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字玉言，別署 “解味道人”。
周先生寫曹雪芹的傳記時，曾以《孟子—萬章下》中的一段話語為指歸。這段話説：“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知人論世成了中國古代文化的一個優良傳統。那麼，我們讀周先生講論紅學的著作，作為普通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對周汝昌先生有所了解的確是大有裨益的。
周先生是１９１８年生人，也可以説是世紀老人了。他在青年時代本來是考入燕京大學西語系學英語的，後來還在四川的華西大學、四川大學當過好幾年教授英語的老師。可是，他從１９４７年起，就“一不小心，成了一個紅學家”。１９５３年９月，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紅學著作《〈紅樓夢〉新證》，這本書近四十萬字，對曹雪芹的家世、《紅樓夢》的版本、脂硯齋的批語等有關閱讀《紅樓夢》的背景情況作了深入的探索，提供了豐富的資料，成為胡適和俞平伯開創的“新紅學”之集大成式的著作。這本書後來又不斷充實完善，到２０
世紀7０年代中期再版時，已經成為八十萬字的煌煌巨著了。此後五十多年的風風雨雨裏，周先生不倦不輟地從事紅學和其他中國古典文學文化的研究寫作，特別是後來患眼疾雙目幾近失明的情況下，仍然以頑強的毅力克服困難，恒兀兀以窮年，不知老之將至，迄今為止，已經出版了二十冊以上的學術著作，其中研究《紅樓夢》的就有十五六部。
周先生的紅學研究，第一個特點是其全面性或曰涵蓋性。也就是説，他幾乎涉足了紅學研究的每一個具體領域，而且都十分深入，不是淺嘗轍止或蜻蜓點水的那種“學術”。紅學中的各個分支，都印有他的深深足跡。周先生在１９８１年給拙著《〈石頭記〉探佚》寫的序言中就提出了紅學有根本性的四大分支的論點，即曹學、《石頭記》版本研究、脂批研究和探佚學是對《紅樓夢》作思想哲學、審美藝術觀照評論之前提和基礎。意思是説《紅樓夢》思想和藝術層面的輝煌只有建立在那四個分支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呈現。因此，周先生首先在那四個分支的建設上付出了巨大的精力。《〈紅樓夢〉新證》的“集大成”意義也在這裡。此外如關於《石頭記》版本和脂批的《〈石頭記〉鑒真》（《〈紅樓夢〉真貌》）、《〈紅樓〉真本》，關於大觀園原型考察的《恭王府考》、《恭王府與〈紅樓夢〉》（《〈紅樓〉訪真——大觀園與〈紅樓夢〉》），關於曹雪芹生平的《曹雪芹小傳》、《曹雪芹新傳》、《文采風流第一人——曹雪芹傳》，關於探佚的《〈紅樓夢〉的真故事》等，就是對各個分支所作專題性研究。可以説，每一種書都體現了迄今為止該領域的最高研究水平。
這四個分支的研究奠定了紅學的堅實地基，雖然它們本身也是可以單獨欣賞流連的美妙風景線，但更本質的意義卻是有了這個基礎才可以在上面搭建起思想和藝術（哲學和審美）的“七寶樓臺”。周先生寫的《〈紅樓夢〉與中華文化》、《〈紅樓〉藝術》兩本大著就是矗立在那四個分支地基上光芒四射的“寶塔尖”。當然在周先生的其他著作中其實早已經有許多關於《紅樓夢》思想和藝術的講論賞會，不過沒有這兩本書集中和專門罷了。這也説明，四大分支的基礎研究和思想及藝術的評斷鑒賞其實是水乳交融難分彼此的，我們分開來另立名目不過是如
佛家所説“方便法門”而已。
周先生為什麼要特別強調那四個分支研究呢？為什麼不“就文本談文本”呢？這就是紅學的一個根本問題，關鍵所在。原來曹雪芹的原著只傳下了前八十回，後四十回是另外的人所續寫的。這就産生了“兩種《紅樓夢》”這一學術難題。很長的歷史時期內，人們都不嚴格區分原著與續書而泛談所謂《紅樓夢》的思想性和藝術性，造成了《紅樓夢》評論的庸俗，紅學研究的遲滯。要破除這種歷史困窘，要解決這一學術難題，該從何處入手？周先生老馬識途，心明眼亮，一針見血地指出唯一的門徑就是把那四個分支的基礎研究搞深搞透。因此，周先生説那四個分支是紅學的重鎮，並不是要否定《紅樓夢》的思想藝術研究，而恰恰是要通過那四個分支研究以區分出兩種《紅樓夢》兩種不同的思想和藝術境界。這可以説是周先生全部紅學研究之核心的核心，也可以説是周先生紅學研究的第二個特點，即文化性特點。為什麼這樣説呢？因為區分了“兩種《紅樓夢》”的思想和藝術，尋根究底，最後就歸結到中華文化本身的特質和其發展過程中的矛盾與糾纏。曹雪芹原著《紅樓夢》是中華文化精粹部分的卓越體現，又是對中華文化負面因素的反思和揚棄。用周先生的話説，曹雪芹的《紅樓夢》是進入中華文化的“一把總鑰匙”。而後四十回續書，則在根本的理念意向和藝術精神方面歪曲篡變了曹雪芹的原著。當然後四十回在鼓舞青年男女追求自由戀愛及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封建家族和官場的黑暗方面也起過一定的歷史作用。但這與曹雪芹原著要表現的中華文化之博大精深，靈性價值之高遠追求，以及審美意度之戛戛獨造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用天壤之別、南轅北轍這樣的字眼是並不過分的。周先生從一開始進入《紅樓夢》，就盯緊、抓住這個紅學中的“死結”，毫不放鬆，孜孜矻矻，鍥而不捨，從各個層面、角度來研究、論述、分析、講説，使這個問題逐步得到徹底清理，而其終極目的，就是通過對這個問題的揭示和解決，使中華文化的深刻和曹雪芹的偉大昭然于天下。這也就是為什麼周先生又説紅學是中華文化之學，是“新國學”的原因所在。
由於問題的複雜性、解決的艱難性和過程的長期性，周先生因此承受了許多誤解，所幸“真理愈辯愈明”，到了二十一世紀，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紅樓夢》的讀者開始理解和接受周先生的這種“文化性”紅學了。一些人往往從表面上看問題，説周先生是一個“考證派”紅學家，其實透過現象看本質，應該説周先生是“文化思想派”紅學的代表才更恰如其分。“新紅學”的兩位開山祖師，胡適主要是在“歷史考證”的層面做了開拓，俞平伯則在“文學考證”的層面成績突出。也就是説，胡適的貢獻主要在作者和版本的認定方面開端引緒，俞平伯則對《紅樓夢》的藝術性作了相當深入的探索，但他們對《紅樓夢》的思想文化性價值或比較隔膜或理解得還不夠透徹。周汝昌則不僅對歷史背景和文本藝術的考證及研究作了更深入廣泛的的拓展，而且特別關注《紅樓夢》的思想性，關注“兩種《紅樓夢》”的精神氣質差異，並把這一問題的觀照和探討提升到了文化的層次，從而使《紅樓夢》的閱讀和研究與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清理、揚棄、承續、發展，與當下中國人性靈的陶冶、思想的啟沃和精神的寄託發生更直接更深刻的關係。
周先生紅學研究的第三個特點，可以説是“文采風流”。正如周先生説曹雪芹是“文采風流第一人”，也可以引申説《紅樓夢》是“文采風流第一書”。要把這文采風流第一書和文采風流第一人的本質、要義、精彩闡釋出來，評賞估價到位，這個講説者和評賞人當然也得有一點“文采風流”的素質和特點了，這是不言自明的事。簡明扼要地説，周先生的紅學著述具有考據、義理、辭章三者鹹備的特色，考據是“真”和“史”，義理是“善”和“哲”，辭章是“美”和“文”，也就是具有真、善、美或文、史、哲三者結合而相得益彰的品質。這真是十分難得，能達到這一境界，在今天的學術界文化界，不説鳳毛麟角，也是百不得一。周先生能臻此勝境，當然既有他的天賦資稟，也和他長期的修養歷練分不開。周先生是一個十分聰穎的人，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他在詩詞和隨筆的創作，外文的翻譯，書法藝術的操習，乃至音樂吹彈、戲曲表演甚至梅花大鼓詞的寫作和欣賞等多個方面，都有不同尋常的修養和建樹，更不必説他對中國傳統文學文化如唐宋詩詞、民俗工藝等方面的研究講解了。周先生是學者，是詩人，是文章家、書法家，尤其善於作創造性的感悟思索，這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形成“合力”，體現在《紅樓夢》研究上，就特別能發抉彰顯出《紅樓夢》和曹雪芹的精、氣、神，其底蘊內涵，文情藝韻。這其間的“理路”和“張力”也很容易了解，因為《紅樓夢》本來就是中華文化的“百科全書”和“一條主脈”，曹雪芹本來就是一位集詩人、哲人、藝術家和小説家于一身的中華文化的“文曲星”。
萬派歸源，可以説周先生的紅學研究是中華文化精義的一種學術實現。那麼這種中華文化的精義又是什麼？《〈紅樓夢〉與中華文化》中有一段話這樣説：“試看這一切，即上文所論述的晉賢的‘癡’，晏小山的‘四反’，張宗子的‘七不可解’，以至雪芹的‘作者癡’，寶玉的‘癡狂’‘瘋傻’，悉皆相通相貫，而這種類型的人物，即是雪芹所説的‘正邪兩賦而來之人’，……是的，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的人英。他們的頭腦與心靈，學識與修養，顯然是我們中華民族文化的最可寶貴的精華部分。迨至清代雍乾之世，産生了曹雪芹，寫出了賈寶玉，於是這一條民族文化的大脈絡，愈加分明，其造詣亦愈加崇偉。”這種“中華文化上的異彩”就是“正邪兩賦”，就是“癡”。而周先生的紅學研究，也正好十分有趣地體現了這種“癡”，所謂“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鋒鏑猶加，癡情未已”。有了這種“癡”，才一往情深，才無怨無悔，才生慧心，具慧眼，成慧業，造就出一代紅學大師。我曾經賦贈周先生一組絕句，就錄下其中之一作為本文的“點睛”吧：
吟鞭一指傲三秋，重鎮紅壇大纛周。
小卒過河發妄語：癡情方許説紅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