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就邊境問題達成解決方案，如何實現的？

　　當地時間10月23日，中印兩國領導人在金磚峰會期間舉行雙邊會見。會見中，對於中印近期就解決邊境地區有關問題取得重要進展，兩位領導人予以積極評價。

　　第二天，外交部新聞發佈會上，有記者提問，中印軍隊是否已開始從中印邊境喜馬拉雅附近撤退？

　　對此，外交部發言人回應，根據中印近期就邊境有關問題達成的解決方案，雙方的一線部隊正在開展相關的工作，目前進展順利。

　　中印這一輪的邊境問題起始於2020年，印軍開始在中印邊界西段頻頻蓄意發動挑釁行動後，中印關係就處於一種停滯不前的狀態。

中印邊境喀喇崑崙山

　　隨著解決方案的達成，這無疑是中印關係中一個積極的轉捩點。

　　譚主了解到，這次中印達成的解決方案是一攬子方案，主要解決的是雙方在邊境地區的巡邏問題。

　　這樣的談判結果是如何實現的，意味著什麼？

中印邊境喀喇崑崙山

　　我們從中方的行動説起。

　　過去四年，中方一直強調，中方在邊界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貫和明確的——中方堅持認為中印邊界問題應該與雙邊關係分開處理，二者並行不悖。

　　在這樣的背景下，解決方案最終順利達成，離不開中印雙方四年間的密集談判。中印之間有兩個談判機制，中印邊境事務磋商和協調工作機制、中印軍長級會談。2020年以來，這兩個談判機制分別都舉行了20次左右的會議，幾乎是每兩個月就談一次。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所長藍建學告訴譚主：

　　這兩項機制形成了有效的協調配合。

　　中印邊境事務磋商和協調工作機制談判由兩國外交部門主導，核心任務是處理涉及中印邊境地區和平與安寧的邊境事務。

　　中印軍長級會談由兩國軍方主導，主要著眼于解決彼此關切的邊境現地問題，比如，如何推動一線部隊脫離接觸、探討解決剩餘問題的方案等，以實現邊境局勢管控。

　　這兩大機制聚焦維護中印邊境地區和平與安寧的不同層面，最終目的都是和平解決爭端，讓中印關係從2020年的加勒萬河谷事件中逐漸走出來，實現雙邊關係轉圜。

　　值得注意的是，解決中印在邊境地區的巡邏問題，不影響各自在領土主權問題上的立場。在這個過程中，中方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從來沒有變過。

　　2020年至2021年，印度媒體經常提到，雖然中印之間發生了邊境對峙，但印度方面樂觀地認為，不久後雙方就會脫離接觸。這背後，是印方誤認為中方會讓步。但隨著解放軍始終堅守在中印邊境前線，逐漸，印度開始有了不一樣的認知。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林民旺告訴譚主：

　　中方打破了印方對於我們會對領土邊界問題退讓的幻想，等於是我們重新塑造了中印兩軍在邊境互動的規則，這是中印談判得以推進下去的基礎。

　　而談判出現轉折性進展的節點，可以從習近平主席去年對莫迪的一句話中看到：

　　雙方應從兩國關係大局出發，妥善處理邊界問題，共同維護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安寧。

　　在今年7月，中印外長在一個月內連續兩次會見，通過高層互動，中印雙方明確了希望儘快解決邊境問題的共識。

　　談判，有了加速的動力。就在這次中印領導人會見之前，中印就邊境有關問題的解決方案得以順利達成。

　　另一方面，縱觀整個談判的過程，印度方面的態度也在改變。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南亞研究中心主任劉宗義和譚主分享了一個細節：

　　關於中印邊境有關問題的解決方案，印度方面首先是由印度外交秘書唐勇勝出來宣佈消息，稱印中兩國已就邊境的巡邏問題達成一致方案。隨後，印度外交部長蘇傑生才出來發聲。

　　唐勇勝此前做過駐華大使，對中國比較了解，今年7月剛剛出任印度外交秘書。相比之下，蘇傑生在印度則相對“親美”。此前印度一直堅持所謂中印邊境“回到2020年之前的狀態”，就是蘇傑生提出來的，這其實是給中印關係挖了一個坑。

　　也就是説，通過人事調整等方式，印度方面正在打通其對華政策中的堵點。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的變化，不止關乎于邊境問題的解決方案，還影響著更廣泛的中印關係。

　　劉宗義告訴譚主：

　　原本，印方單方面要求按印度的主張解決中印邊境的有關問題，並將此作為開啟其他中印合作的前提條件。與此同時，印方對中方採取了很多打壓和限制的措施，中方予以了堅決反制，這導致過去四年間中印關係更是不斷出現波折。

　　而隨著印度的妥協，中印關係的改善，在其他領域也已經很突出地表現了出來。

　　劉宗義告訴譚主：

　　去年11月和今年4月，我兩次到印度訪問，其中第一次是受莫迪所在的印度人民黨的智庫，印度基金會的邀請。到了第二次，辦理簽證的過程非常快，印度希望向我們傳遞信號，希望可以改善中印兩國關係，加強兩國人文交流。

　　那麼，為什麼印度如此希望和中國改善關係？

　　可以從印度內部同時還在發生的另一個變化説起。

　　今年7月，印度最高經濟顧問坦言印度需要吸引中國企業。印度國家安全官員大約在同一時間也開始改變立場，建議各部門對更多投資建議採取“積極態度”。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南亞研究所所長胡仕勝告訴譚主：

　　過去四年，印度一度試圖推行“去中國化”，與中方脫鉤去施行産業興國的戰略方針，並寄希望於通過利用中美博弈，攫取戰略優勢。

　　事實證明，這不是一個可行的方法。由於過去中印的緊張關係，印度喪失了與中國的製造業和産業鏈方面合作的機會，這其實不利於印度在全球南方國家中顯示自身的經濟吸引力。

　　也就是説，遠離中國帶來的現實後果，已經擺在了印度面前。

　　現在，印度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印度在對華關繫上作出調整，順應其國內的呼聲，適逢其時。

　　這次雙方邊界問題的進展，也説明，印度國內對華友好的力量越來越大，並逐漸佔據了上風。

　　作為印度總理，莫迪的身後同樣是一個人口超過14億的發展中人口大國。所以印度面臨的發展問題，其實跟中國有著很多的相似之處，其中的一個關鍵，就是如何實現人口大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藍建學告訴譚主：

　　可以看到，印度的調整不僅僅是戰術層面的或者機會主義的，也有戰略層面的，印度開始意識到，與中方對抗下去，對它自己的國家利益和國際迴旋空間是不利的。

　　也因此，我傾向認為印方這次與中方互諒互讓達成共識的態度是嚴肅認真的。未來可以繼續觀察印度落實兩國解決方案上的實際表現，期待中印關係的長期發展。

　　正如習近平主席在這次的中印兩國領導人會見所説，中印關係本質是兩個14億多人口的相鄰發展中大國如何相處的問題。發展是中印兩國當前最大的“公約數”。

　　印度，現在既然領悟到這個“公約數”的意義，就應該堅持將這個“公約數”做大、做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