係也非常非常親密的。我記得鄧媽媽，就是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她曾經跟我們説過，她説你爸爸年輕的時候非常活潑的，笑的聲音是很爽朗的，父親也一直叫鄧穎超叫大姐，後來他跟我們講過，説你們要叫姑姑，因為鄧穎超也姓鄧，而且她比我（鄧小平）年長一點兒，所以你們叫她姑姑，所以從很小的時候我們都叫鄧穎超叫姑媽。到解放以後，我父親到中央工作，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他也一直在周恩來的身邊工作，在周恩來出國期間，我父親還曾代理過周恩來，擔任代理總理的這樣的職務。大躍進以後，經濟上有很多的困難，那麼毛澤東就&&説我們黨的高級幹部要把我們的薪金要降低，最早的時候我記得是像毛主席，毛主席是一級，大概是500多塊錢，後來毛主席就決定把工資降低，就降到404塊，後來毛主席又提出來，就説是不是我們把我們的工資再降低一下，後來總理就去找了主席，説主席啊，像我們兩個這樣的，家庭沒有什麼負擔的，降低工資沒有什麼問題，但是有些同志的家裏是比較困難的，孩子比較多，像小平同志他們家就是孩子比較多比較困難的，如果要是他們再降低工資的話，日子就比較難過了，所以後來主席就沒有再提降低工資這個事情。後來在1973年的時候他復出工作，這時候他回到北京，第一個去看望的就是周恩來總理。那麼第一個到我們家來看望我父親的是鄧穎超，周恩來的妻子鄧穎超。那時候父親去看望周恩來總理，他的心情非常沉重，因為總理那時候已經得了癌症，那麼這種時候周恩來和鄧小平一起協助毛主席，就為了治黨、治國、治軍，整頓經濟，付出了大量的辛勞，那麼同時和“四人幫”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這時候周恩來的身體就越來越差，我記得我父親是經常到周恩來那裏去。

　　（北京305醫院）

　　原北京醫院副院長 吳蔚然：
　　1975年下半年9月份的時候，周總理在305醫院進行最後一次比較大的手術，在平車將要到達手術室門口距離很近的時候，總理突然問，小平同志在嗎？當時我們就趕快把這個話輕輕地向後傳過去，小平同志就過來了，就俯臥在總理的頭旁，總理就緊握著小平同志的手，很激動，而且聲音很大，出乎我們的意料，聲音講得很高，説過去一年多的工作，證明你比我強得多。

　　鄧小平小女兒 鄧榕：
　　周恩來和鄧小平有一次談話，周恩來問鄧小平，説你能夠堅持得住嗎，你會不會改變？鄧小平説我不會改變，周恩來説那我就放心了。

　　鄧小平：
　　1976年1月8日9時57分，周恩來同志的心臟停止了跳動，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為失掉了我們的總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

　　在黨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中，鄧小平與劉少奇相知甚深，他們有過一段共同而又特殊的經歷。

　　劉少奇夫人 王光美：
　　小平同志從1952年調中央到1966年，合作共事14年，要從當總書記是1956年到1966年是10年共事，我感覺是少奇非常信任小平，小平同志也很尊重少奇，但是我們沒有什麼私人（交往），少奇本人沒有私人來往，小平同志跟我們也沒有什麼，可是少奇跟小平他們這兩人在黨內也有特受信任的時候，也有受過冤屈的打擊，證明都經得起考驗，都沒有個人私心。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劉少奇和鄧小平即被打倒。
　　1969年，劉少奇被迫害致死。

　　劉少奇夫人 王光美：
　　我也誰也沒找。因為群眾也提要求，另外我們小孩也寫信，也給小平叔叔寫信了。

　　劉少奇之子 劉源：
　　1977年的10月11月的樣子，那個時候呢，是小平同志剛出來吧，就是主持文化教育工作。然後呢由小平叔叔他決定的要恢復全國的高考。當時作為第一屆高考，確實全國也沒有什麼章程，因為過去的東西都被打亂了，那麼新的呢，又積壓了很多的人都想來考學。所以，當時我是在工廠，在北京起重機廠，也報考這個大學，當然要進行考試了。但是由於我這個家庭的情況呢，當時可能很難別人能決策，就是讓不讓考。所以當時呢，我認為啊，就是還是我家庭那個情況就沒讓我考，那個時候我就給小平叔叔寫了一封信。

　　劉少奇夫人 王光美：
　　他確實寫了一封信，他説我不是要求別的，我就要求你批准允許我考。

　　劉少奇之子 劉源：
　　就是很簡單這麼一封信，也沒有什麼客氣話，就是把這個來龍去脈講清楚了。然後就貼著四分錢的郵票，當時在北京市內嘛，貼著四分錢的郵票就扔到信筒裏了。後來聽説呢，很快小平叔叔就批了。

　　劉少奇夫人 王光美：
　　那時候少奇當然平反還説是找不上呢，我都沒出來呢，可是小平同志居然就批了。

　　1979年，相隔十三年之後，王光美第一次見到了鄧小平。

　　劉少奇夫人 王光美：
　　在正式平反以前吧，然後有一次在大會堂開一個什麼節日的會，他們都在主席臺坐著呢。後來我一想我應該見他們一次，我出來了反正得感謝，我得怎麼説。我剛往那兒一走，小平就站起來了，小平一站起來，一屋子的人都站了。倆人一握手，反正這心情就別説了，我是非常感激。可是他們怎麼想，就是覺得咱們都共同遭了這麼一段難嗎。我們倆沒能説話，我也沒找他（鄧小平）。

　　鄧小平雖然沒有説話，但對劉少奇平反復查的工作已經根據他的指示進行多時了。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做出了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

　　劉少奇之子 劉源：
　　追悼會到最後，就是中央的領導跟我們家屬握手，在握手的時候小平叔叔就握著我母親的手，就説了一句話，就説：是好事，是勝利。

　　劉少奇夫人 王光美：
　　是好事，是勝利，小平不輕易説話的呀，他一説話特簡練，這人特痛快，可説話特乾脆，就跟我説這麼兩句話。

　　劉少奇之子 劉源：
　　就馬上就給我們一種心裏豁然開朗的那種感覺吧，就是確實講得我覺得很深刻。

　　陶鑄，是“文化大革命”中排在劉鄧之後的黨內第三號走資派。1969年，陶鑄被迫害致死。
　　1977年的春天，陶鑄夫人曾志和女兒陶斯亮滿懷信心地到北京西山，找到了尚未復出工作的鄧小平。

　　陶鑄之女 陶斯亮：
　　我和我母親就拿著我父親的材料，這個材料就是證明我父親在監獄表現是非常英勇頑強的，絕對沒有任何的對黨不忠誠的表現。這次我就帶著這份材料，就跟我媽媽一起到了西山。

　　陶鑄夫人 曾志：
　　找他去見了他，見了他的時候，他沒講什麼，都是客客氣氣的啦。

　　陶鑄之女 陶斯亮：
　　這個話題好像總也不是特別能談起來，後來終於談起來後，鄧小平總是聽，他也沒有表態，就聽我媽媽講陶鑄的問題。最後他也沒有任何的表態，然後我就把這個材料遞上去了，他也就把材料往旁邊一放，就也沒看也沒説什麼。

　　陶鑄夫人 曾志：
　　他就聽了，陶鑄的問題他就聽了。聽了以後沒表示態度，一點態度都沒有表示。

　　陶鑄之女 陶斯亮：
　　那天我和媽媽出來啊，我們倆誰也不説話，就剛來的情緒全部都喪失殆盡了。

　　陶鑄夫人 曾志：
　　陶斯亮呢，對這個事情呢，她就很著急，為什麼小平同志一點不表示啊，就感覺到很失望。後來的時候，別人抄給我一個批示，這個批示是小平同志批的，他這麼寫的，陶鑄同志他是我們黨的一位老黨員，在幾十年的工作中間，對黨、對人民是有貢獻的。經過復查，過去把他定為叛徒是不對的，應予平反。後來很快就解決了。

　　陶鑄之女 陶斯亮：
　　我佩服鄧小平，我由衷地感激他就是因為他能做的他都做了，而且做得那麼好，做得那麼迅速，那麼有力度，但是他沒有説任何一句話，沒有説任何一句安慰我們的話，讓我們增加（信心）鼓勵一點兒的話他都沒有説，但是他把能做的他都做了。我覺得他真是很有個性的人，也真是一個偉人才能做到的。

　　（一組劉伯承與鄧小平照片）

　　這又是一個劉鄧,一個被稱為戰場上最佳搭檔的劉鄧。
　　劉伯承和鄧小平同是四川人，又都屬龍。1938年，在抗日戰場上兩人走到一起，一個主軍，一個主政，共同領軍十三年，鍛造了一支戰功卓著的劉鄧大軍。

　　原129師司令部機要科科長 楊國宇

　　鄧小平有一次幹什麼講的那個，人民把我跟劉伯承兩個，劉鄧不分家，中間連在一起，實際上就是，從來都是像穿了連襠褲一樣，一直是劉鄧、劉鄧、劉鄧、劉鄧，中央發來（電）報（都是）劉鄧，我們都叫劉鄧、劉鄧。所以劉鄧大軍呢，中間也沒有點。
　　劉鄧不可分，我們就是這樣根據這個來的，分開了就要碰到一些危險的事。在大別山是如此。那不是5月反掃蕩（嗎），那次差點我們司令部，連李雪峰這些人，都幾乎危險得很，那一次。日本人希望一網子把司令部都幹掉了，這是很危險。劉伯承那時候説我不能離開政委呀。

　　戰爭年代，劉鄧總共分開過兩次，大別山是一次，另一次是在太行山。

　　原129師司令部機要科科長 楊國宇：
　　最苦的時候，八路軍總部犧牲了不少的人，後來左權參謀長都犧牲了，老整劉伯承沒整到，鄧小平就在太岳去指揮部隊去了，最艱苦的時間他到太岳指揮部隊，就分散了，到太岳去指揮。凡是哪艱苦、困難了難過了，（他就去哪。）（當時）他就到太岳陳賡那裏。劉伯承一個人在家裏，他老惦記著沒有政委在家裏，老覺得心裏懸吊吊的樣，不放心。有天晚上半夜了，他就跑來了兩次，説陳賡那裏有電報來沒有，有什麼來沒有，就問鄧小平，小平那裏有點消息沒有，還沒有消息。哎呀，真的，開始作戰處的人來問，我們就煩了，就把門鎖起來，不讓他進來。最後劉伯承來了就問，來了進來看鄧小平電報，我們正在譯鄧小平電報，這下他就放心了。

　　原129師政治部科長 張香山：
　　説有一天參謀打電話叫我到他（那個）地方去，一進去看到鄧小平同志拿著洋蠟，在窯洞裏頭一個五萬分之一的地圖上，貼著滿半窯洞找地名。那麼小平同志拿著洋蠟，因為劉師長一隻眼睛失明的，不大方便看東西，所以有些地名要找到的話，（得）小平同志幫著他。兩個（人），小平同志拿著洋蠟，劉師長也就順著洋蠟看地圖，一個説，研究什麼地名什麼地名，然後兩個人又商量，怎麼樣跳出包圍圈，抵禦防備進攻的。那就是親密的、真是親密的戰友這樣的感覺。

　　原129師機要科科長 楊國宇：
　　劉伯承跟（鄧小平）劉鄧不分，劉鄧它為什麼兩個能夠合到一塊兒，它可以説旗鼓相當。劉伯承是了不起的軍事家、戰略家，可以這樣講。但是鄧小平那是了不起的。他們倆個非常配，相當的學問、相當的經歷啊，一下子搞得能夠團結一起，能夠團結一致。

　　鄧小平一生為劉伯承寫過兩篇紀念文章。一篇是祝賀劉師長五十大壽，另一篇是《悼伯承》。
　　“伯承久病，終於不治。我和他長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辭世，使我至為悲痛。……”

　　（一組鄧小平和陳雲的照片）

　　在中國共産黨內，鄧小平和陳雲是跨兩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領導人。兩人雖然都性格內向，但相知相交甚深，有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

　　陳雲夫人 于若木：
　　那是在1938年春天的時候，我跟陳雲同志結婚之後不久，小平同志就從太行山回到延安，他知道這個事情之後呢，他馬上就作了一首打油詩，叫：“千里姻緣一線牽，鼻痛帶來美姻緣，中山政策女秘書，先生路線看護員。”
　　千里姻緣一線牽，這個一線牽還是由黨和組織來牽線的。當時陳雲同志從新疆回到延安，因為過度勞累呢，他就流鼻血，他需要有一個人照顧他，就到陜北公學去物色這樣一個人，就推薦了我。就是在（陳雲）那裏值班，大概也就是一個星期的樣子吧，他身體後來就逐漸恢復健康了。後來，我就到中央黨校去學習了。組織上需要找一個人來照顧（陳雲），兩個人就（被）撮合了。第二句話“鼻痛帶來美姻緣”就是因為鼻子流血了，帶來這麼一段姻緣。第三句話“中山政策女秘書”，孫中山跟宋慶齡的結合最初是一個秘書的關係，當然宋慶齡擔任孫中山的秘書，陳雲同志呢，找我是做看護工作，就是這樣。“先生路線看護員”先生就指的陳雲同志説的，（就是説）你的政策就是從看護這個事情引起的。

　　（十二屆二中全會休息室鄧小平、陳雲、鄧穎超等交談。）

　　鄧小平：，你們倆哪個大？你比我大兩個月。
　　鄧穎超：我比你大四個月吧？
　　鄧小平：四個月，我是八月。
　　鄧穎超：你是八月，我是二月。
　　鄧小平：二月，那大半年嘛，你呢？
　　陳雲：我六月。
　　鄧小平：六月？
　　陳雲：六月。
　　鄧小平：六月，你居中。那還是她大。

　　陳雲夫人 于若木：
　　陳雲同志和小平同志是第一代領導人當中的成員，也是比較重要的成員；他們兩個呢，又是第一代領導人當中比較年輕的成員，所以他跟第二代領導呢，就能夠銜接了，他（們）是跨兩屆領導的重要的領導者。所以他們兩個呢，經歷是相倣的，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之後，所以他們兩個交換意見比較多一些。

　　與鄧小平一起開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還有許多老一輩革命家。

　　（一組鄧小平與葉劍英、李先念、彭真、徐向前、聶榮臻、彭真、鄧穎超、薄一波、王震等人的鏡頭或照片）

　　1977年4月28日，是葉劍英八十壽辰,當時尚未復出工作的鄧小平攜全家前來看望。

　　原葉劍英辦公室主任 王守江：
　　首先那一天來的是鄧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帶著家屬兒女，第三代孫子孫女都來了。老帥們還去了（葉劍英家），還照了個像。小平同志説你們老帥們在一起照個像吧，都來了。葉帥説，你也是老帥嘛，你是我們老帥領班的嘛！很幽默的，在那個地方在講，大家很高興就在那地方。

　　李先念之女 李小林：
　　他們政治上不用很多的溝通，但是他們所從事的事業完全是一樣的，所以我覺得像從改革開放，小平同志提出來以後，我父親是經常要到幾個特區，包括他到了浦東，非常關注改革開放的進程。所以從這點上看，雖然我父親語言不多，但我們很清楚地感覺到，他是完全支持小平同志提出來的改革開放這個國策，讓中國人民富起來。

　　徐向前之子 徐小岩：
　　（76年 父親）聽説，小平同志當時前列腺不好，説需要住院治療，父親就非常地關心，親自打電話給當時主管的陳錫聯同志，交代説請他們一定務必安排好（鄧小平）到301醫院去住院。這事為什麼給我印象很深呢？就是我平常呢，很少看見我父親打電話，而且打電話時候一般都是三言兩語。這次呢，我看（父親）很著急，講得、交代得也很詳細，所以給我的印象很深。

　　聶榮臻之女 聶力：
　　 鄧叔叔叫我父親叫老兄，他們之間從1920年到1992年，可以説七十二年友誼、戰鬥、共同生活。

　　兩位老人共同戰鬥了72年，每一個重要的決策，我們老人家的態度是非常明確，比如支持鄧，反對“兩個凡是”。那麼後來，（我父親）給中央寫過信，堅決支持小平同志改革開放的這個方針。

　　彭真之女 傅彥：
　　小平叔叔從五幾年到中央來工作，他做總我父親做副，兩個人一直在書記處。我覺得小平叔叔和我父親呢，挺有意思的，就是我父親個子高，小平叔叔個子矮，然後我父親愛聊天，小平叔叔不愛説話，可是這愛聊天的不喜歡熱鬧，這個不愛説話的人呢特別喜歡熱鬧。
　　就是那以後，兩個人都老了，沒有見面，然後我去小平叔叔那兒，進門小平叔叔很高興，我説我爸爸他很想你，小平叔叔説我也很想老兄，我説爸爸就讓我説一句話，身體健康很重要，小平叔叔説，是，我坐在這兒就可以了。

　　晚年的鄧小平，有時候就這麼靜靜地坐在這裡，靜靜地回味著他波瀾壯闊的一生，靜靜地思考著中華民族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法拉奇：
　　那你對自己是什麼評價？

　　鄧小平：
　　我自己能夠對半開就好了。我是犯了不少錯誤的。其中包括毛澤東同志犯錯誤啊，有些我也有份的。不過我是可以講一點，我一生問心無愧，包括犯錯誤在內，犯錯誤也是問心無愧的錯誤……

責編：阿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