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雄”蘇東坡

　　作者：徐剛（詩人、作家）

　　談論蘇軾的難度在於：他的一生，除去孩提時代，成名之後，凡落筆，則詩、詞、文、畫，無一不是流傳百世的神品佳構，此曠世未有者也。

　　蘇軾是個趕路者，他一直在路上，在接二連三的流放的路上。趕路帶給蘇軾的驚喜是：各地的風土、民情乃至語言，以及廣闊大自然的風景，盡收眼底矣！在封建時期，官員貶謫被迫離開京城，自然不是一件開心的事情。歷代被貶者大抵取兩種態度：有憤憤不平鬱鬱而終者，有隨遇而安入鄉隨俗者。蘇軾屬於後者卻又更勝於後者：他樂觀地對待人生，足跡所至處，便是靈魂安放處；靈魂安放處，便是詩情涌出處；他熱愛當地士人、農人、僧侶和各種于京都見不到的古跡、名勝；他每到一地便濟困行善，興修水利，與民同苦亦與民同樂。他在放逐地留下了不朽名篇。其中，以詞為勝。

　　蘇軾一生，有多少春夏百花、桃李簇擁？有多少秋風黃葉、冬雪飛揚？他享受一切的自然美，並沉浸其間，遍嘗個中滋味。蘇軾又有獨特的愛好——好禪意，好飲酒，好枯木，好老樹，好蕭瑟，好清冷，好大江東去，好壯懷激烈，他的不少熱辣滾燙的詩句，在路上苦吟而得，別有一種詩意的流出，雄豪、高遠。“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啊！

　　    元·趙孟頫《赤壁賦》卷首蘇東坡像

　　    清·余集《蘇文忠公笠屐圖》

　　東坡樂府

　　蘇軾是由詩成名、以詩入詞的。他寫春分，寫春與雪，時人訝異，誇為奇人。宋神宗熙寧六年（公元1073年），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合，調任杭州通判時，蘇軾寫了《癸醜春分後雪》：

　　雪入春分省見稀，

　　半開桃李不勝威。

　　應慚落地梅花識，

　　卻作漫天柳絮飛。

　　不分東君專節物，

　　故將新巧發陰機。

　　從今造物尤難料，

　　更暖須留禦臘衣。

　　“東君”，東方之神也。唐詩極度繁華過後，經五代而趙宋，無疑會面臨一場變革，首先是詩體的變革，即形式的變革，新形式、新材料、新內容的變革，概而言之是文字和境界的變革。

　　這種“倚聲填詞”的全新形式，始於唐、五代，對此頗有貢獻者，晚唐溫庭筠也。《花間集》是中國最早的文人詞集，由此集而得名的“花間派”，以溫庭筠為鼻祖。時至北宋柳永，專好此藝，多有累積，把長短句的新體詩，從富於樂感變為完全音樂化了。其《八聲甘州·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中的“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為蘇軾所讚美：“此語于詩句，不減唐人高處。”（趙令畤：《侯鯖錄》）至北宋東坡時，由於不斷的音樂陶冶，不期然而然地有了“句讀不葺”（李清照語）的新文體出現。蘇軾恰與這歷史機遇相逢，詞又和自己的心性相若，便“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胡寅：《酒邊詞·序》），不由自主地開創了“以詩為詞”（陳師道語）的歷史新局面。隨著生活和命運的跌宕起伏，其詞亦在跌宕起伏中，走向邊荒，走向土地，走向農人，走向風景。可知：詞非東坡始也，但使其一洗羅綺香澤，從而縱橫轉折、風月無邊、氣象萬千、聲韻更新、繁花似錦的，厥功至偉者非蘇軾莫屬也。極其難能可貴的是，在命運蹉跎、奔走流放中，蘇軾在詞中展現出對生活積極向上的樂觀豪邁之句、雄闊爛漫之氣，在艱難時世中確是能夠“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王灼：《碧雞漫志》）。且舉幾例：

　　細雨斜風作曉寒，淡煙疏柳媚晴灘，入淮清洛漸漫漫。

　　雪沫乳花浮午盞，蓼茸蒿筍試春盤，人間有味是清歡。

　　（《浣溪沙·細雨斜風作曉寒》）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江城子·密州出獵》）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粧。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

　　同為《江城子》詞牌，一人手筆，兩般感受，卻都關乎一個“情”字。前者豪情，以狩獵作題，“西北望，射天狼”作結，有為民解憂、為國報恩、平定西夏之慨嘆。全詞縱橫馳騁，意氣風發，熱血沸騰。後一首，用詞平常素潔，淒美冷清，纏綿悱惻，一讀太息，二讀淚下，三讀嗚咽。雖為悼亡之作，卻成為千古流傳的愛情絕唱。王弗佳人，東坡才子，兩人恩愛有加。惜乎王弗，二十七歲便離開人世，蘇軾涕淚以送。王弗辭世十年，蘇軾夢中得見，故有此作。

　　《念奴嬌·赤壁懷古》：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這首詞向被不少蘇軾詞論家稱為豪放派領軍人物蘇軾豪放詞的扛鼎之作，作于宋元豐五年（1082年）七月，蘇軾因“烏臺詩案”被貶居黃州期間。是年秋冬，又寫《前赤壁賦》《後赤壁賦》。

　　如果不説時代背景，誰能感受到其中貶謫流放的悲愴哀怨？寫大江東去者眾矣，大浪淘沙就已足夠氣派、足夠驚人了；而蘇軾以“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一變大江東去的敘寫方式，使大江東去的波濤與歷史人物相融洽，呼嘯著一種流動的、有歷史感的存在。古今多少詩人臨大江而詩興涌？能開首便攬風波與人物，讓人不能不感嘆者，蘇東坡一人而已！長江是條讓人懷古的江，懷古便有歷史上的人物、事件，蘇軾寥寥幾筆，就從波濤洶湧中把三國的赤壁、周瑜從浪花中推出來，置於歷史的背景下。三國的熱鬧，是追逐權力的熱鬧，是人才輩出的熱鬧，是建功立業的熱鬧，也是刀槍殺伐的熱鬧；三國時代因為群雄爭霸，便留下了機智、尚武、忠勇、權謀和氣度的空間，此三國之大概也。蘇軾寫周瑜，寫“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所反襯的則是未加渲染的對自己懷才不遇、早生華發的感嘆、不平乃至憂憤！他的感悟平淡而意味深長：“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江邊月下，有酒可也。如果説望赤壁而懷古，聽濤聲而思舊，其中多家國情懷的話，東坡于六年前、宋神宗熙寧九年（1076年），歡飲達旦，寫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則除去天上明月、瓊樓玉宇外，且有濃厚的兄弟情誼。一者天上，浩渺無際；一者地上，“兼懷子由”，上天落池，揮灑自如，信筆寫來，佳句連綿：

　　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我們可以讀出，詩人所處的環境及人生境遇。在這首詞中，蘇東坡以問天開篇：月亮是什麼時候有的呢？這一問可謂驚天一問，宇宙創生、地球形成之後，月亮的出現，是天的“秘密”，蘇軾卻要“把酒問青天”。蘇東坡的追問，繼續深入：“今夕是何年？”東坡在醉意朦朧、詩情遐想中，曾有飛天之想，只是因為怕冷，“高處不勝寒”而留在了人間。許多蘇軾的研究者，對“我欲乘風歸去”有多種聯想和釋義，與其時其世其處境相聯絡，本無不可。而筆者卻認為，回到作品的原點或許是最重要的：一者“把酒問青天”也，一者“千里共嬋娟”也。若以此言之，更多釋義也許是多餘的，是化簡略為複雜的徒勞。你只須明白，這是蘇軾關於月亮的最美妙的、空前絕後的偉大想象；而兄弟無故，又是孟子的“君子三樂”之一，足矣！最能體現蘇軾在艱難時世中灑脫、率性，視蕭瑟為風景，雖千萬人吾往矣的一面，則莫過於《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蘇軾豪放乎？確有不少作品有豪放的氣概，但“也無風雨也無晴”及《蝶戀花·春景》卻一點也不豪放了：

　　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

　　墻裏鞦韆墻外道，墻外行人，墻裏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

　　蘇軾寫景寫人寫情，皆體察入微，筆到心到，優美婉轉，自然流動，一波三折。寫春光流逝，還是佳人漸遠？有你我可想而不可知的春戀、春愁、春怨、春思之迷茫煩惱在。煩惱為何？不可知也！唯不可知之存在，為情感世界的存在，為蘇東坡的存在。筆者還要特別拈出“花褪殘紅青杏小”之“小”字，“多情卻被無情惱”之“惱”字；渺小之小，煩惱之惱，看似信手拈來，其實妙不可言。

　　“曠”與“清雄”

　　王國維《人間詞話》雲：“咏物之詞，自以東坡《水龍吟》為最工。”又雲：“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無二人之胸襟而學其詞，猶東施之效捧心也。”“曠”極簡，一字而已；又極繁，包含有曠達、空闊、高遠及豪放等多重意涵；極重，怎樣去丈量蘇軾胸襟之大、見識之深、情感之厚、境界之高？《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詞》：

　　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墜。拋家傍路，思量卻是，無情有思。縈損柔腸，困酣嬌眼，欲開還閉。夢隨風萬里，尋郎去處，又還被鶯呼起。

　　不恨此花飛盡，恨西園、落紅難綴。曉來雨過，遺蹤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

　　蘇東坡的這首被王國維推為“最工”之作——此“最工”之謂，首先是工整，格律和語言的工整，同時也可理解為最美、最佳、最精。王國維以“曠”概括東坡特色，自有其見識在，與從古至今，以“豪放”為蘇軾定論，並指蘇軾為“豪放派”首領之説，大不一樣。“曠”是一種浩茫大野的氣概，是一種徹上徹下的情懷。而楊花詞讓讀者能觸摸到更多溫婉、細膩、惆悵、柔情，乃至愁腸百結，顯示了蘇軾語言功底的深厚、文字運用的隨心隨意隨緣，及其天賦之高。從“似花還似非花”的楊花入手落筆，楊花墜落，拋家傍路，開篇便震爍人心，出人意料；繼之寫夢，夢若楊花也，隨風萬里，只為尋郎去處。蘇軾的真性情流淌，花與景與人之間互為關聯，而又朦朧隱約，境界出矣！佳句出矣！

　　龍榆生説：“東坡詞既以開拓心胸為務，擺脫聲律束縛，遂于一代詞壇上，廣開方便法門。”“至此，這被視為艷科的小詞，便能‘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詞境日益拓展，衝破了倚紅偎翠的局限，可以用來反映個人的政治理想，描寫祖國的山川風物。而傷今、吊古、狩獵、悼亡、贈友、懷鄉等題材，在東坡樂府中更是屢見不鮮。”（徐培均：《東坡樂府箋·序》）

　　蘇軾是社會時勢造就的一代人物。“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別有胸襟也，別有風情也，別有用心也！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如此説蘇軾：“詞自晚唐五代以來，以清切婉麗為宗，至柳永而一變，如詩家之有白居易；至蘇軾而又一變，如詩家之有韓愈，遂開南宋辛棄疾等一派。”

　　最早提出豪放説並分成派別的，很可能是明人張綖，他在《詩餘圖譜·凡例》中説：“詞體大略有二，一體婉約，一體豪放。婉約者欲其詞情蘊藉，豪放者欲其氣象恢宏，蓋亦存乎其人，如秦少遊之作多是婉約，蘇子瞻之作多是豪放。”清人王鵬運，號半塘老人，“開清季諸家之盛”，是晚清詞壇的一抹晚霞。他認為：“北宋人詞，如潘逍遙之超逸，宋子京之華貴，歐陽文忠之騷雅，柳屯田之廣博，晏小山之疏俊，秦太虛之婉約，張子野之流麗，黃文節之雋上，賀方回之醇肆，皆可模擬得其仿佛。唯蘇文忠公之清雄，夐乎軼塵絕世，令人無從步趨。蓋霄壤相懸，寧止才華而已？其性情，其學問，其襟抱，舉非恒流所能夢見。詞家蘇辛並稱，其實辛猶人境也，蘇其殆仙乎？”

　　堅持並拓展王鵬運之説的，是龍榆生，他説：“坡詞雖有時清麗舒徐，有時橫放傑出，而其全部風格，當以近代詞家王鵬運拈出‘清雄’二字，最為恰當。”又説：“辛以豪壯，蘇以清雄，同源異流，亦未容相提並論。”（龍榆生：《東坡樂府箋》）

　　蘇軾詞繼李后主之後，如訴家常的口語的詩化，及柔中有剛、剛中有柔，已經自成一格于詩、文、詞作中，“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在陰柔和陽剛之間，自如、自在、自由地騰挪轉換，成為後人難以望其項背的蘇詞特色之一。中國的詩詞，在五代十國長期分割的局面結束、社會經濟文化也漸漸恢復之後，有了復興之機。《東京夢華錄》中説當年汴京：“新聲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調弦于茶坊酒肆。”説明北宋初期的都市民俗文化仍有濃郁的南唐五代的流風余韻，此種社會現象的出現有其必然性：戰亂之後經濟復興、休養生息，此其一也；統治者以此粉飾太平，此其二也。宰相呂蒙正清醒指出：“都城，天子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至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裏，饑寒而死者甚眾。”（《宋史》卷二百六十五）……加上仁宗朝對西夏用兵的累遭慘敗，民族矛盾因之日益加深。在兩種矛盾的衝擊之下，富有愛國赤子之心的蘇軾、黃庭堅等出現，反映在詞作中，則橫掃詞壇舊俗，把低吟淺斟的士大夫之詞，開闊、開闢而至天地江山、百姓人生、尋常生活、萬千風景；這是中國古代詩詞史上的又一巨變，是蘇軾以筆墨堆築的又一座里程碑。

　　王國維言之“曠”，王鵬運、龍榆生言之“清雄”，正是《人間詞話》境界説中的一種特色，無不因為“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無不是“寫真景物、真感情者”，無不是“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者。此種曠達、清雄，是對蘇軾詞的恰如其分地敘述、概括。讀東坡詞所接踵而至的清雅、清麗、清淺、清新、清曠的享受，與其雄渾、雄豪、雄放、雄起、雄壯，相交織，相纏綿，相咏嘆，成為東坡獨有的境界、獨有的語言特色。徐剛詞窮，且重復半塘老人一問：“蘇其殆仙乎？”

　　“東坡”來歷

　　蘇軾在“烏臺詩案”後，被貶至黃州，最初居定惠院，後遷至長江邊上的臨皋亭。蘇軾喜歡這個地方，近有荒野連綿、泥土芬芳；遠看大江在望、浪花怒放，不亦樂乎？但更現實的問題橫亙在前：吃飯問題。到黃州的第二年，在朋友的幫助下，蘇軾租得黃州城外五十余畝荒地，置辦一應農具，墾荒種菜，或飲酒于友朋處，次日醒來便躬耕田畝，有不明白處便請教當地農人，略似陶淵明的“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秋天，雖然收穫不多，但總有自己勞動所獲的喜悅。蘇軾與鄰里好友舉杯相慶，然後在月下曳杖行走：

　　雨洗東坡月色清，

　　市人行盡野人行。

　　莫嫌犖確坡頭路，

　　自愛鏗然曳杖聲。

　　蘇軾詩中的“東坡”，即黃州東門外的一片荒野、坡地。他想起唐時白居易是愛花惜花之人，白居易在忠州刺史任上，于公務之外，尚有一樂：在忠州城外東坡種花種樹。有《步東坡》詩：“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另有《東坡種花二首》：

　　持錢買花樹，城東坡上栽。

　　但購有花者，不限桃杏梅。

　　百果參雜種，千枝次第開。

　　天時有早晚，地力無高低。

　　紅者霞艷艷，白者雪皚皚。

　　遊蜂逐不去，好鳥亦來棲。

　　前有長流水，下有小平臺。

　　時拂臺上石，一舉風前杯。

　　花枝蔭我頭，花蕊落我懷。

　　…………

　　白居易是蘇軾敬重的詩人，唐宋二代，皆有東坡，天時地利，且得人和。於是蘇軾便自號東坡、東坡居士。東坡之名，拜黃州所賜也。蘇軾不同時期，對文化的思想發展，有蘇轍為其兄作的《墓誌銘》最後一節文字詳記：

　　公之於文，得之於天。少與轍皆師先君，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嘆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嘗謂轍曰：“吾視今世學者，獨子可與我上下耳。”既而謫居於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然不能及矣。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先君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書，然後千載之微言，煥然可知也。復作《論語説》，時發孔氏之秘。最後居海南，作《書傳》，推明上古之絕學，多先儒所未達。既成三書，撫之嘆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知我矣。”……公詩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追和之者幾遍，凡四卷。幼而好書，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晉人，至唐褚、薛、顏、柳，仿佛近之。……其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為，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為恨。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實有焉。

　　龍榆生因蘇轍的《墓誌銘》，認為蘇軾“終乃深契于佛教的禪宗”。佛教思想是否有消極一面，暫且勿論，但當後人醉心、傾倒于東坡詞作的時候，蘇轍卻讓我們看見了東坡的博大遼闊，看到了東坡根基於大地、人民，博采眾學，集傳統文化之美並熔于一爐的深厚積澱。幼而好學，老而不倦，一也；博採眾長，匯于一爐，二也；仁人君子，與人為善，三也。蘇轍《墓誌銘》謂“求仁而得仁”者，説的就是蘇東坡。

　　龍榆生在《東坡樂府箋序論》中謂：蘇東坡“在實際行動中，關心人民的痛苦，所以能夠在顛連困苦的謫貶生活中，得到廣大群眾的同情和敬愛。同時他的胸襟開闊，不介懷于個人的得失，不以一時挫抑動搖他的心志，一直抱著積極精神來追求現實和真理。……他的創作方法是‘隨物賦形’，做到‘非有意于文字之為工，不得不然之為工’（《遺山文集》卷三十六《新軒樂府引》）。所謂‘滿心而發，肆口而成’，所謂‘不自緣飾，因病成妍’（同上），就是説他不過分注意文字的雕琢，而作品中貫串著真實的思想感情”。有時候，蘇東坡為了感情的真實流淌，甚至可以突破格律所限，此即“因病成妍”耳。

　　蘇轍和龍榆生告訴我們，蘇東坡天賦異稟，是個寫詩詞的天才，“公之於文，得之於天”，他飽覽飽學，將儒釋道三家之學，在自己的心胸裏，合而為一。此為文也。更值得今人思之再三的，東坡本身是一個被放逐者，而每到一地，就訪貧問農，興修水利，如到了災區，還上書請求減免稅賦。東坡“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為，而不顧其害”。此其為人也。在東坡身上，凸顯出為文與為人的一致性：為文者，行雲流水，為人者，從善如流；為文者，奇思妙想，為人者，仁字為首；為文者，塊壘突起，為人者，見義勇為；求文得文，求夢得夢，求野得野，求曠得曠，求清得清，求雄得雄，求仁得仁。如此等等，能不令文壇吾輩艷羨而羞愧深思？

　　漢語言文字的整理者

　　蘇轍《墓誌銘》還透露了一些珍貴的信息，蘇軾“初好賈誼、陸贄書”“詩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喜好莊子、釋道，作《中庸論》《論語説》《書傳》等。在蘇東坡成長的不同時期，無論喜好如何改變，他一直是一個孜孜不倦的寫作者，是中國漢語言文字的整理者。他扭轉了倚紅偎翠的詩詞文字，他反對艱澀生僻，他創造了清雄開闊的詞風，而這詞風是由文字組成的，東坡筆下文字即是對漢語言文字的重新整理，是“滿心而發、肆口而成”的。

　　孔子整理《詩經》成，流傳至民間，撒布于中華大地，中華民族成為一個有詩性的民族，由此而始也。《詩經》和《離騷》之後，文人雅士接踵而至，正是他們的詩歌文章，相與比美、出新，不間斷地將漢字的加工、整理推向更新的階段。至晉代陶淵明獨闢蹊徑，墾種南山，詩歌的境界再現新景；有唐一代，詩人接踵，佳構迭出，卻總是李、杜為首；時代的變遷又催生出“南面詞宗”李煜，風靡久遠。至北宋，蘇東坡出，以其一生的坎坷，一生的樂觀，一生的吟唱，繼續改變、整理中國的語言，繼之者辛稼軒也；因此故，中國語言文學的優雅、美妙、清遠、高曠，到兩宋時，達至高峰。

　　蘇東坡，宋人也！東坡詩、文、詞、書、畫，大宋景象也。公元1101年8月24日，蘇軾于常州辭世，享年64歲。東坡的去世是一座矗立九霄的高峰的崩塌，8月，正是夏秋景象，而詞壇風景卻頓時落葉飄零，為之蕭瑟。元明清三代，雖有當時可稱高明的為數不多的詩人詞家，卻再無蘇東坡那樣的可以轟動社會、人心的清雄浩渺、淋漓酣暢之氣。後人于回首間，可以見到：蘇軾辭世，中國古代詩詞文化逐漸沒落時，曾經輝煌的封建社會也正走向斜陽夕照、日暮途窮。

　　為蘇東坡感動，筆者以為：

　　中國詩人，永遠是中國漢語言的捍衛者。

　　中國詩人，理應是中國漢語言的傳承者。

　　中國詩人，首先是中國漢語言的整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