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協委員熱議拆遷 收到相關提案約20件

央視國際 (2004年03月14日 03:32)

　　中國青年報消息：在政協大會上，民革中央的一份提案説，據有關部門統計，2002年的房屋拆遷投訴，比上年增長了64.8%%；截至2003年8月底，又同比增長了47.19%%。

　　

兩會期間，拆遷問題成為代表委員們熱議的話題之一。據記者粗略統計，僅全國政協收到的相關提案就有約20件。

　　民革中央提案：讓行政權力退出房屋拆遷

　　城市房屋拆遷所反映出來的問題，涉及到觀念、法律、政府職能和公民權力等諸多領域。縱觀各地房屋拆遷糾紛，問題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拆遷行為不規範，被拆遷人的權利受到漠視。

　　一是拆遷主管部門不能依法行政，態度粗暴，濫用行政裁決和強制執行手段，強迫被拆遷人搬遷。在實施拆遷過程中，出現了停水、停電、停止供暖，甚至勾結黑社會勢力進行恐嚇、威脅的做法；二是政府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以政府設立的拆遷指揮部或辦公室充當拆遷人，利用手中權力，強迫被拆遷人簽訂不平等的協議，甚至先拆後簽，制定不合理的搬遷期限，降低補償安置標準；三是不嚴格執行國家關於拆遷估價和拆遷補償的規定，存在相同條件下估價和補償標準不一的現象；四是拆遷人不按協議約定的時間、戶型、面積、質量、環境等安置被拆遷人。這些不合法行為，嚴重侵犯了被拆遷人的知情權、財産權和人身權。

　　拆遷評估行為不規範，補償安置標準不合理。

　　現行的補償安置規定非常不合理，它閉塞了被拆遷人獲得民事救濟的渠道。一些地方政府通過拆遷行政許可，單方面確定補償安置標準，以強制執行等手段，取代房屋拆遷的市場自由選擇，造成補償價格與市場價格相差甚遠。有的地方政府為了降低補償安置標準，直接干預評估價格，暗箱操作；有的拆遷估價機構行為不規範，為了承攬業務，和開發商串通違規，出具虛假估價報告，使原本已經比較低的拆遷補償金額更低。

　　政府行為不規範，造成拆遷規模過大。

　　一些城市不顧經濟實力和群眾的承受能力，無序擴大用地規模，盲目拆遷。一屆政府一個規劃，上屆政府進行修整過的房屋又被拆遷掉了，不少新的房屋也面臨拆遷。不講投資效益，大搞什麼“街景整治”、“步行街”、“中心廣場”、“亮化美化”等形象工程。一味追求招商引資，不經週密的科學論證，不考慮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就進行土地開發，大肆拆遷。

　　適合被拆遷人需求的房屋供應不足。

　　隨著被拆遷的居民不斷增多，低收入、低補償的被拆遷人所佔的比重越來越大，遷居的地段離市區越來越遠，對被拆遷人上班、孩子上學、就醫等經常性的生活要求和經濟負擔，都造成了不少困難。同時，當前各地適合拆遷安置的中低價房源十分緊缺，房價遠遠超過拆遷戶的購買能力。

　　為解決以上問題，建議加快拆遷法制化步伐，完善房屋拆遷法律法規體系。立法部門應針對2001年國務院頒布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實施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儘快梳理和調整各地制定的房屋拆遷政策和法律法規。修改時，首先要嚴格界定公益性和經營性建設用地，其次要出臺拆遷補償安置資金專項監督使用規定，切實保證被拆遷人的補償金及時足額到位。三是要建立配套的、完善的房屋拆遷司法救助制度，通過司法途徑解決拆遷糾紛問題。四是取消對商業拆遷中的行政裁決制度，未經法院判決，不得強制拆遷。

　　重新界定政府在房屋拆遷中的職能。在房屋拆遷問題上，被拆遷人和拆遷人是平等的民事主體，行政權力無權直接介入。即使政府為了公共利益進行拆遷，做出強制拆遷的決定權也在法院，而不在各級政府手裏。因此，必須讓行政權力退出房屋拆遷領域。房屋拆遷主管部門只能承擔行政監督管理職能，而不能參與市場運作，直接充當拆遷人或接受委託實施拆遷，介入拆遷人和被拆遷人補償安置問題等。

　　全國政協委員、民法專家梁慧星：商業用地不得動用國家徵收制度

　　圍繞著拆遷問題出現的一些矛盾和對抗，其主要癥結在於國家徵收制度被濫用。國家徵收是指國家強行取得公民的財産。但不可忽視的是，公民對自己的合法私有財産享有不受侵犯的權利，因此，使用國家徵收制度必須要有嚴格的條件限制：第一，必須以社會公共利益為目的；第二，必須遵守法定程序；第三，必須給予公正補償。

　　所謂社會公共利益，是指全體社會成員可以直接享受的利益，如公共停車場、道路、公共圖書館、飛機場等。這句話中，“直接享受”幾個字很重要，像舊城改造、興建開發區，雖可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也能使社會成員受益，但這些都是“間接受益”，因此，它們均屬於“商業利益”，而非“公共利益”。

　　在許多國家，商業用地是絕不能採用國家徵收的辦法取得的，通常的辦法是——國家給開發商審批用地指標，開發商能不能落實這個指標，靠他自己去與被拆遷居民協商談判，雙方在《合同法》基礎上達成協定。如無法達成協定，可找法院解決，政府不介入。而在我國，目前不論是公共利益用地，還是商業利益用地，往往都打著公共利益的旗幟，採取國家徵收的辦法，補償標準又定得非常低，這就難免引發矛盾和衝突。

　　在低補償與土地實際市場價之間，存在著一個巨大的利益空間。代表國家進行徵收的地方政府，如果以市場價將徵收來的土地出讓給開發商，就會獲取這塊巨大的利益；如果以優惠價出讓，開發商就會把這塊利益揣進自己的腰包。目前較為普遍的現象是，為了獲得優惠價，開發商無所不用其極，甚至將本應是正當的市場競爭，演變成行賄的競爭，由此滋生腐敗。

　　因此，以後在徵地拆遷中，必須按“商業利益用地”和“公共利益用地”進行嚴格劃分。如確為公共利益用地，可採取國家徵收的辦法，按照法定程序，給拆遷戶公正合理的補償，保證其生産生活不因拆遷受到影響。對商業利益用地的拆遷，政府要退出。補償價格、補償方法，應由開發商與拆遷戶作為平等的民事主體去協商，不能達成協定的，由法院解決。在我國，如果有一天，真出現因一個“釘子戶”而使拆遷無法進行，可能就是公民合法財産權受到法律保護、公權對私權的尊重的真正體現。

　　此次修憲，將國家徵收的條件之一是“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明確寫入憲法。如今，我國正在著手制定《物權法》，並有望于明年審議通過。建議在《物權法》中對什麼是“公共利益”進行明確列舉——政府到底是不是在為公共利益徵地，應該做到讓老百姓對照法條，一目了然。另外，要解決目前補償金低的問題，還應制定一部《國家徵收法》，就補償事宜做出明確規定。

　　全國政協委員、河南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袁祖亮：拆遷應引入聽證制度

　　房屋拆遷矛盾激化的根源在於當前的房屋拆遷制度，政府對市場干預過多，計劃經濟色彩濃厚。要徹底解決拆遷矛盾，必須依據市場經濟要求，改革和完善我國現行的房屋拆遷制度。

　　目前的房屋拆遷條例，只注意到了被拆遷人的房屋所有權，而忽視了被拆遷人的土地使用權。從法律上講，土地使用權是對應于土地所有權的一種物權。建議修改《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明確規定政府徵用或收回土地使用權、開發商開發土地，除了要依照市場價格對房屋進行損失補償外，還應補償被拆遷人因喪失土地使用權而遭受的損失。

　　只有為了公共利益的拆遷，政府才可以使用強制權力。為了商業利益的拆遷，必須完全交給市場，按市場規律辦事。拆還是不拆、補償多少，都完全交由市場主體自由協商解決。被拆遷人是否和拆遷人簽訂拆遷補償安置協議，以及如何簽訂協議，完全取決於被拆遷人自己的意志。政府不能通過行政許可和裁決的形式，強迫房屋所有人和開發商簽訂合同。

　　修改《拆遷條例》，在拆遷活動的關鍵環節，引入聽證制度。目前，在房屋拆遷中，被拆遷人抱怨最多的是，拆遷事宜完全由政府甚至開發商説了算，被拆遷人根本沒有表達自己意見的機會，等於政府暗地裏把被拆遷人的房屋賣給了開發商。

　　另外，要嚴格依法行政，加大對拆遷活動的監督力度。

　　《拆遷條例》明確規定，拆遷人是取得房屋拆遷許可證的單位，實施中往往就走了樣。由政府直接作為拆遷人或開發商委託政府的拆遷辦、拆遷指揮部拆遷的現象仍然十分普遍。許多被拆遷戶並不是反對拆遷，主要是對補償安置不滿；拆遷條例規定的許多程序沒有得到遵守，無合法手續的拆遷、超期限拆遷、超範圍拆遷等違法現象嚴重，野蠻拆遷更是激起民憤。（彭冰）

　　 →→專題：2004年兩會

責編：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