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帝芬-茨威格（1881-1942）出生於維也納一個富裕的猶太人家庭，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著作被譯成多種語言廣為流傳。他為著名文學和歷史人物所作的評論和傳記，使他享有很高的聲譽。
1942年2月23日，佩特羅波利斯小鎮上的警察被告知在羅阿-剛卡弗斯大街34號，一對有名的外國夫婦自殺了。
那個死去的男人是作家斯帝芬-茨威格，60歲。女人是他的妻子，伊麗莎白--奧特曼，33歲。病理學家認定他們是在前一天的中午到4點鐘之間死去的，服用了巴比妥，一瓶礦泉水放在床邊的桌子上。
遺書放在帶郵票的信封裏，書桌上有一隻削過的鉛筆。那兒還有一份文字，題為《聲明》，寫給本市市長。標題是葡萄牙文寫的，內容卻使用了德文。此信表達了作者對所受到的熱情款待的謝意。這封信的旁邊還有一個信封，上面寫著“有關我的狗的安排”。
這樣的場景看上去更像在精心準備一次旅遊，而不是自殺。
1940年，即他去世前兩年，茨威格在流放生活中開始寫他的回憶錄，從中我們可以找到驅使他自殺的線索。
在回憶錄裏他寫到，“我從來沒覺得自己有那麼重要，以至於要把自己的生活寫給別人看。但是我們這一代人身上發生了太多的歷史事件、經歷了太多的災難和考驗，這使我有勇氣寫一部書，在這本書裏我是主角，或者説，是關鍵人物。
我于1881年出生在哈普斯堡皇室統治下的一個大帝國，但不必在地圖上找了，它已被抹掉，並且無跡可尋。
我生長在維也納，一個有著兩千年曆史的歐洲大都市。卻不得不像一個罪犯一樣離開，因為它即將淪為德國的一個省會。我用母語寫的文學作品，都被付之一炬。
因此我不再屬於任何地方，在哪兒，我都是陌生人。歐洲，我的精神故鄉，對我來説已不復存在，它在又一場兄弟種族自相殘殺的戰爭中自我毀滅了。
我的父母生活都很富裕，他們是一點點富起來的，到後來變得非常富裕。他們的生活是典型的所謂“上等猶太資産階級”的生活方式，他們對維也納的文化作出了顯著的貢獻，而得到的回報卻是被掃地出門，事實上，我所説的不只是我個人的情況，在上個世紀的維也納約有1到2萬戶像我父母那樣的人家過著寧靜、舒適的生活。
然而，薩拉熱窩的槍聲，頃刻間擊碎了我們賴以成長的和平而理性的世界。
1914年6月28日，薩拉熱窩，一位年輕的波斯尼亞民族主義者開槍打死了弗朗西斯-費迪南大公。大公的遺體在大公妻子的陪同下到達特裏雅斯特港口，帝國以隆重儀式安葬了他。
這時在歐洲的其它地方，外交家們和各國政府都還沒有意識到這一事件的重要性。
在二戰爆發初期，我完成了最出色的小説《昨日的世界》。這部自傳體小説喚起了自己，也喚起了人們對失去的樂園——昔日的維也納的記憶。
1918年10月，查爾斯皇帝宣佈奧匈帝國改為聯邦制國家，1919年9月和1920年6月簽定了聖傑曼條約和特裏安農條約，條約批准了由同盟國擬定的重建歐洲計劃，奧地利共和國就此誕生。
在20年代，薩爾茨保成為我的避難所和我的城堡。我在戰後衰敗的維也納城裏感到很不自在。
1933年的焚書大火燒掉了我們所有的幻想。
在奧地利被納粹吞併後，我寫下了《昨日的世界》，我甚至能夠理解斯特勞斯在《沉默的女人》中的想法。
當阿道夫-希特勒執政後，歌劇《沉默的女人》的鋼琴曲即將完成。幾個星期之後，德國各歌劇院接到命令，嚴禁演奏非雅利安人的作品以及任何有猶太人參與製作的作品，不用説，裏查德-斯特勞斯將放棄這部作品，謀求和別人的合作，但是他並沒有這樣做，而是一封又一封地給我寫信，詢問我的想法，他説，正好相反，由於他正在為管弦樂編曲，他希望我能為他的下一部歌劇作詞。為了確保成功，他採取了我所不喜歡的辦法：通過接近權力人物使自己成為納粹音樂協會的主席。
斯特勞斯和納粹的合作是有目的的，一方面他是一個唯藝術主義者，另一方面他對政治漠不關心.與國家社會主義黨的合作不只是對他個人極為重要，他的兒子娶了一個猶太女子，他害怕他的孫子被學校趕出來，因此他對他的新主人竭盡侍奉之能事。
當我得知我母親在維也納去世的消息時，我既沒有驚訝，也沒有哀傷，相反，我感到平靜，因為我知道她終於可以免於危險和折磨了。
第一道維也納法令中有一條對我母親打擊很大，她88歲了，雙腿有些顫抖，她習慣了每走5到10分鐘在凳子上歇一歇，而希特勒主宰這個城市還不到一週時間就頒布了禁止猶太人坐在公共凳子上的殘酷法令，幸好，我母親可以永遠免受這種野蠻和羞辱，她在維也納被佔領幾個月後去世。
我越來越頻繁地給在維也納的弗洛伊德寫信。流亡生活加深了我和這位科學家之間的友誼。
1937年，我給弗洛伊德的信這樣寫道：“當我想到維也納，我就感到沮喪。我想到了你！你的平靜使你成為我的榜樣這種感覺一年比一年強烈。”
大師回信道：“懷疑和研究並肩前進，我們只是發現了真理的一小部分，眼前的現實看來非常殘酷。”
弗洛伊德1939年9月23日在流亡倫敦時去世。我當時也在倫敦，是一個“從敵國來的外國人”。在他的同鄉的葬禮上，—我用德語説道“西格門德-弗洛伊德通過他的工作，使這門語言優雅豐富、更加高貴。”
沒有他，對20世紀的思考和理解就會完全不同，我們中的每一個人還將仍然以狹隘的、不自由的、甚至某種程度上不公正的方式來思考、判斷和感知。如果我們試圖在人類心靈的迷宮裏有所進步的話，就要用他的智慧來繼續照耀我們的道路。西格門德-弗洛伊德創造和發明的一切將在未來的路上指引著我們，只是他本人已經離我們遠去。
在外國的土地上一個人會逐漸磨掉了自尊，同樣也磨掉了自信和自強以及從前我引以為豪的四海為家的想法。只被一種感覺佔據著，那就是我應該為每一口呼吸向外國人民表示感激。我曾經訓練自己的心臟訓練了近半個世紀，希望它能夠像一個上等人一樣跳動，這都是徒勞的。
在結束我的生命之前，我不得不完成這最後的使命，巴西這塊神奇的土地為我，以及我的作品提供了美好的歸宿我要對它表達真心的感謝。我對這個國家的熱愛與日俱增，我不希望被葬在別的地方，我的祖國對我來説已經消失了，我的精神家園——歐洲也已經自我毀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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