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在接受諾貝爾和平獎的時候曾經指出，當今世界面臨兩大挑戰，那就是恐怖主義和艾滋病。近幾年艾滋病在全球的迅速蔓延已經引起了越來越多人的關注。據統計，全球受到艾滋病病毒感染的人高達4000萬，而這個數字在中國也已經突破100萬。對付這種狡猾的病毒，人類是不是已經束手無策了呢？《南方週末》的記者在美國紐約的艾滋病研究中心採訪了何大一博士。
何大一，國際艾滋病研究專家，1952年出生於台灣，在台中度過了12年的童年生活之後，隨家人移居美國。在全然陌生的環境裏，他依然表現出眾。二十多年來，何大一一直致力攻克艾滋病的研究，他始創“雞尾酒療法”，同時使用多種藥物有效抑制早期感染的艾滋病毒。他也因此成為《時代》週刊1996年度風雲人物。雖然有人對藥物治療艾滋病的有效性持有懷疑，但是，我還是不由想起《時代》週刊對何大一的評價———他是為人類對抗艾滋病扭轉乾坤的真正英雄。
雞尾酒療法可以將艾滋病患者的死亡率降低到20%，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多人開始懷疑這種療法的有效性。2001年《時代》週刊刊登一篇評論文章，認為何大一“可能是少數幾個仍然相信藥物能祛除艾滋病毒的人之一”。
坐在位於曼哈頓東區的一間不大的辦公室裏，何大一笑瞇瞇地接待了我們。雖然已經50歲了，但他的娃娃臉使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得多。他説希望採訪用英語進行。這下讓我慌了手腳，要把原先用中文準備的採訪提綱中的那些學術用語，譯成英文還真不容易，諸如“逆轉錄酶”之類。好在手邊有幾份英文的學術報告可以參考。經驗告訴我，讓採訪對象用自己感受最舒服的語言談話，是訪談成功的關鍵之一，果然，何大一相當輕鬆地坐在我對面的椅子上，身後的書架上擺放著大大小小的照片，上面是妻子和兒女燦爛的笑容。
“雞尾酒療法”的不足
開門見山，我請他評論“雞尾酒療法”的不足。他雙手叉在胸前，沉吟了一會兒，説：“HIV是一種很難對付的病毒。它會不斷地變異，每次分裂時都會犯錯誤，不能精確地複製遺傳信息，就像打字出了錯一樣，沒有糾錯機制。而且複製很快，每天都可以産生上億甚至上千億的新個體，其速度是爆炸性的。這些特性可以使病毒逃脫藥物的攻擊。如果只用一種藥物，HIV病毒只要做小小的變化就可以存活，甚至還産生抗藥性，這正是雞尾酒療法的基本原理。雞尾酒療法可以控制病人體內的HIV病毒，使得病人的免疫系統有機會修復，恢復功能，但不能清除或治愈疾病。”
“聽説雞尾酒療法有很大的副作用，比如引起長時間的疼痛？”
“藥物治療的確非常困難，不僅服用方法複雜，有副作用，而且價格昂貴，由於雞尾酒療法是各種藥物混合服用，所以副作用的大小要看患者具體在吃什麼藥。有的藥物會引起腸胃不適，有些還讓人做噩夢。”
“也會影響患者的精神狀態嗎？”
“是的，有些藥物在服用的頭幾個星期，會讓病人做非常逼真的噩夢，不少人對此非常害怕。還有一種副作用被稱為脂肪流失，病人面部和手臂的脂肪組織會流失。但如果停止服藥，即使還剩下0.001%的病毒，病毒也會捲土重來。最終還是需要研製出艾滋病疫苗。”
“你對此樂觀嗎？”我問。
“我並不是樂觀，而是不願意放棄。”他加重了語氣，“總要有人去嘗試，也許我們有能力。科學的進步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當量的積累到了一定程度，有時就會出現突破性的成果。這種事在1996年發生過，誰説它不會再次發生呢？我們已經在動物身上做過實驗，證明是安全的，現在我們計劃在中國雲南和新疆做人體實驗。當然，這需要美國和中國藥品管理局的批准。”
發展中國家成了重災區
比起藥物治療的副作用，更讓何大一心焦的是，如今大多數艾滋病患者來自發展中國家。在非洲，在印度，在中國的雲南，有些地區的HIV攜帶者竟佔了總人口的四分之一，甚至更多，而且病毒正在繼續蔓延。
何大一先後去過兩次雲南，他認為雲南的艾滋病起因是吸毒問題，然後再通過性接觸傳播。對於目前河南非法採血而引起的大面積HIV病毒感染，何大一也相當關注，他認為這種情況讓人不寒而慄。
1985年，在北京機場有一位美籍的阿根廷青年突然暈倒，被送到醫院後不治身亡，那是中國發現的第一例艾滋病例。那個時候，大多數中國人都認為，艾滋病是西方文化的産物，跟中國人沒有什麼關係。但是幾年以來的殘酷現實讓更多的人清醒了。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艾滋病傳播最快的地區往往是那些不能正視這個問題的地方。吸毒、非法採血和性行為混亂是中國HIV攜帶者驟增的三大原因。
“我可以感受到他們的絕望。我已請求美國的制藥公司捐獻一些藥品，但是數量不多，不能幫助所有的人。”何大一面色凝重地説。
這種沮喪不是他第一次感到的。在非洲和亞洲的許多國家，面對上百萬的病人，而自己只能挽救幾百人，眼睜睜地看著其餘的人慢慢死去，沒有什麼比這更讓人難受了。這時，一位長者給他講了那個著名的海邊的故事：一位老人與一個孩子在海邊散步，他們發現成批的魚被浪頭卷到海灘上，即將失水而死。老人邊走邊撿起魚兒扔回大海。孩子問：“你不可能挽救所有的魚。”老人説：“但是那些被我扔回大海的魚得到了幫助，我們只能做到這樣。”
就這樣，何大一鼓勵著自己與死神賽跑，暗暗對自己説，多救一個是一個。他就像是一位將軍，贏得了一場場戰鬥，卻有可能輸掉整個戰爭。
“要想最終戰勝HIV，惟一的方法是更了解它，並知道它最薄弱的地方在哪，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要花大力氣進行基礎研究，只有了解敵人，才能戰勝它。”何大一説。
當然不只是何大一的團隊在研究對付HIV病毒的辦法。近來，美國羅氏公司研製出一種抗艾滋病的新藥T20，它的作用原理是阻止病毒侵入健康細胞。何大一認為目前抗病毒藥物通常從兩個方面攻擊病毒。一是阻止病毒的分裂機制，二是阻止病毒將蛋白質切割成小塊。T20是屬於第二類的新型藥物。但它也有缺陷，因為它不能口服，而只能用針劑，使用起來不甚方便。
一個政治問題
艾滋病看起來似乎只是個醫學問題，但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政治問題。整個非洲2/3以上的地區已被20%—36%的高感染率所覆蓋。在津巴布韋，用於防治艾滋病的費用佔國家財政預算的60%。有些國家，如南非，不得不採取模倣的辦法仿製國外的相關藥品，由此引起曠日持久的訴訟。2001年4月，39家制藥公司終於對這種不利於知識産權保護法的做法進行了妥協，並作出在發展中國家降低藥品價格的決定。
希望救助更多患者的何大一應該為此而感到高興，但他的心態其實相當複雜：“當我看到那些患者連三四美元的藥費都出不起，真感到震驚。但我有點擔心。制藥公司必須為股東負責，必須盈利，因此他們會選擇可能提供最大利潤的項目進行研究。如果不斷減少對制藥公司的物質刺激，比如剝奪他們在發展中國家盈利或保本的空間，會使他們把研究重點從艾滋病領域移開，長遠看來是有害的。我覺得這中間需要一個平衡。”
性格平和的何大一考慮問題相當理性和週到，不過他也有失去平衡的時候。幾年前，他曾大光其火，公開抨擊南非政府不願出幾百萬美元購買艾滋病藥品，卻可以花十幾億美元買噴氣式戰鬥機。這與科學家不介入政治的傳統思維大相徑庭。至今談起此事，何大一的激憤之情仍然溢於言表：“大多數進行科學研究的人討厭甚至害怕捲入政治。我也不例外，但是實在無法袖手旁觀。南非有400萬人患艾滋病，死亡率非常高，但政府甚至還不願承認HIV引發艾滋病，更別説提供藥物了。他們的藉口是沒有足夠的資金給那麼多人提供醫療服務。但就在第二天，他們又宣佈購買了上億美元的戰鬥機。在我看來，與每天上萬人死亡相比，還有什麼能給國家帶來更大的威脅呢？不僅是我，很多人都加入抗議聲浪，就我個人而言，既然有幸榮登雜誌封面，就應負起更多責任。”
其實，這已不是何大一第一次“捲入政治”了，當他1990年37歲時被任命為紐約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時，他的導師Hirsch就警告他：紐約是個搞政治的地方，你會被政治拖垮的。
談到這兒，何大一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説：“對中國人來説，導師的話通常是要遵從的，但那是我無法拒絕的好機會。紐約的確很政治化，也是媒體集中的地區，但這也不完全是壞事。我認為自己已經在研究員的崗位上工作了足夠長的時間，有能力和激情去接受這份工作，雖然當時別人認為只有花白頭髮的老頭才能走上這樣的管理職位。”
我常常感到束手無策
何大一屢屢出乎人們的意料。上世紀80年代初，他還是一個博士後，在一個診所做夜間的兼職工作，掙些生活費。在這個診所裏，他開始將一些同性戀所患的不同一般的感冒，同HIV聯絡起來。那是些聰明而能幹的專業人士，身體本來挺健康，但在短短半年來的時間裏完全憔悴下去。看到他們的虛弱、失明、腹瀉，何大一覺得很悲傷。不僅如此，這些人還被社會和自己的朋友，甚至家人所拋棄，因為人們對艾滋病産生非理性的恐懼。
“一開始，我完全無法解開這個謎團，為病人診治時也為自己暴露在病毒前面感到害怕。有人會遠遠地避開，而我做了防護措施後，堅持為他們看病。我的家人對我相當支持。所幸，HIV並沒有那麼容易傳染。
恐懼來源於不了解。“何大一説。
雖然當時有同事勸他不要總和這些“邊緣人”打交道，但何大一隱隱覺得這種攻擊人類免疫系統的傳染病，雖然罕見，卻有著重大的科學意義。由此開始了對這種疾病持之以恒的研究。對於何大一來説，沒有什麼比挽救生命更能讓他滿足的了。當曾經垂死的患者再次拜訪他，告訴他已經準備貸款買房時，何大一備受感動，因為他們已經開始為未來生活做準備了，而他們曾經多麼絕望。
可是，如何面對死亡呢？我在想，一位像何大一這樣的醫生，每天見到無可挽回的生命，或者竭盡一切卻無法戰勝那小小的病毒，心裏該多麼難過，抑或，已經對死亡麻木了。
“參與艾滋病的研究與治療工作，人的情緒就像坐上了雲霄飛車，有許多激烈的起伏波動。有諷刺意味的是，我當初選擇這個研究項目時，還堅信可以用藥物治愈它。十幾年過去了，這期間我常常感到束手無策。説實話，在艾滋病病房中，醫生與患者的情緒都容易波動。但我決不會輕易放棄打敗這種病毒的努力。”
何大一抿著嘴笑了，目光深沉而堅定。
傳聞何大一有著超人的智商，年輕時曾因在賭場裏玩21點贏的次數太多而被人家轟出了門。何大一併不否認這些軼事，他認為其中的概率是可以計算的。那麼與艾滋病的這場賭博呢？他的勝算有多少？
“其實艾滋病是完全可以預防的，它的蔓延更可以防止，知識就是力量，媒體的知識傳播是非常有效的手段。”他説完，站起身來，有力地握了握我的手，讓我感到自己與他屬於一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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