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藏古今：從天一閣看中華民間藏書文化

　　編者按

　　為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文化思想，認真落實全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精神，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由中宣部宣教局、光明日報社共同主辦的“核心價值觀百場講壇”圍繞文化傳承發展這一主題，持續策劃開展系列宣講。本場講壇來到天一閣博物院，回顧天一閣的前世今生，闡釋中華民間藏書文化的歷史與時代意義。

莊立臻 1990年畢業于南開大學圖書館學系，2006年獲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碩士學位。曾任寧波市圖書館館長，現任寧波市天一閣博物院院長、研究館員。嚴龍攝/光明圖片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對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出一系列重大戰略部署。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中國國家版本館時強調：“我十分關心中華文明歷經滄桑流傳下來的這些寶貴的典籍版本。”浩如煙海的中華典籍是古人思想的寶藏、先賢智慧的結晶，是中華文明之所以成為當今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文明的重要因素。而典籍的保護和傳承則有賴於中華數千年悠久精深的藏書文化。

　　自古以來，民間藏書就和官府藏書並駕齊驅，是中華典籍傳承的重要力量，它的主體是那些在中華歷史時空中，燦若星河的民間藏書家、藏書樓，其數量規模、歷史功績在世界文明史上都獨具特色，對於中華文脈的傳承和中華文明的發展厥功至偉。天一閣就是中華民間藏書文化的傑出代表，是中華深厚藏書文化土壤中開出的燦爛之花。

　　中華民間藏書的歷史

　　中華民間藏書的歷史至少可回溯兩千年，其發展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即起源時期、形成時期、繁榮時期、轉型時期。

　　（一）民間藏書的起源時期：先秦至秦漢（約公元前6世紀—公元2世紀）

　　這一時期書籍的主要載體為簡牘或縑帛，可以稱為簡牘時代，紙本書尚未流行，民間藏書發展受阻。

　　春秋戰國之際是民間藏書的開始。這一時期士階層開始崛起，學術由學在官府向學在民間轉移，書籍也隨著學術一起向個人、民間轉移，個人開始著書立説，諸子百家興起，私人藏書家也就慢慢誕生了。

　　秦統一六國後，秦始皇發佈焚書之令，制定挾書之律，民間私藏除醫藥、卜筮、種樹等實用性書籍之外，《詩》《書》以及史書和諸子百家之書，全部焚燬，嚴禁民間收藏和閱讀，違者處以重刑。這些政策嚴重打擊了民間藏書活動，使許多典籍遭到滅絕的厄運。

　　西漢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廢除挾書律，民間藏書得以逐步恢復。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大興，學術文化的繁榮帶動了民間藏書的發展。兩漢藏書家見於記載的二三十人，如劉向、劉歆父子以及班固等。東漢蔡倫改進造紙術之後，紙張逐漸用來抄寫書籍，促進了書籍的傳播，出現了藏書超過萬卷的大藏書家，如東漢文學家、書法家蔡邕。

　　天一閣博物院大門

　　（二）民間藏書的形成時期：魏晉至五代（約公元3—10世紀）

　　這一時期也被稱為寫本時代，最重要的特點是紙張在書寫中廣泛使用，全面成為新的書籍載體，書籍的生産和流通效率大大提升。從魏晉到五代大約七百年中，見於記載的藏書家至少二百家，其中藏書萬卷以上的十余家，如任昉、王僧孺、張緬、沈約等人，編《文選》的梁昭明太子蕭統的藏書將近三萬卷。

　　這一時期民間藏書的一個重要發展是私家藏書目錄出現，並且出現了許多藏書世家。此外，形成了專屬於藏書的文化。這種藏書文化包括：藏書樓命名，如李沈在江夏的萬卷書樓，徐寅在莆田的萬卷樓，白居易的池北書庫等；藏書印章，如李泌的藏書印“端居室”白文玉印、張嘉貞藏印“河東張氏”；藏書格言，如京兆杜暹藏書萬卷，跋尾皆題詩以戒子孫：“清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鬻及借人為不孝。”藏書家典故如李泌的“鄴侯插架”“鄴架”等形容藏書之多。可見，這一時期的民間藏書數量可以和官府藏書相媲美。

　　（三）民間藏書的繁榮時期：宋至清（公元11—19世紀）

　　這一時期也稱為印本時代，最重要的特點是雕版印刷書籍流行。雕版印刷産生於唐代，早期主要用於實用性比較強的書籍，至宋代則經、史、子、集無所不印。印刷術的出現大大提高了書籍的複製效率，為書籍市場提供了較為充足的貨源，很大程度上解決了自書籍誕生以來都沒有解決的市場供應問題。所以這一時期藏書家迭出，八九百年間見於記載的藏書家近四千家，其中藏書萬卷以上的一千家左右。

　　這個時期可再細分為兩個階段，即初興時期（宋元）和鼎盛時期（明清）。

　　宋代藏書家不僅數量多，達到七百多家，藏書質量也高。比如宋綬、宋敏求父子藏書數萬卷，有文獻記載“其富蓋有王府不及者”“其家藏書皆校三五遍者，世之蓄書以宋為善本”。此外，私家藏書目錄特別發達，見於記載的達六十種，至今流傳尚有六種，尤其是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和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都是傳世的大型私家藏書解題目錄。

　　元代民間藏書樓規模遠遜於宋，大約僅一百七十余家。

　　明代書籍出版業迅猛發展，書籍裝幀方面出現了更加便利的線裝，雕版印刷發明了便於刊刻而又不失美觀的宋體字，進一步提高了書籍的生産效率。這一時期涌現近九百家藏書樓，民間藏書的規模和質量、特色、制度都達到了空前的水平。

　　明代中期，民間藏書出現了兩種方向。一是蒐集更稀見、更精美、具有文物價值的書籍，開啟了新的文物性藏書之路，代表人物是無錫富豪、大收藏家華夏以及王世貞等人；二是繼續原來的文本性藏書傳統，看重書籍文本內容，多收藏當時新出版的書籍，但進一步擴大了收藏範圍、增加藏書數量、延長藏書傳承時間，代表人物有天一閣的創建者范欽等。

　　入清以後，民間藏書更加興旺，有名藏家兩千余家。同時，藏書家對收藏質量有了更高的追求，追求書籍的形態與內容並重。這批新型藏書家至黃丕烈而集大成，後來的晚清四大藏書樓，即江蘇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山東聊城的楊氏海源閣、浙江湖州的陸氏皕宋樓、浙江杭州的丁氏八千卷樓，無一不是深受黃丕烈的百宋一廛的影響。

　　（四）民間藏書的轉型時期：民國時期

　　民國時期，現代印刷技術全面替代傳統雕版印刷，書籍生産更為快速，線裝書變為平裝，白話文普及，書籍內容更加廣泛，載體更加多樣。民國時期藏書達萬冊以上的藏書家180多家，但民國的藏書樓總體留存時間都不長。

　　這時期民間藏書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隨著現代公共圖書館的出現，民間藏書的文化傳承以及社會教育功能等逐步被新出現的公立圖書館所取代。藏書更多的是滿足個人的閱讀喜好、研究需求等。其次，藏書家的主體發生了變化，當時一大批新興的資本家、實業家登上了藏書的舞臺，他們經濟實力雄厚，有條件蒐集各種珍本秘籍，基本是文物型收藏。此外，多樣化專藏也是民國時期民間藏書的一大特色，主要以學者為主。最後，許多藏書家將其藏書捐贈給公立圖書館。如盛宣懷後人將其愚齋藏書捐贈給交通大學等多家學校圖書館，傅增湘將其雙鑒樓藏書四千二百多冊捐贈給北平圖書館，溫州孫延釗將其玉海樓三千六百冊藏書捐贈給瑞安縣圖書館，等等。據不完全統計，類似的捐贈有六十余家。

　　《天一閣藏曆代方志彙刊》

　　天一閣的前世今生

　　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學家、藏書家黃宗羲曾寫《天一閣藏書記》：“嘗嘆讀書難，藏書尤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感嘆古往今來藏書事業的艱辛；學者陳熙在《清代私家藏書樓的生命史研究》中説：清代私家藏書樓的平均壽命為43.16年，其中84.2%的藏書樓只能維持一代人，傳承兩代人的也僅有9.6%，三代以上的僅有6.2%。其他年代更是可想而知。

　　時光流逝，無數曾經風光無限的藏書樓都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如今留存於世的民間藏書樓已經寥若晨星，且大多是毀後重建之樓，或樓雖在書已散。唯有天一閣自建閣以來，歷經450多年的風雨滄桑仍巍然屹立，而且從未中斷、改變其獨立藏書機構的特質。

　　（一）范欽其人

　　范欽，字堯卿，號東明，明正德元年（1506年）出生於浙江寧波府鄞縣。范欽只是普通家庭出身，靠著自己的好學和勤奮，在嘉靖十一年（1532年）取得殿試二甲第38名的好成績。嘉靖十五年（1536年），范欽因政績優異，升任工部員外郎，管理朝廷建築工程。嘉靖十九年（1540年），外放江西袁州知府。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范欽任南贛巡撫，提督軍務，轄區跨涉四省。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范欽因剿倭有功，擢升兵部右侍郎。幾個月後，范欽便遭人彈劾，為官生涯戛然而止，從此范欽去官歸裏，回到了家鄉寧波，時年54歲。

　　范欽熱愛藏書，每到一地，最令其醉心之事就是蒐羅、閱讀、抄錄當地的公私刻本，這些書跟隨他走過了千山萬水。范欽歸裏後，直至79歲去世，在生命最後的25年裏，全身心投入天一閣藏書樓的創建與經營。

　　（二）天一閣其樓

　　天一閣藏書樓建於1561至1566年間。范欽對天一閣的營建傾注了其全部的智慧與才華。在書樓的選址上，范欽選定了宅邸東側的空地，使生活區與藏書樓不相毗連，用一狹長防火巷分隔開，書樓兩側皆築高墻，以防生活區失火時殃及藏書樓。

　　在天一閣的建制上，范欽從漢代鄭玄所注的《周易》中得到啟發，後人將其概括為“天一生水，地六成之”，這也是天一閣名稱的由來。書樓建為上下二層。樓上喻為天，為一大通間，意為天一；樓下喻為地，為六開間，以此對應“天一地六”。同時，一樓的天花板彩繪皆用水波紋、水神與水獸形象。樓前鑿一水池，與月湖相通，作為消防蓄水之用。

　　在管理上，范欽定下了“煙酒切忌登樓”的家規，嚴格執行禁止煙火入閣的制度，這塊六字禁牌如今依然挂在天一閣的樓梯口。

　　在藏書保護上，一是書樓南北有窗，書櫥前後開門，可通風透氣；二是書櫥下面堆放英石，以收潮濕；三是定期曝書，每年梅季過後，進入伏天，范氏族人會在庭院蔭涼處晾曬書籍；四是在書櫥中放置芸香草用以辟蠹。

　　天一閣名震海宇，是在清乾隆年間。乾隆皇帝因修《四庫全書》，廣向民間藏書家徵書。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三月，天一閣也被欽點進呈藏書。范欽八世孫范懋柱打破“書不出閣”的傳統，奉詔進呈638部珍本佳槧，這些書中有96部被收入《四庫全書》，有377部列入《四庫全書存目》，為天下藏書家第一。

　　《四庫全書》修成後共抄繕七份，分別存放于七座皇家藏書樓中，即紫禁城內的文淵閣、圓明園的文源閣、承德的文津閣、瀋陽故宮的文溯閣、揚州的文匯閣、鎮江的文宗閣和杭州的文瀾閣。這七座皇家藏書樓皆倣天一閣“天一地六”的建築形制，命名也從“天一生水”而來。2022年建成的四座國家版本館的命名（文瀚、文濟、文潤、文沁）也與七閣一脈相承，代表著中華文脈的綿延不絕。

　　不僅是清代皇家藏書樓，很多民間藏書樓，如寧波盧氏抱經樓、揚州吳氏測海樓、南京甘氏津逮樓、無錫薛氏傳經樓等，都是倣照天一閣而建。後來，有學者將天一閣及倣照天一閣所建的藏書樓稱為“天一閣範式藏書樓”。

　　（三）閣中之書

　　據范氏家譜記載，范欽時期天一閣藏書量最高達7萬卷。根據流傳下來的天一閣書目及各家所記天一閣藏書之精華，當時閣書具有以下特點：

　　一是孤本多，如《周易要義》《銅人針灸經》等；二是明抄本多，如《天聖令》《三才廣志》等；三是明代文獻多，尤以地方誌和科舉錄最為有名。天一閣現存明代地方誌271種，其中164種是孤本，172種是各地現存最早方志，現存明代科舉文獻370種，其中90%以上是孤本，佔存世明科文獻的80%；四是金石碑刻多，如宋拓《石鼓文》《西嶽華山廟碑》、神龍本《蘭亭序》刻石等。

　　（四）書樓傳承

　　天一閣450餘年的傳承，跌宕起伏，曲折艱辛。

　　第一代創始人范欽擔心自己去世後藏書流散，反復思量後將所有家産分為兩份，一份是藏書，一份是所有錢財，兩房兒子對於書、錢只能二選其一。因為他深知只有發自內心的熱愛和責任，才能守護好這份大業。大兒子范大衝毅然選擇繼承書樓，挑起了這份重擔。范大衝在繼承書樓之後，訂下了“代不分書，書不出閣”的家規。後來，范氏家族又完善了各種保護書樓的細緻規則及懲罰措施，族人皆“以天一閣後人為榮，以不與祭為辱”，世代相繼。

　　書樓的傳承與守護僅靠一家一族的力量遠遠不夠，尤其在家族式微、風雨飄搖的亂世。

　　天一閣藏清稿本《明史稿》

　　1933年9月，一場罕見的強颱風席捲寧波，天一閣東圍墻及書樓屋頂受損，而范氏已家道中落，無力維修。為此，寧波各界賢達挺身而出，成立了重修天一閣委員會。委員會成員主要包括地方官員、學者和范氏後裔等25人，向社會募集了二萬餘銀元維修資金。重修工程自1934年6月動工，至1935年9月全面完成。

　　1937年8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後，寧波危在旦夕。為使閣書免遭戰火，一批地方文化人士如陳訓慈、馮貞群等，以及范氏後裔多方奔走努力，合力組織將天一閣藏書轉移保護。直到抗戰勝利後，在外漂泊了九年多的藏書才終於回到了天一閣。先輩守書護書之精神可歌可泣。

　　周恩來總理還親自關心天一閣的安危。1949年春，他特別指示南下的解放軍部隊要注意保護寧波天一閣。1949年5月25日寧波解放，26日一早，二十二軍某連指導員鄭君倫奉命帶領一個班13名戰士趕到天一閣，駐守半個月，圓滿完成了保衛天一閣的任務。

　　（五）古閣新姿

　　新中國成立以後，天一閣成為公共文化機構，佔地面積從2000余平方米擴容到目前的3.4萬平方米，成為寧波閃亮的文化地標。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天一閣更是獲評國家一級博物館、國家5A級景區，每年接待遊客上百萬人。如今的天一閣生機煥發，正從“書不出閣”逐步走向“閣聞天下”。

　　流散書重歸。新中國成立時，天一閣藏書僅剩兩萬餘卷，不少珍本善本流落海外，令人痛惜不已。因此，閣書訪歸也成了新天一閣人的使命與傳承。截至目前，天一閣共訪得流散書籍185部710冊，獲得730余種分藏于海內外各收藏機構的天一閣流散書的收藏線索，為書籍訪歸奠定了基礎。

　　捐贈書新聚。受天一閣藏書精神的感召，出於對天一閣的信任，寧波的許多藏書家如馮貞群、朱鼎煦、張季言、孫家溎、楊容林等，都把天一閣視作其畢生收藏的歸宿地，慷慨捐贈，化私為公。目前天一閣藏書已達30萬卷，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統計，天一閣所藏善本數量名列全國第九，目前有189部5493冊古籍入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

　　天一閣古籍修復技藝得到了更好的傳承與傳播。2009年，天一閣獲評文化部首批“國家級古籍修復中心”；2021年，天一閣古籍修復技藝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項目。如今天一閣每年完成破損古籍修復1萬葉以上，累計培訓全國各地修復人員超100名。天一閣已成為古籍修復的“國家隊”，為中華典籍的修復保護貢獻著力量。

　　開展古籍整理研究出版。全面完成天一閣古籍普查，出版《天一閣古籍普查登記目錄》《天一閣藏善本目錄》。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天一閣所藏文獻分類整理與研究”。天一閣最有特色的幾大系列珍籍都已公開出版。天一閣還為當代編纂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提供30種底本、為《續修四庫全書》提供18種底本、為《八閩文庫》《江右文庫》《溫州大典》《四明文庫》《中華醫藏》《明詩話珍本叢刊》《金陵全書》《荊楚文集》《廣州大典》等一大批典籍出版工程提供了許多珍貴的底本。

　　推進古籍數字化保護利用。天一閣目前已完成334萬筒子頁的數字化掃描，自主研發的古籍OCR文字識別系統極大地提高了古籍整理閱讀的準確性和便利性，完成“雲上天一閣”古籍數字資源網站改造提升，古籍數字資源總訪問量達430萬人次。

　　通過各種手段，促進古籍活化傳播。首先，古籍展陳融入新科技。五年來舉辦各類公益性展覽110場次，吸引觀眾累計230萬人次。其次，特色活動創造新體驗。天一閣每年舉辦各類文化活動逾百場，受眾上百萬人次，特別是近年來打造了以“天一”冠名的一系列特色文化品牌，吸引大家體驗與書為伴的新生活，開辦“天一閣論壇”，廣邀海內外學者分享閱讀與生活、探討文化與文明。最後，國際化交流講好中國故事。策劃推出11期國際藏書文化對話節目“Tianyi Talk”，以書為媒，與世界各歷史悠久的藏書機構進行文化交流；舉辦六屆“在甬外國人漢語大賽”，讓外國朋友感受漢字、漢語、漢文化魅力。近年來，天一閣博物院兩次榮列全國專題類博物館海外影響力十強榜單。

　　中華民間藏書的意義

　　中華民間藏書綿延兩千多年，愛書、藏書、讀書已融入了中華民族的血脈之中，民間藏書的意義重大深遠。

　　民間藏書為中華文化保存了大量的珍貴典籍。民間藏書一家一樓之力雖微，但眾多前赴後繼的民間藏書家卻使許多珍籍得以存世，近現代各大圖書館的善本典藏同樣是因民間藏書的捐贈、寄存、出售得以充實。如今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重要圖書館所藏珍貴古籍，大部分也是來自民間藏書。

　　民間藏書促進了中華學術文化的繁榮，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學者大家。學術思想的交流與傳播、文化的進步與繁榮必然是建立在書籍的大量生産、收藏、閱讀的基礎之上。藏書家的抄錄、刊刻、整理、校讎、修復，為學術文化提供了最堅實最豐厚的文獻資源。古往今來，許多大思想家、學者本身就是藏書家。如孔子、墨子等人是中國最早的私人藏書家，同時也是先秦諸子學術的代表人物，又如清代著名思想家、史學家黃宗羲同樣也是傑出的藏書家。

　　民間藏書形成了悠久精深的中華藏書文化，這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兩千多年的民間藏書史，尤其是雕版印刷産生以來的民間藏書，形成了由藏書家、藏書樓、藏書印、藏書志、藏書題跋、藏書故事等共同組成的中華藏書文化，這些帶著中華印記的高尚志趣和高雅審美，也是中華文化的獨特與閃光之處。

　　民間藏書中所凝結的藏書精神生動地體現了中華民族對文化文明的追求與堅守。歷代藏書家無不愛書如命，為了收藏書籍付出了極大的心血和代價。有的節衣縮食，傾囊以購；有的窮年累月，曆盡艱險，四處蒐羅；有的甚至甘冒生命危險。這種“不懼難之難矣”“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以及眾多藏書家化私為公、慷慨捐贈的高風義舉，永遠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

　　書運映照國運。天一閣猶如中華民間藏書文化的“活化石”。從天一閣450多年的保護、傳承和發展中，我們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生生不息。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和精華所在，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我們今天堅持和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即根植于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天一閣將全力踐行總書記“讓收藏在博物館裏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産、書寫在古籍裏的文字都活起來”的指示，努力讓典籍中的先賢智慧和優秀文化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讓典籍永遠涵養正氣、觀照心靈，永遠熠熠閃光。

　　（光明網記者 金淩冰整理）

　　本文配圖除署名外均由天一閣博物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