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三中全會及其重要意義

央視國際 (2003年10月13日 09:44)

　　CCTV.com綜合消息：在中共黨史上，歷屆黨代表大會之後的三中全會往往留有特殊意義。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11日召開會議，決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開中國共産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主要議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討論研究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問題和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

　　縱觀中共黨史，歷屆黨代表大會之後的三中全會往往留有特殊意義，一些具有重大轉折性的決策，多是在三中全會上做出。

　　十五屆三中全會：建設新農村

　　中共十五屆三中全會于1998年10月12日至14日在北京舉行。會議集中研究農業和農村問題，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到2010年，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奮鬥目標，確定了實現這些目標必須堅持的方針。

　　全會提出了到2010年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奮鬥目標，確定了實現這一目標必須堅持的方針。全會強調，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經營制度，以勞動所得為主和按生産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製度必須長期堅持。

　　主持：中央政治局

　　出席人：中央委員185名，候補中央委員148名。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和有關負責人列席。

　　增補:曹剛川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

　　中共中央關於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農村改革二十年的基本經驗

　　堅持十條方針實現我國農業和農村跨世紀發展目標

　　長期穩定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

　　深化農産品流通體制改革，完善農産品市場體系

　　十四屆三中全會：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于1993年11月11日至14日在北京舉行。全會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全會認為，《決定》把黨的十四大確定的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和基本原則加以系統化、具體化，是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規劃，是90年代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行動綱領。

　　全會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要進一步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産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

　　主持：中央政治局

　　出席人：中央委員182名，候補中央委員128名。有關負責同志54名列席。

　　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面臨的新形勢和新任務；

　　——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培育和發展市場體系轉變政府職能，建立健全宏觀經濟調控體系；

　　——建立合理的個人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

　　——深化農村經濟體制改革

　　——深化對外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

　　——進一步改革科技體制和教育體制

　　十三屆三中全會：治理整頓深化改革

　　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于1988年9月26日-30日在北京舉行。全會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向這次全會提出的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方針、政策和措施；原則通過了《關於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建議國務院在今後五年或較長一些時間內，根據嚴格控制物價上漲的要求，並考慮各方面的實際可能，逐步地穩妥地組織實施。全會還原則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

　　十三屆三中全會確定了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方針，要求把明後兩年改革和建設的重點，突出地放到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上來。

　　報告：《在中國共産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

　　通過《關於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建議國務院在今後５年或較長一些時間內，根據嚴格控制物價上漲的要求，並考慮各方面的實際可能逐步地、穩定地組織實施。

　　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建立在廠長（經理）全面負責下的企業職工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體制；從實際出發確定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務和內容；積極穩妥地向新體制過渡，不斷總結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經驗……

　　十二屆三中全會：經濟體制改革

　　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于1984年10月20日在北京舉行。全會一致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個決定，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原則，闡明了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性、緊迫性，規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質、任務和各項基本方針政策，是指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

　　堅決地系統地進行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是當前我國形勢發展的迫切需要。這次會議標誌著改革由農村走向城市和整個經濟領域的新局面。

　　兩個決定

　　《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闡明加快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性緊迫性，規定改革的方向、性質、任務和各項基本方針政策，是指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

　　《關於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決定》

　　決定於1985年9月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議題（一）討論和通過關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綱要的建議；（二）增選中央委員會成員等組織事項。

　　十一屆三中全會：全面撥亂反正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于1978年12月18日-22日在北京舉行。全會徹底否定了“兩個凡是”方針，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指導思想；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做出工作重點轉移的決策；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恢復了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優良傳統，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的重要任務；審查和解決了歷史上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會議還提出要正確對待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歷史上的偉大轉折，開闢了改革開放和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新時期。

　　隨著揭批林彪、“四人幫”鬥爭取得偉大的勝利，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全黨全國工作的著重點，應該從1979年起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這是我國革命道路上又一個歷史性的轉變。

　　議題：討論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在經濟建設問題上從糾正急於求成的錯誤傾向和全黨要注意解決好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嚴重失調等問題出發，必須採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對陷於失調的國民經濟比例關係進行調整，對過分集中的經濟管理體制著手認真的改革。

　　增選:陳雲為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副主席，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為政治局委員 增補:黃克誠、宋任窮、胡喬木、習仲勳、王任重、黃火青、陳再道、韓光、周惠為中央委員

　　黨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開始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

　　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

　　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個不適用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否定了中共十一大沿襲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謂“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今後還要進行多次等“左傾”錯誤觀點。

　　審查和解決了中共歷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其中包括關於1959年廬山會議對彭德懷等人的錯誤批判和錯誤結論、關於薄一波等61人案件、關於“反擊右傾翻案風”和天安門事件的錯誤文件，以及對鄧小平1975年工作的評價。

　　十屆三中全會：鄧小平復出

　　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于1977年7月16日-21日在北京召開。全會通過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並決定永遠開除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的黨籍，撤銷他們的黨內外一切職務。鄧小平在閉幕會上做了重要講話，強調要對毛澤東思想體系有一個完整的準確的認識，不要割裂、歪曲毛澤東思想，要堅持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這實際上進一步批評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

　　八屆三中全會：“大躍進”發端

　　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于1957年9月20日-10月9日在北京中南海召開。全會提出和規定了改進黨的領導、改革經濟體制、重視發展農業以及整頓農業生産合作社、改進農業生産管理等一系列正確的思想和方針政策。但全會在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問題上，改變了黨的八大關於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論斷，認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對1956年採取的糾正冒進傾向的正確方針做了錯誤的批判，這實際上是後來發動“大躍進”的開端。

　　七屆三中全會：建政一年總結

　　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于1950年6月6日-9日在北京召開。會議總結了新中國成立前後一年多的工作。會議主要議題是確定黨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主要任務，以及所應採取的戰略策略方針。這是新中國成立初期黨中央的一次最重要會議，會議提出的策略路線和行動綱領，對開展各項民主改革，鞏固人民民主專政，恢複國民經濟，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六屆三中全會：結束立三路線

　　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于1930年9月24日-28日在上海召開。會議由瞿秋白主持。全會批評了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錯誤，停止了組織全國總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攻打中心城市的富險計劃，基本上結束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對全黨的統治。

責編：劉雅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