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考古所見，長江三峽地區不僅存在著豐富的巴文化遺存，同時還蘊藏豐具有獨特風采的楚文化遺存。對這些遺存進行科學的分析和比較，對了解先秦時代巴、楚文化關係和各種地域文化交匯、融合的歷史進程都是具有重大的歷史與現實意義的。
經考古調查和發掘證明，這裡屬於西周時期的遺址有：宜昌縣的下牢溪、三斗坪、覃家沱、黃土包、小溪口；秭歸縣的官莊坪、喬家壩、柳林溪上層等。這些遺址出土的主要器類有尖沿、尖唇侈口錐足鬲、深腹盂、粗柄折盤豆和罐、盆、缸等日用陶器；陶色以泥質紅陶和橙紅陶居多，泥質灰陶、褐陶、黑陶次之。這個階段的文化面貌與當陽磨盤山西周楚文化遺物特徵相似，應屬於西周時期的楚文化範疇，也可能是屬楚係的文化傳統，其時代約為西周中期，即楚文化的濫觴期。
在長江西陵峽所見的另一種西周時期的文化遺存，與當陽磨盤山的遺存則有區別，但其主要特徵仍屬楚係。因此，研究界把它稱為楚文化的支流。如：秭發縣官莊坪遺址出土的小口方唇鬲、巷沿罐、碗形豆、斜肩鼓甕等器物，與江漢地區典型的西周楚文化遺存面貌不盡一致。據史籍載，西周夷王時，楚熊渠封嫡嗣熊摯于夔，為楚附庸，“後王命曰夔子”。《春秋》僖公二十六年杜預注：“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秭發縣”。《史記 楚世家》集解雲：“夔在巫山之陽，秭歸鄉是也”。是知芊姓夔國地在今秭發縣境。因此，有關學界將這一不同的文化遺存歸於楚附庸國——夔于國的。
東周時期的楚文化遺址頒地域則更為廣泛，僅在西陵峽兩岸，發現有路家河、伍相廟、大沙壩、五家壩、水府廟、劉家壩、王馬橋、曲溪口、土地廟、甲溝等數十處。歸納起來主要器類有陶鬲、豆、罐、盆、鼎、甕等；陶質以紅陶為主，紋飾有繩紋、弦紋、附加堆紋等，其文化性質仍屬於楚文化系統，時代延續較長，特別是春秋中、晚期和戰國早期的遺物較多。上述文化遺存面貌，與江陵、當陽等地同期楚文化面貌極為一致，説明楚文化在此階段的發展是鞏固和統一的，印證了文獻上所記，大約在春秋中葉前後，即“楚人來夔，以夔子歸”的前後，楚國便直接統治了長陽西陵峽，與巴國在峽江互置關隘對峙。
東周時期，長江三峽地區還有一種與楚文化並存的巴文化遺存，這類文化遺存除少量的繩紋陶罐、陶壺、陶釜外，主要是反映在青銅器上，如巴東縣和秭歸發現許多巴式虎紋劍、巴式掌心紋矛、巴式虎紋戈、巴式柳葉矛等虎鈕鐓于、靴形銅刀、虎形銅帶鉤等具有特色的巴國青銅器。令人驚奇的是，上述這些青銅器主往與楚國青銅器出一地或一墓，有的出於楚地的巴人墓；有的則是出於巴地的楚人墓。這一現象充分反映了東周時期巴、楚兩國文化在長江三峽地區發展和共存的歷史實際。
古籍記載，後照為巴人始祖，巴國的主體是人，早期都城在枳（今涪臨）。巴文化的分佈地域空間，大體是北達秦嶺，南及黔中，西連岷山，東至荊楚。楚人始祖為祝融，芊姓楚人是李連的後裔，早期都城在丹陽（一説秭發、一説枝江、一説丹淅）。楚文化極勵之時，是南卷楊越，北達黃河，東並吳越，西連巴蜀，地半天下，浸染了南中國半壁河山。它經濟奇盛，文賦紛華，堪與中原文化相匹。
據史明載，春秋中期以前，巴、楚是政治、軍事同盟國。春秋中葉以後，楚稱霸中原，並“開濮地而有之”。因巴當時主要活動於濮地水域，故巴、楚關係不斷惡化。巴在楚的逼迫下，防線逐步西移，並將都城遷至江州（今重慶市區）。至戰國，巴的勢力已離開楚境。以後，巴、楚兩國經常在峽江的江關、陽關第弱關“數相攻伐”。隨著巴、楚矛盾的發展，故楚郢都流行有“《下裏巴人》”等通俗易懂的歌曲。這説明楚國境內生活著會唱歌的巴人。《華陽國志 巴志》稱：“江州以東，其人半楚”。又説明巴地同樣生活著更多的楚人。楚地文化所以發現如此眾多的巴文物；巴地也同樣發現有如此眾多的楚文物，這是歷史的必然，這是巴、楚兩個鄰國文化交匯互攝的可靠物證。（選自中新網三峽 宜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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