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戶口管理改革:戶籍政策告別計劃指標

央視國際 (2002年09月18日 09:29)

　　中國青年報消息：“我為廠裏許多職工分配過福利住房，但自己卻被擋在福利住房的大門之外。”9月16日，河北某汽車修理廠行政科科長楊金波接受記者採訪時，提起“戶口”給全家帶來的辛酸與滄桑，1小時談話，幾次被哽咽阻斷。

　　1950年出生的楊金波，10歲時隨父親響應政府號召，從城裏搬到農村。20歲時，一直在縣城上學的楊金波高中畢業，準備在城裏就業，卻因農村戶口，不能安排工作。

　　靠著拼命苦幹，楊金波好不容易在汽車修理廠找到一份差事，後來還當上廠裏的行政科長。30年來，他無數次申辦城鎮戶口，卻因同樣的理由一次次被拒絕。

　　長期以來，戶籍是中國人等級、身份的標誌，決定了城鄉的兩重天地。城鎮戶口作為城裏人享受糧油副食供應、入學、就業的“綠卡”，讓城裏人享受著國家特殊政策的庇護與惠澤，而像楊金波這樣的農村戶口，在城裏幾乎無立足之地。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橫亙在中國城鄉之間的戶口藩籬開始鬆動。一浪高過一浪的民工潮和市場經濟大潮，使這道曾經不可撼動的籬笆墻被撕開了口子。

　　有專家説，城鎮戶口含金量的貶值得益於市場經濟，它對中國傳統社會結構和文化價值觀念的衝擊，遠比它帶給經濟領域的變革更深遠。

　　今年30歲的張偉，10年前從湖南株洲農村來到北京打工，雖説現在還沒有北京戶口，但他一口地道的北京話和一副“老闆”的儀錶，讓你絲毫找不出農民的影子。他的名片赫然印著北京市望京某裝飾公司經理、設計師。他指著北京望京住宅小區的高樓，自豪地對記者説：“望京的許多房子都是我給設計裝修的。”

　　像張偉這樣一大批隨著市場經濟大潮涌入城市的農業人口，從根本上實現了數千萬農民戶口的大轉移。國家相繼出臺的城市暫住人口管理辦法，用暫住證代替農民進城後的戶口，破開了禁止農民遷徙城市的堅冰。

　　今天為許多流動就業人員所詬病的暫住證，其實在出臺之初，本是一項非常開明的政策。

　　與北京這樣的特大型城市相比，有些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戶口準入政策，更加靈活、寬鬆。

　　2000年，青島市明確提出加快農業人口就地轉化政策；2001年4月，廣西宣佈將逐步取消“農轉非”計劃指標限制，今後將逐步用身份證制度代替戶籍管理制度；同年7月，寧波取消了農村人口進城鎮落戶指標的限制，實行按居住地登記戶口；12月，天津規定工作滿3年的大學本科以上人員，其配偶、子女戶口可全部進津，並辦理“農轉非”……

　　石家莊更徹底。2001年8月1日，該市公佈“直系親屬投靠、外來投資、管理技術人員、買房、大中專畢業生分配”等7條全面放開戶籍的準入政策。也是這一年，楊金波一家懸了30年的農村戶口終於落進了城。

　　如果用波瀾壯闊來形容農民進城在城鄉戶口大轉移上所創造的歷史變革，那麼，我們不妨用潤物細無聲來詮釋各地破解夫妻兩地分居戶口難題時所付出的真情努力。這數百萬例的戶口大遷徙，帶給無數現代牛郎織女的福音，遠遠超出了戶口本身。

　　1989年，國家只對博士及獲國家級獎勵的專業技術人員，明確要求及時解決其夫妻兩地分居問題。10年後，國家人事部、公安部聯合下發通知：“中小城市可逐步放開解決幹部夫妻兩地分居政策；有條件的大城市要逐步放寬條件；對於人口壓力較大的特大城市，要採取積極有效的措施，緩解當地幹部夫妻兩地分居的矛盾。”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郭國慶談到戶籍制度變革時説：“國際通行的人口管理辦法是身份證管理制度。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打破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戶籍制度，對於推動中國城市化進程、促進勞動力資源合理流動、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轉變中國人社會生存上的文化觀念，以及實現公民生存狀態的公平、平等，都具有十分深遠的意義。”

　　今年6月15日，地處中國改革開放前沿的上海又傳來消息：上海對常住上海的引進人才、外來務工人員及其直系親屬實行居住證制度，持有居住證的外來人員享受的待遇與上海市居民相差無幾。這項被稱為“新戶口”政策的出臺，無疑為中國特大城市的戶籍制度改革，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歷史照片：從2001年11月20日起，在鄭州市，凡屬投靠親屬、新生兒、購房、投資納稅、工作、大中專院校畢業生等，只要手續齊全，就可以申請將戶口轉入鄭州市。鄭州市此次戶籍制度改革在購房、納稅、投資、人才方面實現了較大突破，最大限度地放寬了條件要求，同時取消了戶口審批指標的限制，放寬了年邁老人和少年兒童遷鄭入戶的條件。首批辦理入戶的約有17萬人，主要是長期在鄭州生活和工作的外地人。 （記者 劉聲）

責編：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