夾在“去俄化”和融不進的歐洲縫隙，格魯吉亞普通人掉了隊

　　“你們沒有輸掉選舉！他們偷了你們的選票，試圖偷走你的未來，但沒有人有權這樣做，你們也不會讓任何人這樣做！”當地時間10月28日晚，面向聚集在首都第比利斯議會大樓前身披格魯吉亞國旗及歐盟旗幟的數千名抗議者，在反對派領導人簇擁中的總統祖拉比什維利向人群喊道。10月26日，格魯吉亞議會選舉在抗議聲中結束。已執政12年、屢次被指親俄的“格魯吉亞夢想”黨宣佈再度勝選。

　　格魯吉亞人又一次被推到了選擇親俄還是親西的“十字路口”，2020年議會選舉後曠日持久的政治危機似乎正在重現。但在抗議浪潮退去後，格魯吉亞普通人終將回歸日常生活。

　　面對“去俄化”的文化戰爭和融入不進去的歐洲，城市與農村間的貧富差距以及文化鴻溝在加大。“文化戰爭與資本主義轉型疊加，讓許多人在發展浪潮中掉了隊，特別是那些沒有從西方對格支持中受益的人。”格魯吉亞獨立工會Solidarity Network的創始人索波·賈帕裏澤（Sopo Japaridze）告訴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許多來自農村地區的人們和那些聽不懂英語、沒有受過西方教育的中老年人感到自己被邊緣化了。

　　《紐約時報》7月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在風景如畫的格魯吉亞山區，卡茲列提（Kazreti）鎮曾經擁有一家電影院、一家銀行、音樂噴泉、兩所學校和一所幼兒園。來自蘇聯各地的舞蹈團和排球隊會前來表演和比賽，供暖和供電均免費。如今，這座昔日的工業重鎮只剩下一所學校，電影院和銀行也已關閉，曾經裝飾著中心廣場的噴泉早已不復存在。在這些大城市以外的地區，城市居民對政府外交路線的抗議毫無意義，遙遠的歐洲未來前景如同海市蜃樓。

　　“30年後，我們變得貧窮”

　　每每談及國家歷史，格魯吉亞人總是滿懷驕傲。他們懷念11世紀至13世紀格魯吉亞成為東地中海地區強國的“黃金時代”（the Golden Age），也記得隨後數百年間陸續在周邊強國博弈中艱難求生的歷史。自沙俄時期，格魯吉亞知識分子不斷探索本國文化，並將“歐化”作為擺脫由東方文明主導、向基督教的西方靠攏的必由之路。對他們而言，“黃金時代”的輝煌與對西方的嚮往承載著對獨立、繁榮未來的期許，也加速了格魯吉亞民族意識的覺醒。

　　另一方面，賈帕裏澤也提到，在蘇聯時期，尤其是在20世紀80年代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推行“公開性”、“透明化”改革後，格魯吉亞民族主義進一步興起。獨立後，俄羅斯對南奧塞梯阿布哈茲的支持使俄格關係持續緊張，為格社會持久的反俄情緒埋下了伏筆，2008年俄格戰爭則加深了這種敵意。

　　獨立30多年來，格魯吉亞政治精英始終致力於推動該國融入歐洲的政治、經濟、安全及文化體系。即便執政黨被指親俄，但格總理科巴希澤在2024年議會選舉前夕也表示，對格魯吉亞人來説，與基督教緊密相連的歐洲對格而言始終是一種“自然的”“歷史性”的選擇，也意味著更高水平的繁榮和發展。

　　與此同時，俄格戰爭後，“去俄化”進程在格得到快速推進，2011年5月通過的《自由憲章（Freedom Charter）》在法律層面確認全面、系統性地清除蘇聯時期遺産。賈帕裏澤説，這是一場格魯吉亞至今仍在經歷的“文化戰爭”。如今，第比利斯許多場所禁止演奏俄羅斯音樂，蘇聯時期的食品被描繪成落後歷史的遺物。在人們口中，蘇聯的遺産常常被與俄羅斯混為一談。

　　然而普通人卻掉隊了。許多來自農村地區的格魯吉亞民眾和50歲以上的工人很可能缺乏英語能力或歐洲的教育證書，當他們來到第比利斯參加慶祝傳統家庭價值觀的基督教節日“家庭日”等活動時，往往會發現自己被邊緣化了。

　　“在這種聚會上，城市人經常嘲笑農村人‘落後’。這種批評超越了文化偏好，針對的是他們的衛生、衣著和生活方式選擇，這加深了兩個群體之間的社會和文化鴻溝。”賈帕裏澤説。

　　35歲的格魯吉亞電影製作人阿卜杜舍利什維利（Kote Abdushelishvili）堅信格魯吉亞的未來在西方。近年來，他一直在首都第比利斯和家鄉佐迪之間兩地奔波，但他説，自己很難説服家鄉的民眾。“人們開始懷疑西方。30年後，我們變得貧窮，而且情況越來越糟……人們告訴他們‘不要俄羅斯，去西方’，但這對他們毫無意義。”

　　“親西方的城市居民傾向於主張切斷所有與俄聯絡，美國推動的反俄論調則進一步激化了這些情緒。但即便如此，許多格魯吉亞人仍然表示希望與俄羅斯開展貿易。”賈帕裏澤對澎湃新聞説道。

　　戰爭與和平

　　作為格魯吉亞獨立以來唯一一個在執政期間沒有發生過戰爭的政府，“格魯吉亞夢想”黨時常將近年來緩和與俄關係、拒絕在俄烏衝突後單獨對俄實施制裁等政策解釋為避免格被捲入衝突的必要選擇，並稱西方在俄烏衝突期間向格施壓、欲在格魯吉亞開闢“第二戰線”。而反對派則指責執政黨近年來的親俄路線破壞了格與西方關係，並將此次議會選舉稱為在俄羅斯與歐盟之間的“生死選擇”。

　　自1991年獨立至今，動蕩與戰火在格魯吉亞民眾的記憶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痕跡。整個20世紀90年代，格魯吉亞在國家建設方面舉步維艱。1991-1993年間，格首任總統加姆薩胡爾季阿在政變中流亡海外，南奧塞梯、阿布哈茲先後宣佈獨立，格魯吉亞內戰爆發，經濟瀕臨崩潰。1992年，格魯吉亞國內生産總值年增長率一度跌至-44.9%。進入21世紀，儘管在“玫瑰革命”後曾迎來了短暫的穩定，但俄格戰爭再度打破了這個南高加索國家的平靜。

　　2008年後，在格魯吉亞社會對戰爭的憤怒情緒逐漸冷卻、對經濟民生問題關注度日益上升之際，由伊萬尼什維利領導的“格魯吉亞夢想”黨走上政壇中心，主張在繼續融入歐洲的同時緩和與俄關係、恢復與俄貿易，並堅持以和平手段解決南奧塞梯、阿布哈茲問題，至今已執政12年。

　　來之不易的和平，讓格魯吉亞有機會恢復屢受重創的經濟。根據世界銀行2024年10月發佈的最新數據，過去十年，格魯吉亞在收入增長和減貧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果，人均國民總收入從2010年的3036美元增至2023年的5679美元，貧困率從2010年的70.6%下降到2023年的約41%，失業率也從2021年的20.6%降至2024年6月的13.7%，創歷史新低。

　　但長期從事勞工組織工作的賈帕裏澤對澎湃新聞説，許多格魯吉亞普通人如今仍身陷經濟困境。

　　“執政黨和反對派近年來均把重點放在與歐盟的關係和其他對外關係議程上，而低工資、惡劣的工作條件和經濟不穩定等問題卻沒有得到解決。雖然旅遊業的小企業主近年來可能會看到一些增長，但大多數工人對未來幾乎不抱希望，城鄉工資也存在顯著差異。格民眾希望增加就業機會、加強社會保障力度、提升薪資水平，使人們的收入能夠跟上通貨膨脹和生活成本上漲的步伐。”賈帕裏澤説道。

　　世界銀行也在其最新評估中指出，對格而言，經濟的結構性挑戰依然存在，特別是生産力薄弱、創造的高質量就業機會有限。約三分之一的工人仍然從事低生産率的農業，獲得資金仍然是中小型企業的主要障礙。此外，由於貿易高度開放和對旅遊業的依賴，格經濟極易受到外部衝擊的影響。

　　民眾對於和平穩定與經濟發展的迫切渴望，或許正是執政黨能夠在此次選舉中獲勝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國智庫昆西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列文（Anatol Lieven）在10月29日的文章中指出，格魯吉亞政府無疑極大地誇大了西方國家和格反對派希望將格魯吉亞推向與俄羅斯的新戰爭的程度，但在與俄斷絕經貿關係可能破壞格經濟、使許多格魯吉亞人陷入貧困這一問題上，格政府可能並沒有誇大太多。

　　獨立記者阿塔松採夫（Alexander Atasuntsev）10月30日在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撰文稱，“格魯吉亞夢想”黨將議會選舉稱為格魯吉亞人在戰爭與和平之間做出選擇的機會，而這顯然比反對派在俄羅斯與歐盟之間做出選擇的説法更有説服力。

　　“選舉對許多人而言並不像政客們説的那樣重要。因為這感覺與他們的日常問題很遙遠。選舉言論越來越多地停留在精英階層和外國力量之間的衝突上，幾乎沒有為日常問題提供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賈帕裏澤對澎湃新聞説道，“反對派稱選舉被操縱並舉行抗議活動也沒有産生重大影響。集會只持續了幾個小時，規模甚至不如今年早些時候的許多示威活動，大多數人都很悲觀。”

　　夾縫之間，未來在何方？

　　在對政黨相互攻訐的厭倦和對解決民生困境的迫切期待中，格魯吉亞社會長久的爭論于俄烏衝突後出現了一些變化。

　　“俄烏衝突重新喚起了人們對2008年戰爭和20世紀90年代衝突的回憶。烏克蘭持續不斷的戰爭以及中東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了格魯吉亞人的不安和恐懼感。戰火影響了格社會輿論，許多民眾開始主張採取中立立場以避免衝突。”賈帕裏澤説。

　　不過，反俄情緒時至今日在格依然濃烈。“外國代理人法”今年在格獲得通過後，曾引發大規模抗議活動。許多格魯吉亞民眾、尤其是年輕人走上街頭，稱該法是“俄羅斯法”，指責執政黨創始人伊萬尼什維利是“俄羅斯的傀儡”，而執政黨有意借“外國代理人法”在議會選舉前壓制不同的聲音。10月議會選舉後，也有許多身披格魯吉亞國旗及歐盟旗幟的抗議者走上街頭，在抗議選舉結果的同時表達對國家未來的擔憂。

　　此外，大量俄羅斯人在俄烏衝突後涌入格魯吉亞，也曾一度加劇格社會緊張局勢。除歷史恩怨外，生活成本的急劇增長、外來人口擠佔當地民眾就業機會等因素則是更深層次的原因。

　　但與此同時，在多年致力於加入歐盟而仍未如願以償、甚至在“外國代理人法”通過及議會選舉後面臨來自西方的更大壓力後，人們也開始思考，“重返歐洲”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帶給這個國家帶來它所期待的未來。

　　賈帕裏澤對澎湃新聞説：“歐盟並沒有因為格魯吉亞糟糕的工作條件、沒有最低工資標準或缺乏失業保險而暫停其加入歐盟的資格。相反，他們因為‘外國代理人法’等法律而停止了格加入歐盟的進程。這些問題被歸結為民主問題，但這種做法忽視了大多數格魯吉亞人所面臨的真正鬥爭。”

　　與歐盟的合作究竟為格魯吉亞經濟帶來了多大的幫助，也受到了質疑。曾在2014-2019年于英國駐俄羅斯大使館任職經濟參讚的伊恩·普勞德（Ian Proud）在10月28日的一篇文章中寫道，格魯吉亞近年來的經濟增長主要由國內投資驅動。2014年與歐盟簽署的《深度和全面自由貿易區協議》（DCFTA）並沒有為格帶來新的歐洲投資浪潮。2024年，歐盟對格直接投資僅比2014年高出6.5萬美元，平均佔同期對格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29.6%。

　　歐盟委員會官網數據顯示，歐洲是格魯吉亞最大的貿易夥伴，與歐盟的貿易額佔格貿易總額的20.9%。但普勞德指出，這僅僅是因為歐洲近年來大量對格出口歐洲産品，格對歐盟的出口卻停滯不前，而其原因在於歐洲對進口格産品設限。普勞德援引歐盟官網數據稱，自2021年以來，歐盟對格進行了58次單獨的貿易保護調查。此外，格還被指控幫助俄羅斯逃避出口制裁，但目前並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這一點。

　　多年來，伊萬尼什維利及其領導的“格魯吉亞夢想”黨也受到了許多質疑。據路透社報道，20世紀90年代，伊萬尼什維利大部分時間都在俄羅斯度過，他創建了銀行、金屬公司和電信公司，在蘇聯解體後的混亂中逐漸富裕起來。曾經擔任伊萬尼什維利最高政治顧問的胡哈什維利（Gia Khukhashvili）説，伊萬尼什維利把格魯吉亞變成了一傢俬人公司，而他自己則是這家公司100%的所有者。曾是“格魯吉亞夢想”黨一員的前總理加哈裏亞也説，該國的重要機構均受到伊萬尼什維利影響。

　　但普勞德在其文中寫道：“西方將此次選舉比作在歐洲與俄羅斯、光明與黑暗之間的選擇，並稱伊萬尼什維利受俄驅使。伊萬尼什維利確實和許多寡頭一樣，是在蘇聯解體的混亂中獲得財富的，其民族主義植根于保守主義。但他在格魯吉亞的經濟政策是出於該國的具體考慮，而選舉最終總是受到國內問題的影響。從選舉結果來看，大多數格魯吉亞人選擇了繁榮而非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