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紀錄片《百年小平》第一集：人民之子
央視國際 (2004年08月16日 14:51)
(北京.東郊 原鄧小平專列)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鄧小平每年都要乘坐這列火車外出視察。
原鄧小平專列列車長 齊文明：
小平同志從1951年開始乘坐我們鐵道專列，到1994年2月從上海返回北京，因為身體原因就沒再坐我們專列，我們算了一下一共是七十一次。從1977年第三次復出以後，到1994年2月，他就乘坐了五十次，咱們粗算了一下，安全運行了二百一十三萬七千多公里。
原鄧小平專列列車員 李坤：
可以説首長在車上他給我最深的印象，總是有一個動作就是坐在沙發上然後看著窗外沉思。
原鄧小平專列列車長 齊文明：
哪怕吸煙的時候在車廂裏踱步他也在思考問題。
原鄧小平專列列車員 梁石春：
在車上就是工作，總是那樣的，白天晚上就是工作那樣子的，看著他挺辛勞的那樣子的。
原鄧小平專列廚師長 張繼光：
他思考問題有時候呢極度思考，就經常失眠，失眠有時候吃藥，吃藥的時候呢，有時候身邊的工作人員或者是家裏人為了分散他的精力呀，就他越是坐那思考越是讓這些孩子去在他身邊鬧，去親他去，去啃他去。
原鄧小平專列服務員 賈迎光：
什麼話也沒有，你眼前過人他眼珠子都不帶轉的，就是旁邊已經沒有什麼那種感覺，就是在特別專一的在那兒思考，挺辛苦的，我們有時候看看都比較心疼他。
原鄧小平專列列車員 李坤：
在南巡的時候，我也有幸擔當他的乘務工作，他其實從北京上車的時候他身體並不是很好，但是也可能他心裏有一團火呀，或者是他每次一到了站臺，他馬上就感覺好像不用人扶了那種感覺，而且到了地方也是這樣的，就是説精神狀態馬上就不一樣。
列車就像一個家，車上的人都稱鄧小平為老爺子。
原鄧小平專列廚師 張本穎：
老爺子的稱呼是我們在這個之間時間久了都是這麼稱呼法，加入一個老爺子，給我們一種很寬鬆的工作的那麼一種感覺。我們對他的感覺、印象非常好一點就是他作為一個政治家，對我們工作人員沒有架子，沒有挑剔，幾個方面對我們應該説很親切。
原鄧小平專列列車長 劉維珍：
家裏幾口人啦？我就他説我們家三口人。住多少房子啊？住兩居室。當時他還挺高興的，兩居室是不錯的，在北京市來講你這就挺寬裕的。他説你的工資呢，我説我的工資太低了吧。他説多少啊，我説我啊46塊錢，當時（1978年）來講，我説我跟他説，我説我我34塊錢我拿了11年了，他説是太偏低啊，他就説，我説我們還可以，走首長任務嘛，我們心情反正不一樣，他聽我一説他也挺高興的。
原鄧小平專列廚師長 孔慶樹：
有一次就給他炸油條把鹽放重了，放重了之後鹽呀，最後我們第二天發現這個問題之後，馬上就是説採取其它的方法進行補救，就趕快和一塊不帶鹽的面，就是正好呢兌在一起，這樣呢就是説一個帶鹽的一個沒有口的，這樣吃了之後，老爺子也非常，當時我心裏特別的膽怯呀，怕一旦提出來怎麼辦啊，老爺子還鼓勵我們，老爺子説今天的油條不錯啊，那意思是這是叫鴛鴦油條。
（鄧小平與專列工作人員的合影）
原鄧小平專列服務員 賈迎光：
給首長服務呢，非常有感情，想跟首長留個合影照片，因為首長是比較老年了，身體也不是説看上去很健壯，行走不太方便，這樣呢，我們跟毛毛提出來以後呢，還覺得心裏挺忐忑的，不知道能不能被允許跟首長合影，很快的過來叫我們説你過去吧，首長在他因為那車是睡覺的車嘛，在那個車等你們呢，然後我們那時候穿的是紅的大紅的這個服務的衣服。走過去以後，看首長已經穿好中山裝在那等我們了，然後這時候依次跟首長握個手，留影，照片非常珍貴，非常珍貴。
（鄧小平與理髮師田惠燕的合影照片）
田惠燕是北京飯店的理髮師，她也有一張與鄧小平合影的照片。
北京飯店理髮師 田惠燕：
最忘不了的就是我們那年在北戴河，因為每一年都照相，那真是上千個人照相，要一隊一隊，什麼中直了，什麼警衛局了，警衛團了，警衛排了，一切一切（人）都照相，那天是剛遊完泳上來，我是（給他）剛刮完鬍子吹完風，我想那麼多人照我就算了，我就躲到外面了，最後全部照完了，老爺子想到小田呢，就到處找我，他們就找我，閃了一條道給我，從五浴場那兒，（大家）説的你看你多光榮多榮幸啊，老爺子還想著你呢。這麼大的身份，這麼大的首長，那還能想到我們一個這麼小小的理髮員，也真是，這事我永遠也忘不了。
（1978年 全國科學大會）
這是一張大家都很熟悉的照片。陳景潤，一位曾經以“書獃子”而聞名遐邇的數學大師。
早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鄧小平就對科學院的領導説，中國有一千個陳景潤就了不得了。
陳景潤夫人 由昆：
早在1975年的時候，當時我先生就是一個極普通的知識分子，但是他在數論領域的研究，特別是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應該説取得了令人矚目的一些進展。但是就是先生廢寢忘食強忍病痛換來的這些科研成果，不但不被認可，反被説成是走白專道路的典型，受到了一些非議。當時小平同志知道這些情況以後，就非常氣憤地説，什麼“白專典型”，總比佔著茅坑不拉屎的人強。
1977年，剛剛復出工作的鄧小平就提出，陳景潤應該當一級研究員，並指示，每年春節，各級領導都要去看望像陳景潤這樣的科技人員。
陳景潤夫人 由昆：
後來的話，小平同志知道了我們結婚以後三年多還兩地分居，而且當時的住房也比較困難，先生當時身體一直都不是很不好，科研任務也很重，那個時候社會上的一些活動也比較多，而且身邊沒有助手，一切都要他自己來做，所以小平知道這些情況以後，就立即指示有關部門解決，而且親筆批示了：能否為其配一秘書以分其勞。很快為我們就解決了住房，還有我和孩子調入北京，還有為先生配了秘書。
所以從這些事裏邊，就可以看出小平同志這份關愛，找不到合適的字眼來描述，真的我找不到。
（1980年 峨眉山）
這是一張鄧小平經常提起的照片。
中國攝影家協會副主席 楊紹明：
1980年那個時候剛剛開過三中全會，我第一次很巧在成都碰見了小平，然後第二天，就是第二天小平同志爬峨眉山，就在這個過程中拍的這張“鄉情”。小平同志是精神抖數，挽起褲腿，走到一個路口，已經爬了一個多小時了，又累又渴，就看見個老太太。
原四川省峨眉山市地方誌辦公室主任 田家樂：
這個老太婆就跟小平同志打招乎，哎，老人家您得福啊，小平同志講大家得福嘛。這個老太婆認不得這個是小平同志。
中國攝影家協會副主席 楊紹明：
小平同志就發話了，老鄉，離萬年寺還有多遠，但是老太太呢並沒有注意這是鄧小平，也沒有注意前前後後這麼一大堆人，一聽了小平這個話以後也漫不經心回答，不遠了，就在前面，這時候小平同很高興啊，小平説好，我們加快點，這時候就往前走。等我們快爬到萬年寺的時候，這老太太就追上來了，追上來以後不管三七二十一，到了小平身邊就要下跪，説是我們的鄧主席。
原四川省峨眉山市地方誌辦公室主任 田家樂：
小平同志把她扶起來，問她，老人家，多大年紀了？她説：76歲嘍。啊呀，我倆個是老庚呀！這個老庚，我們四川話就是同年。就問她：生活如何？這個老太婆説：啊呀，比過去都好到哪兒去了。
中國攝影家協會副主席 楊紹明：
那老太太就被安置坐下來了，大家就在笑，就説這老太太迷信，什麼時代了還給鄧小平磕頭，大家都在議論，小平同志就看了看老太太，又看了看我們周圍的人，説，又不是拜菩薩，又不是拜菩薩，大家哄堂大笑。
（一組鄧小平視察居民區，與人民群眾在一起的照片）
鄧小平説過，他是中國人民的兒子。與人民在一起，是他最高興的事情；人民的利益，是他最牽掛的事情。他説過，我們做一切事情，都要看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答應不答應，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贊成不贊成。
原鄧小平警衛秘書 張寶忠：
在北京看群眾的居民小區，那最早了，是1980年吧，看前三門，一上樓梯就看見門挂著鎖，首長就説了，都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了，怎麼還鐵將軍把門啊，這不是告訴人家屋裏沒人嗎，這種鎖一撬不就撬下來了嘛。後來他們説這可以換，馬上都可以換，他説以後有撞鎖嗎，他也知道，下次再搞這個我們都能改。然後一進屋裏看衛生間，然後他説這衛生間太小，連個淋浴也沒有，以後搞設計要從群眾利益出發，這個屋稍微大一點兒，搞個淋浴，上下班回來不一定就跑街上去排隊了，在家裏就可以衝個澡了嗎，這就方便群眾啊。
（一組鄧小平開懷大笑的照片）
鄧小平經歷坎坷，一生傳奇。許多外國人見到他都會提問：您一生經歷了那麼多挫折，是怎樣挺過來的？鄧小平説了四個字：樂觀、忍耐。
劉英，與鄧小平同時代的老紅軍戰士，三十年代初，她在江西見證了第一次被打倒的鄧小平所體現的樂觀與忍耐。
張聞天夫人 劉英：
政治上打擊，我説怎麼回事啊，他就告訴我這個東西，我才曉得。我説這個人真是，他也不在乎，他根本不講，沒有這回事一樣的，所以我覺得這個人很樂觀的，他氣量大。
長征的時候很苦啊，沒有東西吃，大家都經常會餐，他當時也會做一些菜。做什麼菜怎麼好吃，四川菜怎麼有名，他法國的事情他也談，他不是到過法國嗎，勤工儉學的時候的情況他也談，我們都愛聽，他東西知道的多，所以我們這些人圍著他一起吹，我們就説我們湖南菜也很好啊，我們湖南菜也不比你四川菜差啊，就是吹嘛，互相的，就是精神會餐。
（江西 南昌）
這又是一種巧合。將近四十年後，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二次被打倒的鄧小平再次來到江西。就在這棟小樓裏度過了三年零四個月的艱難歲月。那時候，他的精氣神是怎樣呢？
1970年，老一輩革命家張鼎丞的女兒張九九偷偷地跑去看了一次鄧小平。
張鼎丞之女 張九九：
我們都激動了好幾天準備，覺得見到了鄧叔叔不知道會怎麼樣，當時一看，我和華川兩個人全愣那了，鄧老爺子站在樓梯上看著我們，一下子給我們一種震撼，因為當時想他是在困難的時候，但是他站在那給我們的感覺完全不是一個被打倒的人，我們就趕緊過去跟他握手，他把手伸出來跟我們握了一下，握完了説吃飯了沒有，搞飯吃，給司機同志準備飯，説完了以後，你們玩嘛，午睡上樓了，當時給我和華川是一種震憾，就是説一個打倒的人，鄧老爺子那個威嚴和他那個氣勢，一點兒都不減當年。後來我們回來的時候在路上那個司機，因為他不知道是去看誰，説你剛剛看的那個老紅軍是個大官吧，不得了的大官吧，我們當時兩個人不敢説，這個司機無論如何不會想到全中國打倒的一個走資派會是這樣的一種氣勢。
見到過鄧小平這種氣勢的還有當年的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的工人們。
原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黨總支書記、革委會主任 羅朋：
鄧（小平）一方面本人的性格是堅強不屈的人，臨亂不茍，臨危不懼。他就有意識地鍛鍊自己的身體，生活也很有規律，他很重要一個表現不吃安眠藥，他來的時候吃多少安眠藥，這説明在處境這麼危難的時候，能夠把安眠藥戒掉，這個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胸有成竹，所以我去的時候看到他高興，而且再大幹一番的樣子，信心十足的樣子，身體也好了。
（北京 東交民巷17號）
這是1976年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再次被打倒的鄧小平被監管的一個住所。那之後不久，中央辦公廳的幹部李維信一直在鄧小平的身邊。
原中央辦公廳幹部 李維信：
我見到他除了經常在院子裏散步，在屋裏就是看書、看報，其餘的時間還看到他在院子裏頭，因為中院有一片草坪長的很深在夏天，他就是戴一個草帽一天就是用鐮刀一綹一綹的割得很整齊，放得也很整齊，擺到那個洋灰地上把它曬乾，最後曬乾以後點火把它燃掉了。他作為一個消遣，也作為一個鍛鍊法。在這個期間實際還是軟禁，與外界隔絕，任何人都不讓見，在這期間他得過一次病，醫生、大夫都感覺到鄧小平同志的毅力很堅強，當時在住院期間尿道插了管子，提了個瓶子每天還堅持散步，説這個一般的病人插個管子，提個瓶子尿道還這樣散步，是不可想象的。
（1986年 鄧小平接受美國記者專訪）
華萊士：
對於你和你的家庭來説“文化大革命”意味著什麼？
鄧小平：
那件事情看起來是壞事，但是歸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們思考，促使人們認識我們的弊端在哪。
（北京 京西賓館）
認識弊端，尋找出路，首先需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這是我們正確的思想路線。1978年，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發出了一個振聾發聵的聲音：
鄧小平：
“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
這次全會實現了偉大的歷史轉折，確定了把黨和國家的工作著重點轉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新政策，從此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進入了新時期。
四年後，在黨的十二大上，鄧小平再次向全黨全國人民發出了一個偉大號召：
鄧小平：
“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是鄧小平開創的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道路，是引導我們實現祖國現代化，實現全國人民共同富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是鄧小平一生奮鬥，為中國人民作出的最偉大的貢獻。
（鄧家院子的松樹，北京蟒山的松林）
鄧小平一生喜愛松樹，有人説他具有松樹的性格。
植樹老人單昭祥是連續十一年陪同鄧小平義務植樹的綠化工作者，他作了這樣的回憶。
原首都綠化委員會常務副主任 單昭祥：
這一天是1983年3月12號，他種了一棵白皮松，種完了這棵樹以後都清理場地走了，這個時候中央領導同志都還在那兒，還沒走呢，我記得講以後什麼運動都不搞了，全民義務植樹這個運動不僅要搞，而且要大搞，要堅持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一千年，要世世代代地堅持下去，這段話聲音也很大講的，我記憶很深。後來蟒山公園，就把它刻上，在那有一塊石碑。
（北京昌平 蟒山公園）
如今的蟒山已經成為森林公園了。鄧小平十年樹木，他把畢生精力都獻給了中國。無私奉獻，同樣是他一生的本色。
原鄧小平保健醫生 郭勤英：
1992年的時候，我記得有一天在看電視，看電視新聞有一條就是獻血的，國家頒布一條法規，就是“義務獻血法”，後來首長就在那兒看他的胳膊，我説首長你胳膊怎麼了，有點兒不舒服了嗎，他説不是，他説你看我這個胳膊血管特別清楚，還有點紅，他説你看我都可以獻血，他説你看我這能獻血吧，我説首長頒布這個獻血法是有一定年齡限制的，我説你年齡早就超過了。
在這裡，至今還保存著一張一位老共産黨員的捐款單。
中國青少年基金會秘書長 徐永光：
在1992年我們掀起了一個希望工程的百萬愛心行動，在這個活動最高潮的時候，是在1992年的6月10號那天，基金會就是在這個地方，在這個捐款室，來了兩個軍人。
原鄧小平住地管理員 王世斌：
幾次都是我去的，捐給希望工程，不以自己的名字。
中國青少年基金會秘書長 徐永光：
後來我們説要登記捐款人的名字，兩位軍人講説這個是有紀律的，不能公開這位捐款人的名字。
原鄧小平住地管理員 王世斌：
卓琳同志就交待我，用一個老共産黨員，用這樣一個名義來捐，人家就不行，好像不好交待，你必須去寫具體是誰名字，我們寫完了以後我們就跑了。
中國青少年基金會秘書長 徐永光：
後來我們經過多方面的調查，最後終於知道這是小平同志的捐款。
原鄧小平護士 王海珍：
1993年那次我跟首長一起在那兒坐著看電視，剛好電視裏就報道世界公園落成的消息，然後我就跟首長説，我説首長你看，世界公園落成了，裏邊可能都是那些世界各地的微縮景觀，應該挺好看的，首長説，可能吧，我説要不你也去看看，他説我不能去，然後我就問他，我説你為什麼不能去啊？他説，你想想，如果我去了，要驚動多少人，因為他説話特別簡單，但是用現在的話來説，就是特別的到位，我們的體會，就是驚動了這麼多人，肯定包含一些武警戰士，警衛人員，然後就是那些正常出行的老百姓，遊玩的老百姓。
（解放軍301醫院）
原鄧小平護士 黃琳：
我記得就是當時在靜脈穿刺有一回我是協助外科的大夫來給首長做靜脈穿刺，我在那兒協助的時候我都覺得我有點兒受不了，所以在那兒的時候我一邊幫著他工作，我一邊默默的我自己眼淚就劈裏啪啦就掉下來了，然後我也不想讓首長看見，也不能讓醫生看見，我就把頭扭在一邊，我就在那兒扶著，後來還是被我們的大夫看見了，大夫看見説你下去吧，以後到穿刺完了以後人也都走了，首長跟我説沒什麼可著急的，就是那意思不要著急，就説他自己都那麼難受了，他還在安慰我們這些工作人員，因為我們有的時候一看特別難受，我們的臉上肯定就有些愁容，首長説那麼發愁幹嘛，臉上那樣的，説高興起來，還是這樣。我就覺得特別感動。
而且到了最後（首長）角膜進行了捐獻，把遺體也是作為醫學研究，讓301（醫院）進行解剖，最後骨灰一點兒都沒有留，撒向大海。
(1997年2月24日 北京西長安街)
北京飯店理髮師 田惠燕：
我也到301（醫院）去了，我算是他們家裏一個成員，我是坐在他們家裏面成員那幾排車裏面，我還不像他們護士每天在身邊，我是四十天，最少也得一個月才來一次，把我算成家裏的，我真的挺接受不了這個。
陳景潤夫人 由昆：
我去送小平同志的時候，我走了幾站路才趕到那個地方，趕到301（醫院）是肯定來不及了，我就直接奔八寶山那邊走，走到玉泉路那邊好像靈車就要過來了，當時的人特別特別多，後來我就爬到一個板車上面去，看到小平靈車過來了，當時那種心情，一個就是説小平同志走了以後那種悲痛，再一個一切都是那種複雜的心情，我當時真的沒有差點兒從車上栽下來。
這一天，為鄧小平送行的還有成千上萬的香港同胞。
原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 周南：
那次在香港設了靈堂，那是很感人的場面，香港人扶老攜幼，一進靈堂就跪在地下痛哭的呀，好幾天日日夜夜排著長隊來給他送行，據説在香港歷史上是沒有見到過的。説明小平同志他的“一國兩制”的偉大思想，以及他的人格的魅力，在香港同胞當中確實是感人至深的。大家對他真正的愛戴，出自內心的，那不是裝出來的，有的老先生知道他喜歡抽煙還買了很好的香煙，獻在那個靈堂他的那個相片下面，一見面有的就嚎啕大哭。
原鄧小平住地管理員 王世斌：
首長去世以後，我接受家裏面交待的任務，首長的（有些）遺物給銷毀了，我和另外一個同志小段，我們兩個把衣服、鞋子，用一個小車拉到服務處的一個鍋爐房，去給它燒了，我們兩個人對面坐著，抖一件看看，抖一件看看，首長那個短褲，白的短褲那都是發黃了，都不是白的了，都洗的，那白的布一洗一時間長了它發黃它不是白的了，都發黃，都很舊很舊的了。那襯褲腰這一塊有這麼長大的口子、窟窿。就是首長在臨終以前依然還是穿著破了的衣服。
一個無私奉獻，品格高尚的偉人，鄧小平不僅贏得了中國，也影響了世界。
一睹鄧小平的風采，曾經是許多國際政要的心願。
中共中央外事辦公室主任 劉華秋：
日本當時有一個金丸信，這個金丸信就是日本自民黨一個很有影響的一個幕後人物，他自稱他是“日本的鄧小平”，他沒訪問過中國，那麼他在九十年代初期，他就想到中國看看，當時小平同志不在北京，他在瀋陽啊，到東北去視察去了，那麼金丸信就要求見鄧小平同志，他説我是“日本的鄧小平”，見不到中國的鄧小平我回去就不好交代了，提出來。後來我跟他解釋，我説小平同志不在北京，在外地沒法見你。他説不在，也可以見我，我到外地見，所以他説見不到我就不吃飯，他説今天晚上我不吃飯了，原來姬鵬飛給他搞個宴會，在釣魚臺十八樓，他不吃，我就想辦法跟小平同志聯絡，我説金丸信他非得要見你，説他是日本的鄧小平見不到中國的鄧小平，他回去沒臉見人了。小平同志後來説你這樣吧，給他捎個口信，他説我回不去了，路比較遠也趕不上。説第一，等他下次來我要見他。第二，我請我鄧家姓鄧的一個人明天見他，誰呢？就告訴他説周恩來總理的遺孀鄧穎超代表我來見他。後來金丸信一拍桌子，行，反正是你鄧家的人，鄧穎超很有名，周恩來更不用説，他説吃飯。他説這樣的話不要姬鵬飛先生請我，我請姬鵬飛，一個人三百美金，今天晚上，這樣就是請好多人，十八樓裝不下，後來找了一個大樓，搞的轟轟烈烈，那天晚上。所以那時候世界的各式各樣的人都想見到鄧小平同志。他的影響不僅是在中國非常大，在全世界，在各個角落都非常大。
（1978年 鄧小平訪日）
與金丸信有同樣願望的還有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先生。
原中日友協副會長 王效賢：
因為田中對小平改革開放的思想非常的欽佩、熱衷，田中就唸唸不忘，一定要實現他重訪中國的夙願。但是他後來病了，半身不遂了，語言也有障礙了，儘管是這樣，他對於中國，特別是對於小平同志的改革開放這樣一個成果非常的注意，每天讀報的時候，凡是有改革開放的消息，統統拿左手用鉛筆畫起來，讓他女兒給他剪下來，剪報，他認真的學習，看。一直到後來，他女兒跟我説過，她説我父親就是想再到一次中國，因此在這種思想的鼓舞下，父親在集中進行康復鍛鍊，到1992年，就是（中日）建交二十週年的8月份他來了，來成了，也是帶著一家七口人。
天安門城樓見證了鄧小平對中國和世界的影響。
1984年10月1日，當鄧小平檢閱完三軍後登上這座城樓的時候，中國人民送給了他一份特殊的禮物。
原中央顧問委員會秘書長 榮高棠：
（國慶）三十五週年，小平同志閱兵，那時候他就在天安門上，天安門上我也有個角色，從開國的時候一個呢就是領導喊口號，另外就是管體育。1984年小平同志在那了，我也給他講，講第一這是少先隊，有多少人組成的，下面是什麼什麼隊，工人隊了，市民哪，學生啊，這學校，那學校，這是北大的，這是“小平您好”。
“小平您好”，是一群在改革開放中成長起來的大學生們打出的一條橫幅，它恰如其分地喊出了中國人民的心聲。
原北京大學學生 李 禹：
在國慶的前夜吧，那時候説要有大型的遊行了，所以後來我們幾個同學在一起就想，就説在這麼大的活動上我們怎麼才能把自己的心聲表達出來。
原北京大學學生 于宏實：
當時也説了不少的其他的這種字句了，但是在我印象中好像是意見很快就集中在向小平説些什麼話。
原北京大學學生 欒曉峰：
最後確定是説，小平同志你好，一開始有人説寫萬歲，但是很快被否決了，説這個有個人崇拜的色彩，所以我們大學生比較超前了，所以就決定寫“小平同志您好”，這樣大家就行動起來，拿來了作花用的彩紙，我們班的常生同學用布頭，因為沒有寫大字的毛筆，用布頭蘸著墨在彩紙上寫下了“小平同志您好”六個字。李禹同學把他的被單拿來作襯，哈斯同學拿來了他支蚊帳的架子準備當支撐桿。有趣的是橫幅寫好以後，往被單上別的時候，被單長度不夠，所以只能別四個字，最後只能別“小平您好”。
原北京大學學生 趙寶晨：
這樣一種話呢，正像我們平常認之間每天要打一種招呼一樣的。
原北京大學學生 欒曉峰：
所以這個“您好”，我覺得是它體現了一種領袖和人民那種親切感，也是發自我們學生內心的，可以説語言是樸素的，感情是真摯的，輕輕地道一聲“小平您好”。
三十五週年大慶結尾
責編：阿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