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欠薪後發現只有口頭約定 工資該找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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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絡直播用工關係複雜，常常存在認定難、解約難、地位不明、權利義務模糊等問題。勞動者在看到這一職業光鮮亮麗的同時，也應留意到其中存在的法律風險。簽訂協議時要注意協議的性質，同時也要注意留存規章制度、工資明細等相關證據。

　　伴隨互聯網平臺經濟迅速發展、直播市場規模持續擴大，網絡主播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數量大幅增加，主播與用人單位之間的薪資糾葛也不斷涌現。日前，在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發佈的一起勞動人事爭議典型案例中，帶貨主播被欠薪後，發現招聘和管理自己的負責人與用人單位只是委託關係。那麼，她被拖欠的工資應該找誰要？

　　雙方口頭約定薪資

　　2021年9月，在昆明務工的小黃在網上看到了一則招聘網絡主播的信息，於是便聯絡了發佈這條招聘信息的安女士。

　　在交流中，安女士表示，自己受一家服裝公司負責人王先生的委託，組建團隊開展網絡直播帶貨的業務，現在團隊中還缺幾位帶貨主播。

　　“面試時要求我每天固定在指定場所，從上午十點開播直至下午三點半，每週休息一天。面談過程中，公司也承諾有底薪，然後再從營銷額中抽提成。但是我們是口頭約定，並沒有簽訂合同。”小黃告訴記者。

　　雙方談妥後，當年10月，小黃加入安女士的團隊開始直播帶貨。工作後的頭兩個月，小黃的工資及提成由安女士通過微信和支付寶轉賬支付。而第三個月的工資，小黃卻遲遲沒有收到，安女士給出的解釋是：“由於小黃的銷售業績不達標，所以決定第三個月不支付報酬。”

　　這時小黃才發現有些不對勁，此前雙方並沒有簽訂勞動合同，薪資待遇等都是口頭商定的。“現在出現了爭議，我的工資該找誰要？”小黃也很困惑。

　　在多次協商未果後，小黃向昆明市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提起仲裁申請。她認為，雖然自己和服裝公司沒有簽訂勞動合同，但是雙方存在事實上的勞動關係，因此她要求服裝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資，並支付未簽訂勞動合同的雙倍工資差額1.5萬元。

　　被拖欠的報酬該找誰要

　　記者了解到，小黃遇到的情況並不鮮見。有些網絡主播由於和多家企業合作，並未與某一家企業簽訂勞動合同。昆明市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工作人員表示，不簽訂勞動合同也有可能成立勞動關係，但需要提供輔助證據，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比如入職時單位的招聘信息、應聘記錄、入職登記表，以及日常的工作記錄、管理人員進行管理的痕跡等。

　　在仲裁庭審中，小黃提供了招聘信息、工作群聊天記錄等內容，她認為自己是受聘為服裝公司工作，受對方管理，應該認定雙方存在勞動關係。

　　而服裝企業表示，小黃由安女士招聘，也由其管理。但安女士並不是公司的員工，是受公司委託組建的直播團隊，所以公司與小黃之間不存在勞動關係。仲裁員認為，小黃提交的證據不足以認定其與服裝公司存在勞動關係。

　　那麼，小黃被拖欠的報酬又該找誰要呢？

　　審理中，仲裁員發現，小黃從招聘、管理到報酬發放都是由安女士負責，她被拖欠的錢應該和安女士有關，但是安女士作為個人，無法成為被申請勞動仲裁的主體。

　　經過調解，案外第三人安女士與小黃雙方協商達成一致意見，由安女士支付拖欠小黃的報酬，小黃則撤回了仲裁申請。

　　平臺用工勞動關係難明晰

　　“認定網絡主播與公司之間是否存在勞動關係，要著重考慮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是否具備人格從屬性、經濟從屬性、組織從屬性‘三性’特徵。”雲南天外天律師事務所律師楊子琦表示，網絡直播用工關係存在認定難、解約難、地位不明、權利義務模糊等問題。勞動者在看到這一職業光鮮亮麗的同時，也應留意到其中存在的法律風險。在簽訂協議時，一定要對協議的內容有深刻了解，特別要注意協議的性質，同時也要注意留存公司的規章制度、工資明細等相關證據，謹防發生糾紛後，因證據不足喪失維權的機會和權利。

　　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審判監督第三庭庭長趙光喜表示，像網絡帶貨主播、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等工作，雖然已經很普遍了，但是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的勞動關係卻仍不明晰，有的勞動者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為誰工作。

　　“現在‘平臺+個人’模式成常態，勞動爭議增多。在一些新就業形態中，用人單位和勞動者一般都會簽訂服務協議，這種協議有別於勞動合同，沒有社會保險等待遇。但簽署了這類協議，也並不意味著就無法被認定為勞動關係。”趙光喜説。

　　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黨組成員袁學紅介紹，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網絡平臺的廣泛運用，勞動者與企業之間的勞動關係日趨複雜，勞動人事爭議案件的數量和種類也在不斷增加。

　　針對這些新情況，近年來，雲南省法院設置了專門的審判庭，還在仲裁機構、職工服務中心設立巡迴法庭，選取具有勞動人事爭議等專業背景的人民陪審員組成合議庭，不斷凸顯專業化。同時，積極推動勞動人事爭議小額訴訟程序，督促程序的適用，加強與調解仲裁程序的對接，全面提升審判質效。（記者 黃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