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把握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義及其內在邏輯

　　習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時代黨領導文化建設實踐經驗的理論總結，是堅持“兩個結合”、推進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創新的重大成果，標誌著我們黨對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規律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表明我們黨的歷史自信、文化自信達到了新高度，為做好新時代新征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擔負起新時代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強大思想武器和科學行動指南。習近平文化思想內涵豐富、博大精深。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文化思想，需要深入把握其核心要義及其內在邏輯。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在新時代進一步彰顯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一直強調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現在我們又明確提出‘第二個結合’。”這裡的“現在”，主要是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新時代的中國式現代化建設，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進一步彰顯出來，進而內在要求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可以説，沒有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時代價值的確認，就難以深入把握“第二個結合”的內在邏輯及重大意義。

　　新時代，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內在要求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運同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文化關乎國本、國運，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文化可以為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注入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築牢更為堅實的文化根基。

　　新時代，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內在要求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新時代我們黨充分意識到所面臨的“精神懈怠”危險，並把“精神懈怠”危險置於“四種危險”之首，充分説明精神懈怠的危害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思想，對構建新時代中國人民精神世界具有重要意義，在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中彰顯出越來越重要的時代價值。

　　新時代，促進和平發展、合作共贏，充分凸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世界意義。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協和萬邦、兼濟天下、世界大同、親仁善鄰等精神財富，為促進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和文化支撐。

　　“第二個結合”讓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有了更廣闊的文化空間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馬克思主義這個魂脈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根脈相結合，打開了理論和制度創新更廣闊的文化空間。

　　“第二個結合”使我們掌握思想和文化主動。“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主要是在如何對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華文明、西方現代化問題上的思想解放，它著力破除“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破除對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華文明的文化虛無主義，使我們深刻認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通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傳承發展並充分運用蘊含其中的寶貴資源。這是文化觀和文明觀意義上的思想解放，重要意義在於幫助人們擺脫對於西方現代化的盲目崇拜和路徑依賴，在於堅定文化自信，使人們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動。

　　“第二個結合”有助於我們探索面向未來的創新。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進程中，堅守馬克思主義這個魂脈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根脈，是我們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的根本前提。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範，並結合時代要求推陳出新，充實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生命，能夠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面向未來的創新，朝著新的文化生命體和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所引領的方向推進，朝著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為人類謀進步所確定的方向推進，朝著鞏固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所指定的方向推進。

　　“結合”造就了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結合’不是‘拼盤’，不是簡單的‘物理反應’，而是深刻的‘化學反應’，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在習近平文化思想中，新的文化生命體是具有總體性、根本性的標識性概念。

　　新的文化生命體之“新”，體現在馬克思主義魂脈之統攝，體現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脈之基因，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而生成的一種新成果。

　　新的文化生命體之“文化”，倡導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互鑒，主張在不同文化形態之間形成一種相互補充、彼此共生的關係，使中國式現代化成為一種全新的人類文明形態。

　　新的文化生命體之“生命”，是哲學意義上的“生命”，意味著這種新的文化形態茁壯成長、朝氣蓬勃、充滿活力。這一新的文化生命體在吐故納新中不斷實現自我更新，持續推動文化創新發展。

　　新的文化生命體之“體”，既是一個系統的“整體”，也是具有主體性的“主體”。作為系統的“整體”，立足中國式現代化，以馬克思主義為魂脈，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根脈；作為具有主體性的“主體”，區別於“西體中用”和“中體西用”之爭中的“體”，強調以新的文化生命體為主體。

　　把握明體達用、體用貫通的理論品格

　　習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論觀點上的創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佈局上的部署要求，明體達用、體用貫通。這既彰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論品格，也明確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意義。所謂體，主要是指習近平文化思想之理；所謂用，主要是指依據理來指導具體的文化工作，體現為理論之用和實踐之用。

　　習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論之用，體現在解構“西方中心論”，破除文化虛無主義，破解“古今中西之爭”，打開思想文化的創新空間，鞏固文化主體性。“西方中心論”奉行“東方從屬於西方”的邏輯框架，把西方世界看作“主”，把非西方世界看作“客”，強調“主統治客”。習近平文化思想則是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以新的文化生命體為“主體”和“基石”，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鞏固了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走出並解構了“西方中心論”。“古今中西之爭”，“古今”是歷史時間問題，“中西”是歷史空間問題，涉及如何科學對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習近平文化思想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使其古為今用，破除了文化虛無主義，著力破解“古今”問題；立足中國式現代化，注重鞏固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著力破解“中西”問題。

　　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實踐之用，體現在以獨特的文化形態為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奠定深厚文化根基，為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提供厚重文化滋養，為促進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提供豐厚文化支撐。

　　擔負新時代的文化使命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新時代的文化使命，提出“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強調要“共同努力創造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充分彰顯了我們黨的歷史使命感，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標示了文化坐標、錨定了文明航向。

　　擔負起新時代的文化使命，必須做好新時代新征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這是基礎和前提，目標是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

　　推動文化繁榮是在“繁榮”層面談文化，關乎廣大人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它是建設文化強國的基礎。沒有文化繁榮，就建不成文化強國；沒有建設文化強國的目標導向作用，推動文化繁榮就會迷失方向。

　　建設文化強國是在“強國”層面談文化。文化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國家的文化實力不僅關係國家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而且關係國家長治久安和人民美好生活。建設文化強國，就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弘揚革命文化、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不斷鞏固文化主體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自信就來自我們的文化主體性。”文化主體性反映了一個國家和民族對自身文化的自覺意識和進行文化創新創造的主動精神。“結合”鞏固了文化主體性，創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這一文化主體性的最有力體現。

　　鞏固文化主體性要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黨的文化領導權主要體現為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內在要求把黨的領導落實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各方面和全過程。鞏固文化主體性，必須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黨掌握了文化領導權，就有了引領時代的強大文化力量，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託。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必須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為擔負起新時代的文化使命提供堅強政治保證。

　　鞏固文化主體性要注重“破”。自西方開啟現代化並引領世界現代化後，便建構起“東方從屬於西方”的邏輯框架，一方面，把世界各國捲入其中，另一方面，用西方現代化的制度模式、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等把現代化狹義化、固定化、刻板化，導致不少國家對西方現代化機械模倣、盲目崇拜。這種錯誤認知對我國國內一些人也産生了影響，他們自覺不自覺地想要模倣西方現代化模式，缺乏文化自信。只有徹底破除這種錯誤認知，跳出“西方中心論”的窠臼，才能不斷鞏固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為此，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中國式現代化理論和實踐，用中國道理總結好中國經驗，把中國經驗提升為中國理論，既不盲從各種教條，也不照搬外國理論，真正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

　　鞏固文化主體性要注重“立”，就是立足於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在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長期探索和實踐基礎上，經過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我們黨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突破了“西方中心論”，為造就新的文化生命體提供了實踐基礎，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的立足點。新的文化生命體是具有旺盛生命力和強大創造力的生命體。只有在中國式現代化實踐基礎上不斷豐富新的文化生命體，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才能不斷鞏固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

　　（作者為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