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會精神解讀: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歷史性決策

央視國際 (2003年10月29日 10:04)

　　中國青年報消息：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簡歷：男，1947年出生於上海，祖籍浙江寧波。現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研究員，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享受者。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副局長、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兼任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會常務理事、改革開放論壇副理事長。長期以來主要研究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

　　歷史性的會議　綱領性的文件

　　在全黨興起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中，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兩個重要文件：《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和《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這是對我們改革開放全局有根本指導性意義的文件。尤其是《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是我們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的綱領性文件。因此，完全可以説，無論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上，還是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上，這次全會都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首先，這次全會和全會通過的文件，是貫徹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重大舉措。“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推進我國社會主義自我完善和發展的強大理論武器。衡量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成效，關鍵要看實際行動，看實際效果。而一個理論要在實踐中取得成效，必須緊密結合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大問題，緊密結合群眾生産生活中的實際問題，緊密結合執政黨建設特別是幹部隊伍建設中要解決的迫切問題，把理論原理、原則轉化為方針、政策，轉化為法律、法規，轉化為制度、機制，才能付諸實施，使之實現。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緊緊抓住發展這一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根據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本質要求，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修改憲法部分內容上做大文章，做大決策，表明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堅強決心和科學態度。這次全會在完善經濟體制和修改憲法兩個方面，作出深化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是堅持“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具體體現，也是貫徹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重大舉措。

　　其次，這次全會和全會通過的《決定》，標誌著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我們的改革開放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開端，到現在大體上經歷了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

　　改革從農村起步，然後推進到城市，推進到科技、教育等各個領域。其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引進了市場機制。這一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要從根本上變革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因而是一個歷史性的變革。特別是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認識到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不是根本對立的，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改革目標。儘管當時強調，改革要建立的是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但在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上已是一個歷史性的進步。鄧小平對此有過高度的評價。到十三大，我們進一步明確了，在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中，計劃和市場都是覆蓋全社會的，要通過“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來推進市場取向的改革。

　　第二階段，從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到20世紀末我國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由於我們在改革中引進了市場機制，於是，引發了計劃與市場、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究竟是什麼關係的爭論。長期以來，人們總認為，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徵。鄧小平1992年南方談話強調，計劃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破天荒地提出了關於計劃與市場、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相互關係問題上的全新觀點。根據鄧小平這一重要思想，1992年6月9日，江澤民在中央黨校省級幹部進修班上作了《深刻領會和全面落實鄧小平同志的重要談話精神，把經濟建設和改革搞得更快更好》的重要講話。他針對當年一些人提出的不同觀點，尤其是根據改革開放的實際需要，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應該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江澤民這個意見，得到了全黨的贊同，也得到了鄧小平的肯定，寫進了十四大報告。經十四大審議以後，正式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這一前所未有的偉大創舉，在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史上，在社會主義的發展史上，乃至在人類文明史上，都是一個歷史性的進步。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根據十四大的精神，勾畫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這樣，我們的改革開放就由前一段“摸著石頭過河”進入到按照明確的目標探索前進的新階段。到2000年，我們經過艱辛的努力，在克服經濟過熱和由亞洲金融危機帶來的經濟緊縮等各種困難的過程中，初步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這是過去我們的改革所經歷的兩個階段。進入新世紀，我們的改革還要繼續往前走。因為，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儘管我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正如這次三中全會所分析的，我們在發展中還存在著經濟結構不合理、分配關係尚未理順、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就業矛盾突出、資源環境壓力加大、經濟整體競爭力不強等問題，其重要原因就是我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體制還不完善，生産力發展仍面臨諸多體制性障礙。事實上，在中央提出的新“三步走”戰略中，就已經明確：我們要用10年時間，到2010年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再經過10年的努力，到建黨100週年的時候，使我們的體制更加完善和定型。然後，再經過30年努力，到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這次十六屆三中全會，就是根據這一新“三步走”戰略，制定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宏偉藍圖。

　　由此可見，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是貫徹十六大精神的一個重要的文件，同時又是標誌著我們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的改革，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放到這個大背景下，可以清楚地看到這次全會有著特別突出的戰略地位和歷史意義。

　　再次，這次全會和全會通過的《決定》，將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進程中，産生深遠的歷史影響。

　　一般來講，5年開一次的黨代表大會是總結前5年、部署後五年的決策性會議。黨的十六大具有特殊的歷史地位，不僅僅總結了前5年，而且總結了前13年，也不只是部署後5年，而是部署了未來一二十年。這次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決定》，也是總結前一二十年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經驗，規劃後一二十年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和藍圖。所以，這是一個具有長遠戰略意義的歷史性文件，從而進一步表明這次全會所研究的問題不是管三五年的，而是要管十年二十年的。它和一般的全會不同，是一個帶有戰略意義和長遠意義的全會。

　　所以，無論從貫徹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來看，從改革開放的歷史來看，還是從這次全會通過的文件的內容來看，都告訴我們，十六屆三中全會在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上，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上，都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完善經濟體制　全面建設“小康”

　　大家已經注意到，這次全會提出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就是要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強有力的體制保障。《決定》中有一個重要的詞語叫“完善”。完善首先是相對於我們已經宣佈的到2000年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言的，是在“初步建立”的基礎上向前走，逐步達到“完善”。同時，完善又是同21世紀頭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這個目標相聯絡的。因為完善與否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完善是相對中的絕對。我們講的完善，是從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起，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任務完成這一階段的體制改革任務。與“完善”相對應的，就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的“全面”。也就是説，我們要通過體制的完善來保證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這就是這個文件的歷史意義之所在。

　　眾所週知，我們進入21世紀以後的頭20年要打一個大仗。這個大仗就叫做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全面”，我理解應包括三方面意思：

　　第一，是目標上的“全面”。這就是十六大講的，要實現包括經濟、政治、文化和可持續發展在內的四大戰略目標，達到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

　　第二，是實現途徑上的“全面”。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必須通過正確的途徑來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應該包括實現途徑的“全面”，最重要的，就是東中西部能協調發展、全面推進。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打好三大戰役，積極推進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鼓勵東部有條件的地區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這樣從區域上的全面推進，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一個很大的戰略部署。實現途徑的“全面”，還包括社會力量的全面動員和組織，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在改革開放過程當中，我們要明確，改革的最深層的動力來源於人民群眾。只有人民群眾自覺、積極、主動地參與改革開放，改革開放才能成功。由於改革是個利益的調整過程，勢必有的階層得到利益多一點，有的階層得到利益少一點。作為中國共産黨來講，必須有一個正確的方針政策來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關係，這樣才能建成全面的小康社會。實現途徑上的“全面”，同時包括全面提高人的素質。改革開放需要大量的人才，包括有較高科學文化素質和文明道德素質的普通勞動者，所以，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當中，我們要構築人人學習、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使每一個人民群眾的素質都能得到提高，而且思想政治素質、公民道德素質、科技文化素質和各方面的業務素質都能提高，使各個崗位上都有合格的人才、合格的勞動者，都能生産出高質量的物質成果和精神産品。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

　　第三，是制度保障上的“全面”。這就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必須有制度上的全面保障。也就是説，我們要根據江澤民提出的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的要求，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教育體制改革、科技體制改革以及其他方面的一系列體制改革。為了能夠把各方面的積極因素都解放出來，把潛在的能量都能夠釋放出來，必須從根本上改變束縛著生産力發展的體制性障礙，推進全面改革。在各方面改革當中，毫無疑問，經濟體制改革是居於基礎性的和領先的地位。只有當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推進，其他方面的改革才能獲得基礎和根據。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經過20多年的努力正在逐步深化。現在我們已經明確，今後一二十年，只有在“完善”兩個字上做出一篇經濟體制改革的大文章、好文章來，才能保證“全面小康”的實現。所以“完善”和“全面”是相輔相成的，只有完善的經濟體制才能保證“全面小康”的實現，而“全面小康”的奮鬥歷程又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了一個大舞臺。

　　那麼，這個《決定》所講的體制的“完善”，體現在哪呢？

　　只要認真研讀一下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就可以發現這個文件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體和客體及其相互關係等問題上，都作了研究並提出了一系列解決問題的思路與對策，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政策。

　　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行為主體，就是要研究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在市場運行中的地位，就是要研究國有經濟和農村經濟怎麼在市場經濟中更有作為的問題。《決定》提出，要“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完善國有資産管理體制，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深化農村改革，完善農村經濟體制”，就是要進一步解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行為主體及其內部相互關繫上的一系列問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決定》為此提出了突破性的對策，這就是要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制資本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把股份製作為公有制經濟的主要實現形式，使得經過規範的股份制改造的國有企業能夠更好地進入市場。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時要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過去20多年改革開放過程中，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相當活躍。在未來的20年中，為了增強國民經濟的活力，解決中國龐大的人口就業問題，它們必將發揮更大的作用。為此，就必須解決非公有制經濟在市場經濟中所受到的種種制約問題。這次全會明確了非公有制經濟的“市場準入”和“同等待遇”問題，允許它們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那些重要領域。這樣，就對公有制經濟包括國有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怎樣在市場中發揮作用提出了明確的政策。

　　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體，也就是研究市場。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首先啟動的是商品市場，逐步擴大到整個物流市場。這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中一個舉世矚目的成就。從短缺經濟到一個比較繁榮的小康社會，最大的變化就是商店的商品充足，品種豐富，能夠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生活的需要，而且進入了世界市場，佔據了世界市場很大的份額。從商品市場到物流市場，這是市場經濟建設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但又不能不看到，我們的市場體系中仍有很多不足。特別是勞動力市場和資本市場，多年來發育不充分，也不規範，從而影響了整個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決定》對整個市場經濟的客體，對各個方面的市場如何完善，尤其是勞動力市場和資本市場如何完善，使整個生産要素在市場中能夠按照經濟規律合理地、自由地流動，讓市場在資源的配置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提出了一些統括性的意見和對策。特別是強調要“逐步統一城鄉勞動力市場，加強引導和管理，形成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制度”；強調要“大力推進市場對內對外開放，加快要素價格市場化，發展電子商務、連鎖經營、物流配送等現代流通方式，促進商品和各種要素在全國範圍自由流動和充分競爭”；強調要“積極推進資本市場的改革開放和穩定發展，擴大直接融資”等等，這對於建設全國統一市場，具有重大意義。

　　解決了市場經濟的主體和客體問題，還要同時對主客體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進行研究，才能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次全會根據我們體制和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對此提出了相應的對策，有突破性的進展。這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強調要廢止妨礙公平競爭、設置行政壁壘、排斥外地産品和服務的各種分割市場的規定，打破行業壟斷和地區封鎖；二是要進一步健全國家計劃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相互配合和宏觀調控體系；三是要形成以道德為支撐、産權為基礎、法律為保障的社會信用制度；四是全面推進法制建設，加強執法和監督。在這個主客體關係協調和規範的過程中，有看不見的手，有看得見的手。看不見的手即市場，看得見的手主要是通過政府的宏觀調控。政府要進一步改善宏觀調控的手段，轉變政府職能，尤其要完善財政稅收體制、深化金融改革，使之在市場經濟運作過程中發揮良性的調控作用。與此同時，還要加強道德和法制在協調和規範市場經濟主客體相互關係中的作用，在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相結合的過程中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這次全會通過的《決定》內容非常豐富，但是如果我們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一個以生産力發展為基礎的物質運動過程來看待的話，它無非是市場經濟的主客體相互關係問題。《決定》共12部分42條，講的就是如何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體、如何完善這一經濟的客體、如何完善這一經濟主客體之間的相互關係。通過這樣的“完善”來保證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全面”的目標得以實現，也保證“全面”的途徑得以實現。所以，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這次《決定》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了體制性的保障。

　　創新的理論　科學的決策

　　人們高興地看到，十六屆三中全會及其通過的《決定》，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有突破性的發展，在理論創新上取得了新的成果。可以説，它把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理論界提出的重要觀點，尤其是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來後理論界的一些創新性的意見都採納進來。我們黨的理論創新，歷來是在領導和專家相結合，以人民群眾實踐經驗為基礎的集體攻關中推進的。沒有群眾的實踐，就沒有理論創新的基礎，沒有專家的研究，就沒有理論創新推進，同樣，沒有領導的正確決策和指導，也不可能有理論創新的成果。這次《決定》的理論創新成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提出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理論。

　　這個《決定》中，大家很關心它提出了哪些新觀點。具體講，有很多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帶有根本性的理論創新成果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提出了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

　　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就把全黨的工作重點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在這個歷史性的轉折當中，我們黨對經濟建設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認識逐步加深。應該講，到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形成“發展才是硬道理”這麼一種科學的認識，是來之不易的。與此同時，我們都知道，發展需要經濟增長，但經濟增長並不等於發展。發展應該是在經濟增長基礎上的經濟和社會的全面協調發展。江澤民強調，我們的發展應該是經濟、政治和文化全面發展的過程，應該是人和自然協調的可持續發展過程，應該是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的過程。所以，不僅不能把增長等同於發展，也不能片面地理解發展。發展應該是全面的發展，這是我們在實踐中得到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認識。

　　但是，我國將長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所需要的資源是有限的，條件以及環境也是非常複雜的。究竟怎麼能夠保證“全面發展”的實現？因此我們不僅要強調全面發展，而且要強調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協調，是保證全面發展的條件，也是全面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而這種全面的協調的發展，不應該僅僅只考慮眼前的需求，還要考慮到子孫後代，所以必須把可持續性發展作為我們新的發展觀裏的一個重要內容。而這個科學發展觀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為了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總之，以人為本的，全面的、協調的、可持續的發展觀，是十六屆三中全會以過去改革開放20多年的經驗、尤其以最近13年的經驗為基礎，在理論創新中提出的一個突出成果。

　　第二，與此相聯絡，提出“五個統籌”與“五個堅持”相統一的新的統籌兼顧理論。

　　由於中國國情的特殊性，包括各地經濟文化發展的不平衡，包括資源不足，包括我們人口眾多等等。所以我們可以有理想和目標，但是絕對不能把什麼都理想化。要非常清醒地意識到，我們實現現代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個非常艱巨、繁重的任務。許多問題和困難，可以説是世界上任何國家都碰不到的，只有中國有。比如，我們講以人為本，13億人所有的利益都得到滿足，談何容易？比如講農業問題，我們可供耕地那麼少，人家農業勞動力勞均土地上千畝、幾百畝、幾十畝，我們只有五畝多，東北、新疆稍高一點，勞均七八畝，長江以南勞均僅1畝。我們要解決好農業問題，是多麼艱巨！所以，要有理想的目標和追求，但不能太理想化，而要始終緊緊地結合我們的現實，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出發，來研究解決這些問題的出路和方案。正確的方針，就是要統籌兼顧。這個方針是毛澤東提出的，是我們黨成為執政黨後提出的正確處理全局問題的一個重要方針。這幾年，江澤民在論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時候，從新的實際出發，重新強調這一重要方針，提出兼顧各方面群眾的利益關係。這次十六屆三中全會，拓展了統籌兼顧方針的對象和範圍，提出了“五個統籌”，即：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統籌既不是片面地照顧某一方面利益，也不是搞平均主義、一刀切，而是既承認差別，又照顧方方面面的利益。與此同時，十六屆三中全會又把堅持統籌兼顧方針，同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方向、堅持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堅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堅持以人為本聯絡起來，強調“五個堅持”，以此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顯然是我們理論創新的又一個重要成果。

　　第三，提出了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使股份製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的觀點。

　　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這是我們黨一貫強調的。問題是怎麼樣才能堅持這個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關鍵就要看公有制經濟在市場競爭中，不僅能夠生存，而且還能夠發展；不僅能夠發展，而且能夠影響全局。因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不是人為賦予的，而是應該在實踐和經濟活動中體現出來的。經過多年的探索，我們得到的認識是：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黨的十五大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內容與形式作了科學的辯證的分析，指出公有制經濟的實現形式可以多種多樣；同時指出股份制是現代企業的組織形式，不能籠統地説它是姓“公”還是姓“私”的，可以作為我們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一種實現形式。這次十六屆三中全會就進一步明確提出了，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我們要以股份制為載體，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增強公有制經濟的活力和競爭力。

　　在公有制經濟的改革和發展中，最難的就是國有企業的改革。從一開始我們就講，國有企業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環節。改革開放以來，經過一系列探索，到十四大以後，開始用公司制取代工廠制，使得國有企業改革取得突破性的進展。但是，建立一個健全的公司是不容易的。怎樣從傳統的計劃經濟走出來，走到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公司制，涉及的一個很大的難題就是，代表國有資産的出資人到底是誰？國有資産的出資人以什麼樣的制度形式得到保護？經營管理層的地位和作用靠什麼制度來實現？這一次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對國有資産出資人問題，對企業的法人治理結構問題，以及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營管理者的關係問題等，都有了明確的規定，所以這就能夠保證按照“産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16字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目標得以實現。

　　第四，提出了放寬非公有制經濟市場準入，使其與其他企業享受同等待遇的觀點和政策。

　　對非公有制經濟，要進一步鼓勵、支持它發展，並引導它能夠更好地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相適應，是這次《決定》中理論創新的一個重要成果。

　　非公有制經濟是改革開放的産物。人們對它的認識從不能正確對待到能夠比較重視，從比較重視到賦予它應該具有的經濟和政治地位，經歷了一個比較長的歷史過程。從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特別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以後，到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全會，我們黨在這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理論探索和創新，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又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因為改革開放是從搞活經濟的要求出發的，最初是讓個體經濟在社會主義土地上成長起來。後來，雇工問題就發生了，最著名的是“傻子瓜子”事件，那時候黨內外輿論大嘩，鄧小平的態度是，放一放再説，不能因此影響改革開放的進程和全局。這一放就放到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後，這個時候就不止有一個“傻子瓜子”了，而是出現了一批非公有制經濟，一批民營企業家，他們活躍在中國的經濟舞臺上。非公有制經濟對國內生産總值的貢獻率從1989年不到1％，發展到2002年已佔20％以上，主要是這13年發展起來的。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起來，勢必涉及到對這個經濟成分怎麼看，對於與這個經濟成分相聯絡的新的社會階層怎麼看的問題。這是個很尖銳的政治問題，也是個很深刻的理論問題。江澤民經過大量的深入調查研究，得出一個重要結論：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此相聯絡的新的社會階層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

　　為了使全黨能更好地接受這個道理，十六大又進一步從勞動和財富兩個方面作了論證。一是強調私營企業家原本就在從事勞動，成為私營企業主以後他們仍然在從事經營管理勞動。民營科技企業的業主，還從事科技勞動。這些都是創造很大價值的複雜勞動，理應得到全社會的承認和尊重。二是強調財富是勞動和其他各種生産要素結合在一起創造出來的，合法的勞動收入與合法的非勞動收入都是社會主義分配原則所允許的，我們不能簡單地以有沒有財富、有多少財富來評判他們政治上的先進與落後，而要根據財富是哪來的、是怎麼使用的、是不是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做貢獻來評判他們的先進和落後。這就從理論上解決了他們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問題。

　　在這兩個前提下，怎麼樣在未來的20年更好地運用好非公有制經濟這种經濟形式，同時把他們引導到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更相適應的道路上去？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大力發展和積極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及其他行業和領域。非公有制企業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與其他企業享受同等待遇。同時要教育非公有制企業依法經營、照章納稅、保障職工合法權益。政府也要改進對非公有制企業的服務和監管。這是對非公有制經濟最大的政策支持，也是理論創新上一個很大的成果。

　　第五，提出了建立有利於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

　　這幾年來，怎麼樣解決“三農”問題，是一個人們非常關心、甚至非常揪心的問題。這次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根據十六大精神，提出了解決這些問題的重要思路。

　　傳統的計劃經濟體製造成的城鄉二元結構制約和束縛了農村生産力的解放。這個問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越來越突出。開放搞活以後，大量的農村富餘勞動力到城裏打工，為城市建設和整個現代化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對他們在當地家庭生活的改善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他們無法真正進城，作為一個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待遇。這是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造成的突出問題。所以，十六大明確提出了要解決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問題，十六屆三中全會一方面提出要通過完善農村土地制度，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農産品市場和對農業的支持保護體系，深化農村稅費改革，來進一步解決農業發展的問題；另一方面提出，要改善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的環境，形成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制度，通過城鎮化以及相應的戶籍制度改革來解決二元結構的問題。當然，更深刻的是，要通過促進學習型社會的創建、提高農民素質等多渠道地來解決“三農問題”。十六屆三中全會為我們展示了一個前景，一個擁有龐大農村人口的中國，如果能夠把這個問題解決好，的確將是個世界奇跡。

　　此外，《決定》關於繼續改善國家宏觀調控和加快政府機構職能的轉變，關於財稅和金融改革，關於涉外經濟體制改革，關於就業和分配體制改革，關於社會保障體系改革，關於科技教育文化衛生體制改革等方方面面，都有不少理論創新的成果，我們就不一一闡述和分析了。

　　總之，我們要響應十六屆三中全會的號召，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全面貫徹十六大精神，緊密團結在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開拓進取，紮實工作，不斷促進三大文明協調發展，為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而奮鬥。

責編：劉雅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