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水利博物館展現壯闊圖景——護水脈興水利 續文脈惠民生

　　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水利與每個人、每個國家、每個文明息息相關。

　　浙江杭州錢塘江南岸，中國水利博物館園區飛鳥翔集，綠樹蓊鬱，碧水盪漾。

　　遠遠望去，博物館主體建築就像漂浮在水面上的水晶寶塔。塔頂，“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靈拱衛的巨型龍鈕印章鐫刻著《史記·河渠書》，“水利”一詞由此出，展示著中國水利文化的源遠流長。

　　走進博物館，如同走進了水利文化的寶庫，從女媧補天、大禹治水，到三峽工程、南水北調，將中華民族治水、治國的故事娓娓道來……

　　人類逐水而居，文明伴水而生

　　古往今來，人類逐水而居，文明伴水而生。

　　步入中國水利博物館，首先映入眼簾的是6幅大型銅浮雕壁畫，大禹治水的場景，震撼人心。來自湖北的觀眾于媛媛佇立良久。

　　“《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史記·河渠書》是我國第一部水利通史，簡要敘述了從上古至秦漢的水利發展情況，記述正是從大禹治水的故事開始。

　　“世界上許多民族都有遠古發生大洪水的神話或傳説，不少都説洪水毀滅了人類，僅有極少數人倖存下來。”于媛媛從小就對中外治水故事有濃厚興趣，她説，“順應天時地利，洪水被我們偉大的祖先征服了，開啟了華夏文明新的篇章。”

　　中國水利博物館展覽陳列處副處長魏曉明説：“不論是‘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忘我，還是不怕犧牲的鬥爭精神，以及‘疏堵結合，以疏為主’的智慧，大禹治水都值得中華民族世代傳頌。”

　　文化如水，水脈亦文脈。實際上，比大禹治水的歷史尚早，在長江流域已出現治水範例——良渚古城外圍水利系統。這是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攔洪水壩系統，距今約有5000年曆史，實證中華5000年文明史的燦爛輝煌。

　　中國水利博物館與浙江大學文保團隊合作，取樣製作了良渚遺址老虎嶺段的大壩剖面——“護國之堤”。通過技術處理，遠古的草裹泥工藝被完整展示，參觀者嘖嘖稱奇。

　　在良渚古城遺址上，東苕溪穿城而過。東苕溪上遊依天目山，是浙江省暴雨中心，山高嶺峻，坡陡流急，加之下游河道泄水能力不足等原因，洪澇災害頻繁。“水利系統從北面和西面圍繞良渚古城，是良渚古城外圍的有機組成部分，規劃和影響的範圍超過100平方公里，取水之利、避水之害，在歷史上發揮了重要作用。”魏曉明介紹，“它也證實良渚古城是由內而外具有宮城、王城、外郭和外圍水利系統的完整都城結構。”

　　良渚人奠定了江南生活模式。他們把房子建高，堆土墩子，避免被水淹的同時，堆墩所需的土方，挖出來形成了河道、池塘，河網密集，水稻就能種在村子周圍。良渚古城及水利系統考古項目領隊王寧遠表示：“可以把良渚作為中華早期文明研究裏的一個教科書式的樣本。”

　　良渚古城遺址定格了時間，實證著文明歷史。而大運河是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産，是流動的文化。

　　中國水利博物館大運河展廳墻上的一幅《四省運河水利泉源河道全圖》長卷，繪製于1855年，詳細記錄了大運河杭州至北京沿線的城市、河道、水閘等情況。運河打破空間阻隔，縮短時間，哺育城鎮，功莫大焉。

　　中國人適應空間地理、利用自然山水，不斷求知、探索和創造，溝通黃河、長江、淮河、錢塘江等水系，形成我國古代重要的漕運通道和經濟命脈，推動了沿岸地區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的繁榮。

　　“至今千里賴通波”“共禹論功不較多”，古人詩句對大運河的讚揚，凸顯了其在水利文化史中的價值。2014年，中國大運河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産名錄。

　　千百年來，運河滋養著兩岸城市和人民。如今，隨著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持續推進，京杭大運河連續三年實現全線水流貫通，大運河沿線各類文化自然遺産保護基本實現全覆蓋，千年運河名片更加璀璨，大運河文化帶、生態帶、旅遊帶正在煥發新活力。

　　水運連著國運，水治則邦興

　　水運連著國運。在5000多年中華文明史中，一些地方幾度繁華、幾度衰落。要想國泰民安、歲稔年豐，必須善於治水。“水利興而後天下可平，外患可息，而教化可興矣。”清初地理學家劉繼莊説。

　　大禹治水成功後被人民擁護而建立夏朝，甲骨文中有大量關於治水祈雨的記載，春秋時管仲提出“善治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五害之屬，水最為大”的主張……我國歷史上以農耕文明為主，地理和氣候條件特殊，不少王朝的興廢、更迭都與治水緊密聯絡。

　　在都江堰多媒體展示區，來自安徽的參觀者石海霞一家四口停下腳步。水魚嘴、寶瓶口、飛沙堰的智慧，讓他們連連叫好。

　　都江堰使成都平原由“水澇之地”變為“天府之國”，鄭國渠讓“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並諸侯”，這些水利工程為秦統一華夏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公元前214年，靈渠鑿成，秦始皇迅速統一嶺南。

　　“今天起了個大早，慕名而來，感覺很值！”石海霞説。

　　因勢利導，將水害變水利。秦國蜀守李冰于公元前256年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是世界上現存年代久遠、以無壩引水為特徵的宏大水利工程。據《華陽國志·蜀志》記載，“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堵）塞水門”，四川西部從此很少旱澇之災，成都平原變成“沃野千里……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

　　黃河寧，天下平。黃河既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生命河，也是一條桀驁難馴的憂患河。從某種意義上講，中華民族治理黃河的歷史也是一部治國史。

　　博物館展板上的西漢“治河賞”陶罐是漢代先民治理河道的見證物，當時用來表彰治河有功的人員。

　　“自河決瓠子後二十余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史記·河渠書》中用較大篇幅描述了漢武帝親臨今河南濮陽縣西南的瓠子口指揮封堵黃河決口這件事，太史公做出了“甚哉，水之為利害也”的感慨。

　　黃河自古“多淤、多決、多徙”“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在新中國成立前的2500多年間，下游共決溢1500多次，改道26次，封建社會戰爭和軍閥混戰時期，更是人為導致黃河決口12次。新中國成立至今，黃河實現70多年伏秋大汛不決口，24年不斷流，先後抵禦12次大洪水，創造“地上懸河”治理奇跡。

　　水治則邦興。漢武帝作《瓠子歌》嗟嘆黃河洪水之危害；唐太宗親自整頓治水機構，制定水利與水運的專門法規；清聖祖“以三藩及河務、漕運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書而懸之宮中柱上”……千百年來，華夏兒女祈願著大河安瀾。

　　“民國時期，水利先驅們曾為系統開展流域治理奔走謀劃，但因時局和國力所制未能貫徹落實，各流域的工程實踐以災後修防為主。”魏曉明介紹，“從1840年到1949年的百餘年裏，外侮內亂，國力衰退，水利失修，水旱災害與社會動亂形成惡性循環。”

　　河清海晏，國泰民安，是中華兒女的千年期盼，當歷史的大潮越過1949年，江河湖海面貌為之一新。

　　既講人定勝天，也講人水和諧

　　興水利、除水害，古今中外，都是治國大事。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新中國成立以來，高度重視治水。從“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到“一定要根治海河”，從學大寨整地治水到發揚紅旗渠精神鑿山修渠，從三峽工程到南水北調……治水事業蓬勃發展，水利文化廣泛弘揚。

　　紅旗渠主題展覽現場，陳列著大錘、頭、洋鎬等簡易工具，而展板上介紹的“削平山頭1250座、開掘隧洞211個、全長70.6公里”等驚人數據，讓觀眾看後感佩不已。

　　來自杭州富陽區的何欣雨一家專程駕車1小時來到博物館，作為80後，“從小就聽到很多水利工程的建設歷程，對紅旗渠記憶深刻，那時什麼高科技都沒有，就靠一股子精神，改天換地！”

　　何欣雨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她説：“週末帶孩子們來這裡看看，受受教育。今天物質生活大為改善，但愚公移山、艱苦奮鬥的精神不能變。”

　　自古以來，我國基本水情一直是夏汛冬枯、北缺南豐，水資源時空分佈極不均衡。“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點水來也是可以的。”毛主席提出了宏偉構想。

　　興修水利，造福人民。一把滿是水垢的燒水壺、一壺清澈的水樣，直觀展現了南水北調給沿線老百姓生活帶來的變化。過去，沿途有的地方“自來水能腌鹹菜”。如今，清澈甘甜的引江水替代了北方某些地區的苦鹹水、高氟水。

　　跨水跨山、跨省跨市，供水、防洪、排澇、航運、生態……既講人定勝天，也講人水和諧，南水北調不愧為世界上規模最大、距離最長、受益人口最多、受益範圍最廣的調水工程。截至今年3月18日，南水北調東、中線一期工程累計調水量突破700億立方米，受益人口超1.76億，已經成為優化水資源配置、保障群眾飲水安全、復蘇河湖生態環境、暢通南北經濟循環的生命線。

　　河川之危、水源之危是生存環境之危、民族存續之危。“我們要大力增強水憂患意識、水危機意識，從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戰略高度，重視解決好水安全問題。”中國水利博物館館長、黨委書記陳永明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