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之子]成思危——本色

央視國際 (2004年03月05日 12:16)

　　他擁有中國風險投資之父的美譽，他推動了中國風險投資事業的起步，他關注著證券市場的發展，一聲讓股市恢復本色的呼籲，讓人看到了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正如他的名字，他身居高位、居安思危。2004年兩會前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接受了我們《東方之子》的特別專訪。

　　李小萌：在兩會期間審議政府工作報告也是重要的一項內容。發揮人大的監督的職能，在您來講從1998年，每年面對這樣的工作，您會以什麼樣的心態來對待它？

　　成思危：我覺得作為人大來審議政府工作報告，首先就是要客觀全面地評價政府的工作；既看到政府工作取得的成績，另一方面也應該看到我們在成績背後存在的問題。如果我們只講成績、沒有看到問題，我覺得更危險。從我自己的名字來説，就是居安思危的意思。就是我們要看到兩個方面；簡單地説，就是成績要把它説夠、缺點要把它説透。因為不足之處你光是浮皮潦草地説是不行的，要看到它深層次的原因，要真正有解決它的意見和辦法。

　　李小萌：凡是您看到的、發現到的問題，都把它表達出來嗎？

　　成思危：我還有一個身份，就是民建中央的主席。作為一個參政黨的領導人，在和中共領導人協商政府工作報告的時候，我應該説，我的意見提得是比較坦率和尖銳的。因為我覺得作為諍友就應該這樣做。我的前提是多説真話、實話，少説空話、套話，不説大話、假話。所以我還要本著這樣一個原則來發表意見。

　　成思危在擔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同時，還是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主席，1998年，他領導的中國民建提出的關於儘快發展我國風險投資事業的提案，被列為全國政協九屆一次會議的一號提案，民建中央提交的關於抓大放小、深化企業改革的建議，成為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見解。

　　李小萌：以今年來講，您覺得您最關心政府工作報告哪一方面的內容？

　　成思危：今年我最關心的，首先一點就是我們投資的效益問題。我最擔心的是投資的增長過快。這裡頭我因為是個學者，我做過一點研究，簡單地説，就是投資增長1％，你能使GDP增長多少。根據我們國家90年代初的這個平均數據來看，一般這個數是都應該能夠達到0.8%左右。我們1999年是最高的是1.39％這個數。

　　李小萌：就是説投資增長1％，GDP1.39％。

　　成思危：那麼去年我算的數大概只有0.4％左右，這個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我覺得一個就是，去年我們換屆以後的第一年，可能各地的新換上的領導都比較希望能夠做出更多的政績，所以這樣就在投資方面是加大了力度，這可能是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我們利用國債投資，搞了相當一批基礎設施的建設，而基礎設施的效益，它是産生得比較慢的；那麼第三個原因呢，我覺得就是，由於整個國民經濟是處在一個新的週期的開始，再加上基礎設施投資的拉動，所以有些部門就增長得相當快，實際就可能造成潛伏的危機；那麼第四我覺得也不可否認，有決策的失誤和腐敗的問題，那麼造成一些投資沒有取得它的效果。

　　李小萌：您剛才談到的您關心的問題裏面，它的毛病也算提出批評意見。我們知道不管是對於個人還是對於一個群體，你提批評意見，它都有可能是對方喜歡聽的批評意見和不願意聽的批評意見。您會在這個當中做一個權衡和取捨嗎？

　　成思危：這個我覺得我有兩句話，叫做“慷慨陳詞，豈能皆如人意；鞠躬盡瘁，但求無愧我心”。我就本著這樣一個原則，既然要提意見，就要把意見講清楚，而且要講實話，根據自己分析研究的結果來説，那你不可能使大家都滿意。我也經常在網上挨罵；由於我的意見。但是這都沒關係，這也是網友們的自由，也是一種民主的體現。但是從另一個角度，我自己認為我是鞠躬盡瘁，我提的意見是無愧我心的，我也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我也不替任何人説話，我只是從事實出發，講我的意見。

　　成思危恪守深入研究、獨立思考的原則，這不僅僅是出於學者的本分，也是行使人民賦予的權利時，必要的審慎和清醒。2003年全國人大五年立法規劃出臺，將對76屆法律草案進行起草和審議，立法規劃重視維護公民利益，監督執法彰顯人文關懷。務實精神貫穿著包括成思危在內的十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的工作始終。

　　李小萌：人大要發揮監督的職能，每年的執法檢查是一個重要的方式。那在這個執法檢查的過程當中您怎麼去了解到最基層的老百姓，他們所關心的問題呢？

　　成思危：你比如説去年我在《建築法》執法檢查。那是（2003年）6月初的時候，我去某個省進行建築法的執法檢查，當時就發現有幾個問題，一個問題就是有的開發區佔地很多，而把農民的地拿去以後，沒有給農民以合理的補償；而失地的農民也沒有得到妥善的就業的安排。第二就是他給農民的補償，雖然説是按照有關的規定，但是實際上農民的利益來説我認為是沒有得到很好的照顧。

　　李小萌：像這樣的情況您是怎麼了解到的呢？

　　成思危：這是我在中途下車進一個農民家裏，沒有在我計劃之內，到農民家裏問的。他沒有就業，説是給每個農民家裏一個就業指標。但是我一問，到農民家一問，他這個要求是高中畢業以上。有幾個農民，1200多家農戶裏有幾個能有高中畢業的勞動力呢？所以像這種問題，我覺得是比較嚴重的。所以我也向中央做了反映，你比如像拖欠農民工的工資問題，我們在建築法檢查的時候也發現了，但是你仔細分析原因呢，建築施工單位有責任，但更多的是開發商的責任。我們再一了解，拖欠的工程款裏頭有三分之一左右是政府的拖欠。所以我也很坦率地向領導反應這個問題。我覺得這是政府的信用問題，而且你政府自己拖欠了，你就很難整治不讓別人拖欠。

　　李小萌：發現了問題，您怎麼去處理它？

　　成思危：像這些問題，我們是把意見反映出來。但是我覺得我們反映的意見，還是受到了重視。當然不會説是哪個人反映的意見，這個沒有關係。只要這個意見本身受到重視，這就好了。

　　這是成思危最享受的時光，看書、聽音樂是他生活中最大的愛好。職務升遷、工作變化，沒有影響成思危在學術領域的探索，用管理科學的原理，研究社會經濟與科技的宏觀管理問題，這使成思危成為我國管理科學領域中公認的權威之一，有人評價成思危是一個新型的國家領導人，新就新在他成功履行領導人職責的同時，能保持學者的樂趣和生動的自我。

　　李小萌：除了在政界的職務之外，您還在學界有不少的頭銜。所以在開口向您提問的時候，我總在考慮以一個什麼樣的稱呼來稱呼您最合適。您有什麼建議嗎？

　　成思危：如果説我們今天這樣訪談，我覺得叫同志可能更隨便一些；你如果尊敬我一些叫我教授或者先生，我也沒有反對意見。

　　李小萌：您都沒有提到委員長的這個稱呼。

　　成思危：沒有沒有，因為官銜我覺得是暫時的。

　　李小萌：您覺得像教授這樣的稱呼更貼近您本人的本色？

　　成思危：對，我認為是這樣。

　　李小萌：特別強調學者的本色，您的意圖是什麼？

　　成思危：我始終覺得是這樣，人一輩子不可能老當官。實際上人大副委員長，我個人認為也不應當算是一個官；因為它是一個立法機構。但不管怎麼説，現在都算是官，但那只是暫時的。但作為一個學者來説，它是永恒的。所以我覺得保持、即使在當官的時候還是要保持一個學者的本色，這點非常重要。

　　李小萌：您所指的學者的本色是什麼呢？

　　成思危：學者的本色，我覺得要分兩個層次來談。一個層次就是一般知識分子的本色。一般知識分子本色，簡單地説就是愛國、勤奮，同時呢，平等待人。但是作為一個從政的學者，那可能這個本色的要求更高一些。所以我曾經給自己歸納了三句話，一是要做一個堅定的唯物主義者，第二是要做一個務實的理想主義者，第三是要做一個審慎的樂觀主義者。

　　李小萌：那作為一個政治家和做一個理想主義者之間有沒有矛盾？

　　成思危：我認為呢，應該説既有矛盾又沒有矛盾。因為我實際上，很多人管我叫經濟學家。我自己情願説，我是個管理學家。經濟學家和管理學家不同的地方，就是經濟學家他研究的是什麼是理想的模式和為什麼這是理想的，也就是他解決是What（什麼）跟Why（為什麼）的問題；而管理學家研究的呢，是怎麼從今天的現狀，能夠過渡到理想的模式，所以主要是一個How（如何）的問題。如果説經濟學家給你描繪了河對岸是一片美麗的風光，我們也承認；但是我更多的是研究怎麼過這個河，是趟水過去，是游泳過去，還是坐船過去？是搭一座橋過去。所以這樣呢，就是我覺得我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但是我是一個務實的理想主義者。

　　1951年，16歲的成思危瞞著父母隻身穿越羅浮橋回到祖國，80年代已經成為全國著名無機鹽化工專家的成思危，在美國攻讀當時國內還十分陌生的工商管理碩士，59歲那年一介書生步入政壇，從學者到官員，從民主人士到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領導人，成思危心中的理想始終沒有褪色。

　　李小萌：您年輕時候回到祖國就是希望能夠報效祖國？

　　成思危：對。

　　李小萌：那麼59歲走上政壇，您覺得離這個抱負更近了一步嗎？

　　成思危：對。1995年初當時的民建中央主席，孫起孟老先生請我吃飯，動員我加入民建。我當時想想我都快60歲了，一直是無黨派人士。我當化工部部長的時候，還是無黨派人士。這個時候再加入民主黨派，可能沒什麼意思了；當時我確實這麼想的。但是起孟老先生一席話，還是給我很多啟發。他説你不是希望能夠報效祖國嗎，你希望你的意見能夠被高層所採納嗎。你作為一個黨派，那它就可以直接向中共中央向國務院的領導來反映，這個作用就不同了。他這個話打動了我，所以我決定參加民建。事實證明確實是這樣，就是有了這麼一個平臺。那我參政議政，應該説發揮的影響，那就要大得多。

　　李小萌：同樣是報效祖國，治學跟從政有什麼不同？

　　成思危：那當然不同了。治學你可以隨便發表意見，你可以批評這個批評那個；這個做得不好，那個做得不夠理想。作為學者來看，他追求的是一種理想的境界。作為從政，你心裏要有一個理想的境界，但是你要做事，一定要踏踏實實地從今天開始，從小事開始，從眼前的事開始，因為你要負責任。大概就是這麼個不同吧。

　　李小萌：我記得魯迅先生曾經説過，真正的知識階層是不顧利害的。您覺得能用這樣的標準去衡量一個政治家嗎？

　　成思危：當然能。您像林則徐就説過，“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就是這樣一個境界。那麼范仲淹也説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都是體現了中國古代優秀知識分子的一種報國和愛民的情緒。我覺得我們應該繼承這種情緒。這起碼是我們應該學習的一個方向。

責編：陳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