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國，城市和鄉村是兩幅不同的風景畫。這是中國農村一個普普通通的集市，這個集市上呈現的正是現如今的中國鄉村風景。這裡交易的商品大多來自本鄉本土，也絕不會有令人昨舌的價格。在這裡購買力似乎是不用討論的，商品的交易者也多是老人、婦女和兒童，而在農村家庭裏主事的青壯年在集市上就顯得格外醒目。
村民：家裏有5畝地。
記者：家裏有幾口人？
村民：3口人，大概能掙1000多元錢吧！一年有半年歇著，至少得半年歇著。忙一半，歇一半。
記者：閒著以後幹嘛呀？
村民：閒著在家裏打牌玩。
在中國農村，農民收入與勞動力的數量在過去是成正比的。大家在一畝三分地上“敲鐘出工，吹哨收工”。而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使得一畝三分地上再也無法容納農民兄弟空前的勞動積極性。於是人多地少的矛盾越來越突出，中國農村的富餘勞動力也達到2.3億人之多。
此時，中國的城市卻進入一個歷史上空前的大發展期。大樓越蓋越多，道路越修越長，市場更加繁榮，中國的經濟的發展也使得國外的資本大量進入中國,製造型的勞動力密集性産業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能容納農村富裕勞動力的就業機會也越來越多。城市的迅猛變化，使得原已懸殊的城鄉差別變得更加觸目驚心，也使城市在農村人眼中充滿了魅力。
由此，在中國的城市風景畫裏，呈現著與鄉村風景畫格格不入的色彩。這也使得農村的富餘勞動力大軍迫不及待的投入其中。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走上了騰飛之路。1978年到2000年，中國的GDP年均增長9。5%，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國家，這個速度是同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速的3倍，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使中國成為世界第六經濟大國。誰又能説，這一組組數字和我們龐大的農村富餘勞動力投入其中能分開呢？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張車偉：我們國家最近二十多年經濟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持續快速地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我們存在著這麼一個大的勞動力資源。如果沒有這麼一個大的勞動力供給資源，我們很難設想，我們又有什麼比世界上其它發展中國家更多的優勢呢？
我們可以從一個世界比較的觀點來看，我們和拉美國家比，我們和亞洲的其它發展中國家比，從我們國家的資源稟賦來講並沒有任何優勢而言，而且還可能是劣勢，我們國家有的就是一個龐大的勞動力人口。
這是遠離重慶市開縣縣城的一個小山村，沈銀忠一家在這裡已經生活很久了。10年前，三個兒子遠赴河北打工，這個家裏在平時就剩下老母親和小孫子，還有年過六旬的沈銀忠老兩口，四代人能夠團聚也只能等到春節了。沈銀忠家裏的電器絲毫不比城市家庭少，這些都是在外打工的兒子為老人添置的。
沈銀忠：這個東西我還叫不上名字，誰知道按哪個，這個電視我還沒開過，都是我孫子開的，這個我還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記者：種地怎麼辦呢？
沈銀忠：種地我還行，只不過打穀子的時候是叫人幫忙打，給人家錢，其它的活兒都是我自己幹。
在農村像沈銀忠這樣的家庭很多。很多地方，已經不只是富餘勞動力外出，而是能外出的都外出。一些地方只剩下婦女兒童、老人以及土地了，走出去的人帶走了期盼、夢想，留下的是一份對家鄉的牽掛。
重慶開縣趙家鎮清橋村支部書記 劉美華：老百姓們講，七十年代就靠救濟，八十年代就靠科學種田政策，九十年代就靠外出務工。
候鳥式的生活讓以往老死鄉土的做法成為歷史，不需要宣傳和動員，農民自發地離開土地，向城市進軍，在那裏尋找擺脫貧困的希望。但並不輕鬆的旅途又讓他們倍感疲憊。
鐵路是民工的翅膀，每一個民工的夢想大都是從滾燙的鐵軌上起飛的。從八十年代末期開始，“全國春運看鐵路”，這句話成為每到春節前後人們提起最多的一句話。
在世界的歷史長河中，你無法找到和八十年代的中國春運類似的流動人口的快速遷移。在八十年代後，中國的春運工作，無論數量還是速度，都超過了世界史上的任何一次人口快速遷移。中國的春運，是要在一個月時間裏將數億人，尤其是民工大軍轉移數千公里。
平日裏，鐵道部，這個中國大動脈的“心臟”就在忙忙碌碌中不停的跳動，從八十年代末期，每到春節前後，這顆“心臟”就跳動的格外強烈。辦公樓裏是安靜的，而火車站的站裏站外是洶湧的人潮。
鐵道部運輸局客運營銷處副處長 杜欣：大幅度的民工潮，大約應該是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開始。改革開放以後，就等於是四川省、湖南省、河南省、江西省、安徽省這些人口大省的民工都開始出來了，叫四面出擊。主要的方向實際上還是從勞動力密集的省份到東部比較發達地區，包括廣東省、上海還有北京，原來感覺直通客流，十年前有個八九十，就是相當高峰了，現在最高也已經一百三四十萬了。
當春運期間負載過多的鐵路被這些尋求希望的外來務工者詛咒上無數次後，拉響的汽笛，激動的心情，和著汗水，伴著隆隆的卡塔聲，一寸寸的向城市靠近，年年如此。
這是一雙讓人怦然心動的眼睛，這雙眼睛顯得茫然而又無助，充滿著對未來的渴求，他，卻在這到城市打工的茫茫人海中，不知道那已完成使命的舊車票，能否為他換來夢中的渴望。
轟轟烈烈地擁擠上火車，心潮澎湃的踏上站臺，百萬進城務工的農民一齣火車站，便悄無聲息的消失，融入喧囂的大都市，隨之升起的是他們對未來的希望。
朝天門碼頭的汽笛日復一日的響著已經很多年了，而“棒棒軍”名聲在外卻是從80年代開始。四川盆地的重重大山使得這裡的土地不能負載日見增長的勞動力，城市裏的需求使得“棒棒軍”有了市場。
村民：實際人均耕地只有一畝三左右。
記者：你在家一年大概能收入多少錢？
村民：在家呀，那不行，沒什麼能做的。
農村裏土地的産出，已無法適應日益增長的的生活水平。“棒棒軍”只能利用最原始的體力資本參與城市裏的價值交換，儘管這樣的交換有時並不等值。
中國改革與發展研究會 溫鐵軍：中國人口中將近70%是農民，這些年我們強調擴大內需，內需拉動困難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使廣大農村的消費。相對來講處於比較低的水平上，我們知道如果把縣這個層次算作城鎮的話，鄉村兩極的消費才佔整個全社會商品零售總規模的27%到28%，長期以來就維持在30%以下的水平。
我們知道鄉村人口將近70% 而鄉村的消費不到30%，那不是一個本末到置嘛？也就是70%的人口，消費30%的商品，那內需怎麼拉動呢？有人説農村消費上不去的主要原因和農民收入上不去，是直接相關農民收入上不去的主要原因 。又是因為農民現在的現金收入主要來源於非農業收入，來源於打工的收入，所以看來農民就業的問題和整個國民經濟是高度相關的，確實是難以把它們分開看。
在中西部農村，象徐懷義這樣的家庭不在少數，當徐懷義終於盼來兒子上學後，四個女兒到了需要就業的年齡，農村的現實讓她們不得不離開家去打工，儘管在徐懷義傳統的觀念裏，女兒算不上是家裏的勞動力。
記者：怎麼沒想讓她們在家裏，幫你們種地？
徐懷義四姐妹的母親：地少，種不來，沒多少地，種不來，她們出去打打工 。
我們很多人是通過電視劇《外來妹》知道打工仔這個名詞的。粵語中常用的“打工仔”、“打工妹”來源於香港，打工指的是“勞工”，在資本主義社會是用勞動換取工資的含義，與毛澤東時代工人的稱謂相反，後者在社會主義修辭學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就是這樣一個稱呼，對於出生在農村或許一輩子都在盼望能體會到自己成為工人的農村人多麼具有誘惑力。
彩色的城市對於廣袤而相對單調的鄉村，像海市蜃樓的美景一樣令鄉村人傾心，純樸的土地養育了質樸的鄉村人，孕育了鄉村人的理想，而很多人的理想卻在城市，城市對於鄉村人，真的就像朝聖者心中的聖地。
中國改革與發展研究會 溫鐵軍：到現在是八千萬到九千萬農民流動，離開本鄉本土到東南沿海或者城市郊區去打工，所以從25年的改革開放歷程看，我們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農村工業化，靠鄉鎮企業的發展帶動了農民的非農就業，導致了中國經濟出現了一個黃金增長；第二個階段是1992年，一方面是鄧小平南巡講話，進一步解放思想，另一方面，有重大的改革政策出臺，促進了農民，大範圍的流動打工，形成了民工潮，而東南沿海這一帶，它們的經濟增長，一方面得益於外資進入，另一面也得益於什麼呢？國內的勞動力市場的放開大量的低價格的勞動力。
這裡是珠江三角洲一間普通的玩具廠，平日裏，每隔幾天，廠裏都會在門口招聘一批工人，這些應聘者來自四面八方。這樣的廠子在珠江三角洲很多，而招聘也從80年代中期開始就沒有停止過。
廣東省南海市中美玩具廠廠長 李賢佳：這個廠是1985年開始投産的，當時有300人左右，1986年是800人多一點，一直到現在大概是6000人左右。
有人説，珠江三角洲得以在中國的經濟改革中崛起，除得宜於政策、位置的天時、地利外，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人和”是這些因素的基礎，那就是便宜的外來勞動力。
廣東省南海市中美玩具廠廠長 李賢佳：在我們廠是以外來工為主，因為我們廠本身工人的比例90%都是外來工，就是説整個生産過程中90%是外來工發揮的作用，在我們廠確實作用很大。
四姐妹出場介紹自己：我是老大徐素麗；我是老二徐秀娟；我是老三徐懷貞；我是老四徐秀麗。
河南徐懷義家的四個女兒都在這個玩具廠打工。她們從事著不同的工種。珠江三角洲的出口加工業集中在紡織、服裝、玩具、電子等行業。這些行業的生産程序是簡單和重復性的，只需要時間和沒有多少技能的勞動力。對轉變就業結構來説，這些勞動密集型工業的增長，為外來的沒有多少技能的農村勞動力創造了就業機會，獲得了引人注目的意義。徐懷義一家正因為四個女兒有了這樣的就業機會，農村家裏的生活得到了改變。
我們把徐家四姐妹在廣東打工的圖象資料，送給了大仵村徐懷義家。老兩口或許已無數次想象過女兒的生活、工作，惟有這一次，是那樣真真切切。和村裏人比起來，徐家因為四個女兒的打工，家裏吃飯的人口少了，生活顯得富足了許多，這也讓徐家體會到了村裏人羨慕的目光。
農業部農業産業化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 丁力：農村有了富餘勞動力以後，一個方面，它像一個巨大的畜水池，勞動力供給的無限性，也就是中國農村勞動力很多，使我們勞動力的成本很低。這樣我們加工製造業，搞其它一些行業服務業勞動力成本很低，價格很低廉，使我的這些産業有競爭力。另一方面就是農村富餘的勞動如果不轉移出去對農村是個壓力。除了要吃要喝耗費資源以外，另外我個人認為現在這種剩餘勞動力，主要是年輕人 這些年輕人，沒有充分地就業安定不下來它直接影響農村的社會穩定。
儘管老大徐素麗和老三徐懷貞是工位是背靠背。在白天的工作時間裏，四姐妹並不能見面，
徐懷貞：那怎麼説呀，反正除了零花錢，一年能掙幾千元錢，四千多元錢吧。當然在家裏種地肯定不如這邊。
每天吃完飯，老大和老三都會習慣的來看看報紙。也可以到廠裏提供給這些打工妹的電腦機房學習。這在農村是怎麼也做不到的。
農業部農業産業化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 丁力：他們在家裏面實際向農業的深度廣度進軍，也有很多的事可幹。但是現在很多年輕人觀念變了，他覺得在城裏除了打工以外，很重要地，他很想往城市文明 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溝通了城鄉，是信息互動。而且把農村中一些好的東西帶到城市，同時把城市中一些好的精神文化，一些知識帶到農村。
儘管在這裡的收入比家裏好，但是四姐妹在一起時總愛議論的是以後回家做什麼。他們知道要融入本地是很難的，這不過是人生的一個驛站，而他們這些打工的人就象“鐘擺”，在城鄉間搖來搖去。
徐懷貞：做點兒什麼也好吧，反正打工也不能一輩子，以前我覺得開個小店也好就是現在不可以，再過幾年也可以吧。
儘管只是小小的官窯鎮，在夜晚一條條燈火通明的流水線上，到處是來自各地外來工的身影。平均每３個跨省流動的人中，就有一個來到廣東；每６個在廣東工作生活的人中，就有一個是外來工。這就是被社會學家形象地稱為廣東現代化建設的“腳手架”。
廣東省南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局長 朱偉新：我們南海市整個勞動力的變化過程經歷了兩個高峰期，第一個就是80年代 80年代是鄉鎮企業比較發達的時候，那個高峰期，我們南海大概有30萬個勞動力到鄉鎮企業 ，有大概10萬左右的外省勞動力進入南海，這是第一個高峰期。
第二個高峰期在90年代，特別是在鄧小平南巡的時候，非公有制企業發展得非常快，第三産業發展速度也非常快，那個時候也是外來勞動力，進入南海的一個高峰期。到目前為止，南海的外地勞動力達到80萬左右，再加上南海的30萬農村勞動力，現在大概是110萬。
徹夜不息的霓虹燈，高樓大廈只衝雲天，人海人潮涌涌茫茫，廣告彩畫閃閃爍爍，那一刻，其實我們才明白，為什麼那麼多人會隨著大眾的步伐擁向城市打工。
在廣東的很多地方，你都能看到這樣徘徊在招聘欄前的農村青年。儘管廣東對外來工的需求很大，但隨著生産技術的日新月異，如今對勞動力的素質要求也與最初的發展時期發生了很大變化。是否有足夠的知識儲備，成為打工者一道必須逾越的“門檻”。
外來務工人員：反正現在工作很難找的，男孩子沒什麼技術很難找工作。
面對赫然在目的招聘啟示中的學歷要求，與前幾年相比，現在外出打工的民工也越來越意識到知識的重要性，
亞洲開發銀行中國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 湯敏：現在城市裏有大量的中等職業學校，很多的中等職業學校，招生正在走下坡路。原因是很多的城市青年更多地想上大學，另外一方面社會上實際上需大量的藍領工人，通過訓練的藍領工人，我們提出來能不能把中等職業學校招生的重點從原來招城市青年，擴大到招一部分農村青年，經過培訓再進入城市來，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比較有批量的、有培訓的、有規範的進入城市的市場，減輕他們進入市場一開始的磨擦。
平洲電子廠的員工總是要在天還沒有亮就要趕到廠裏，開始一天的工作。這是一間生産電子元件的企業，它對員工的要求，除了心靈手巧外，還必須具備對電子元件質量優劣的判斷，在這樣的廠裏，對員工知識水平的要求與過去相比有了很大改變。
何慧芹是1999年進入這個廠的，從江西老家來之前，何慧芹已經有了大學專科的學歷，這在打工妹中已經是風毛翎角了。而進廠後，何慧芹才發現，她所具備的知識遠不能使她成為一個白領。有很多打工者和何慧芹一樣已經不僅僅把打工掙錢做為唯一的目的。
外來打工者 何慧芹：每一個員工來到電子廠，都是要從基層開始幹，做員工的那段時間確實是體會很深，而且也留過淚，就覺得很辛苦，熬過那一陣之後對自己來説是一種鍛鍊 通過自己自身的努力一直做到今天。
通過自己的努力，何慧芹如今已是廠裏的中層管理者，管理著一條生産線的生産。但是大多數外來工們沒有太高的文化，這是一個現實，打工者希望通過打工學習來自城市的任何新的事物。這也是經濟發展對農村勞動力轉移新的要求。
外來打工者 何慧芹：在這個地方競爭是比較激烈的，在沿海地區，包括學歷各方面你的能力，競爭都是比較激烈的，在我們廠同樣也是這樣有能力是會被得到認可的，你能不 適合做這個崗位也是需要得到評價的。
與前幾年相比，現在外出打工的民工越來越意識到知識的重要性，因而絕大部分民工用掙來的錢增加教育投資。他們希望能夠通過知識改變自己永遠在農村的命運。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 張小建：農村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就業不充分的問題，説到底是一個就業不充分的問題。因為農民現在還有土地，但是相對的剩餘勞動和相對的剩餘勞動時間，現在是越來越多。富餘的勞動力實際上很多是就業不充分的，比如像一個農民一年現在五六個月甚至三四個月幹農活兒，剩下大部分時間只能出來打工，解決他們的出路。要考慮到，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進城務工的城門不能是關閉的，而是要通過現有的一些制度性的障礙，為農民進城務工，提供一些相應的服務。
城市與鄉村風景畫裏的人物各不相同，城市人覺得，如果把鄉村風景畫裏的主角移到城市風景畫裏，就會顯得與畫面格格不入，雜亂無章。儘管如此，這種融合還是不可避免。大量富餘勞動力給城市建設注入了活力，那麼農村呢？這是我們要繼續討論的話題……
（編導 程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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