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辭世後 天才譯者金曉宇的“獨行”人生

　　■ 金曉宇的日常生活有條不紊，像一張嚴格執行的“表格”。

　　■ 每天不到6點，金曉宇起床洗漱，熱飯。7點步行一個小時，去離家三站路的市場買菜，再乘公交車返回。到家先洗菜，9點到10點半回臥室，開啟他固定的翻譯時間。

　　■ 父親離世後，“表格”裏的做飯日程被提前了半個小時。上午10點半，他舀半杯米煮飯。吃完飯，他會聽半個小時廣播，再午休半小時，接下來又到了雷打不動的翻譯時間。下午5點半熱剩飯，最晚晚上8點前洗澡上床，聽半個小時廣播就睡了。

　　■ 這是50多年來，金曉宇第一次獨自生活在這間60平方米的小房子裏。在母親離世不到兩年後，今年1月18日，父親也因病去世。金曉宇開始學著做飯，把米袋按日期順序排成一列，他計算菜錢、稿酬，靠著這樣的生活細節一點一點填補父親離世之後的心理落差。

　　■ 他形容自己像“苦行僧”，年輕時多舛的命運令他故步自封。兩年前，父親的一篇《我的天才兒子》將他“推出門外”，他開始不斷得到外界的認可。獨自生活的100多天裏，這一次，由他“主動走出門外”。

　　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 羅丹妮

　　攝影記者 王紅強

　　“少年心性”

　　已經50多歲的金曉宇，幾乎沒有白髮，皮膚白皙，像30多歲的青年。他説話的方式、語調，青澀的微表情，更像一個不諳世事的少年。記者進門不久，他從廚房裏端出一盤楊梅，一會兒又拿出三支巧克力味冰淇淋——他像小孩一樣，把自己愛吃的東西拿出來分享。

　　他對身邊的事物也有著少年心性，不允許別人隨意入侵、打破。比如按部就班的日常作息，用完電腦後必須將鍵盤、鼠標歸還原位。還比如，他近期左眼視力有所下降，他認為跟吃了某種治療躁鬱症的藥物“準脫不了干系”。

　　從上午10點開始，金曉宇就吃藥問題和社區黃書記展開了半個小時的辯論。“要不你減半顆？”極力勸説無果，黃書記妥協了，她深知精神疾病患者停藥的後果，遂向他分析導致視力模糊的多種可能。

　　此事最終在詢問醫生後才作罷。金曉宇答應不減藥量，黃書記則囑咐社區的阿德師傅一天三次給金曉宇滴眼藥水。

　　金曉宇十分珍視自己的眼睛，這是他翻譯的“窗戶”。

　　金曉宇6歲那年，玩具手槍裏射出的一根針，正中他的右眼，不得已做了晶狀體摘除手術。此後，金曉宇便靠一隻眼睛生活，過得小心翼翼，原本成績優異的他也因視力問題開始厭學。高中時，他又患上了“雙相情感障礙”（躁鬱症）。這病後來導致他輟學，之後每年都會住院兩三次。

　　母親曹女士總是在金曉宇成長的關鍵時刻做出重要決定。比如在1993年購置電腦，讓曉宇學習上網，而後安排自學考試，讓金曉宇去浙江圖書館借閱書籍。曉宇在六年的時間裏，自學了德語、日語、英語。又因為母親答應校友的邀請，讓金曉宇開啟了人生的翻譯之路。

　　金曉宇的父親金性勇曾打趣曹女士是“曹操後代，是家裏的戰略規劃家”。“我爸爸表面上與她發生爭執，實際上大事都由媽媽決策，我爸實施。如果沒有這些，我想象不出來現在會是什麼樣子。”金曉宇説。

　　“死亡”與“獨行”

　　今年1月18日，金曉宇的父親金性勇因病去世。3月，金曉宇經歷了最久的一次住院。

　　金性勇離世前半個月，都有曉宇陪在身邊——他每天吃完午飯後，就會到醫院陪伴父親。父親走後，他答應了父親的最後一個願望：捐獻遺體。其實，父親這個決定一開始遭到了金曉宇的強烈反對，還把父親簽字的資料撕了，後來金性勇背著他，又偷偷填寫了一份。

　　父親去世沒多久，金曉宇舊病復發，住院近兩個月。出院後，金曉宇找到黃書記，表示想捐獻遺體。金曉宇表示，“如果他（父親）捐的話，我也同他一樣”。

　　紅十字會工作人員表示，金曉宇捐獻遺體，意義非常重大。因為曉宇還捐獻了他的腦組織，這對研究雙向情感障礙這類精神疾病有很大價值。

　　母親的去世讓金曉宇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衝擊，而父親去世後，金曉宇則不得不直面一人獨行的課題。

　　一開始金曉宇也沉浸在失去親人的痛苦中。“我想還是逐漸擺脫一些，總沉浸在其中並不好，想他也沒有用。”金曉宇説，就像母親離開後，父親很快就處理掉了母親的很多衣服。父親告訴他，有些事情不要沉浸其中，要積極前行。父親還告訴他，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不要過多地提及困難的事情，只要自己認為對的，去做就行了。這在金曉宇看來，是一種難得的心態平衡，“所以爸爸會比較長壽”。

　　金曉宇總擔心自己時間不夠用。“現在條件好了，年輕人學外語更快。所以，除了翻譯，只要有機會，我還要努力學習西班牙語。”金曉宇説。

　　學習新語言可以讓金曉宇有盼頭；而表哥、堂哥、社區書記經常來看他，讓他有依靠。他把米袋按日期順序排成一列，“我的目標是，家裏的7袋米，每袋六七十斤，我想把這些米先吃完了”。

　　“天才”與“苦行僧”

　　金曉宇的房間不大，右側挨窗放著一張單人床，左側是他的電腦桌和書架。書架上堆滿了字典、曾經就讀計算機專業時的相關書籍，以及他翻譯的作品原版。

　　金曉宇的第一本譯作《船熱》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除了南大，翻譯界沒人知道金曉宇是誰，社會上沒人知道我兒子到底付出了多少心血，更沒人知道這些書是一個躁鬱症患者翻譯的。”2022年1月17日，金曉宇的父親金性勇在這篇名為《我的天才兒子》的自述中寫到。

　　金曉宇形容自己的生活像苦行僧。他記得在翻譯《本雅明書信集》時，他準備了一本厚達800多頁的德漢小詞典，每天早上背一頁，復習6頁。背了兩年多，等詞典背完了，這本書也翻譯完了。

　　一直對著電腦，脖子、背和眼睛痛得難受，金曉宇放鬆的方式就是“乘公交”。他有一張免費的公交卡，車子把他載到哪，如果感興趣他就下車遊玩。“有時坐公交車的一路上，感覺車窗外就像古代的山水畫一樣。”金曉宇説。

　　或許金性勇也沒想到，那篇自述會激起那麼大的反響。金曉宇被外界看到後，加入了浙江作協和翻譯出版社，生活圈往外擴大了一圈，社區還為他成立了“曉宇譯角”。5月20日，他就和省市譯協的幾位前輩一起，參與了雙蕩弄社區的迎亞運英語學習活動，並作為社區志願者，向鄰居們分享了自己學外語的經驗。

　　金曉宇手頭正在翻譯《印加文明》。“回來20天翻譯了40頁，馬上就可以結束了。”曉宇説，近期浙江文藝出版社又郵寄來了日本作家平野啟一郎的《葬送》。“我希望可以提高一點稿酬。”金曉宇希望除了按字計價的費用外，每印一本書最好可以給到他一點額外的收入。“如果按一塊錢一本，他賣出了百萬本，我就有個盼頭。”金曉宇頓了頓，“所以我還是比較俗的一個人。”父親去世後，少了一份固定收入，他也開始思考賺錢的問題，“能爭取的就儘量爭取一點”。

　　金曉宇的錢主要花在“吃”上。如果到家附近的老年食堂吃，一頓要三四十塊錢。“自己做肯定便宜多了。比如一個素菜老年食堂要8塊多，我自己做的話沒幾塊錢，還可以吃兩頓。”

　　所以曉宇會在過季時買5折的冰淇淋，會多逛幾個菜攤比對價格。他幾乎每頓飯都吃蝦，從未買過雞、鴨、魚的他曾為“花了60塊錢買的老鴨沒肉”而發愁，結果別人告訴他，老鴨就是肉少，是用來燉湯的。靠著這些生活細節，他一點一點填補父親離世之後的心理落差，身上也慢慢沾染上了煙火氣。

　　6月的一天，金曉宇收到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給他郵來的兩本書，希望他讀完後如果覺得好，看是否能給人民文學出版社翻譯這兩本書。金曉宇很開心，因為父親生前視人民文學出版社為出版業的最高殿堂，如果能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一本書，“也算是達成了他對我事業上的憧憬”。

　　“老貓”和“老耗子”

　　隨著“天才譯者”被傳開，很多讀者將目光投向了金曉宇的譯作。大多數人看到的，是金曉宇成名後、媒體報道中的才華橫溢和命運多舛。

　　但社區黃書記看到的，更多的是金曉宇與躁鬱症拉扯的三十幾年裏，金性勇默默的付出。

　　金曉宇每年都會犯病，有時會出去招惹別人，金性勇總是跟在後面，向別人道歉、認錯。有時金性勇也會請社區出面協調，讓社區書記去跟別人説説好話，“我們道歉，願意賠錢的”。

　　起初金曉宇在情緒激動或壓力大時，不知道怎麼尋找出口，“總是在家摔東西”。有一天，金曉宇突然意識到父母年紀大了，受不了這種壓力，“所以還是我出去避一避吧”。他拿起那張免費的公交卡，選擇出門散心。

　　在黃書記看來，金性勇父子雙方可能缺乏溝通，存在一些小矛盾。

　　有一次，曉宇一個人外出，沒帶手機。金性勇告訴黃書記曉宇走丟了。他們找了大半天都沒找到，很是著急。下午4點，曉宇自己回來了，黃書記問他幹什麼去了，他説去看看墓地是否合適，想為媽媽找塊墓地。

　　爸爸很反對，父子倆大吵一架。“曉宇告訴我，作為子女，他想把媽媽的後事安排好，但金性勇覺得不如把這筆錢省給曉宇。所以我覺得曉宇心裏更多地有父母，父親心裏更多的是曉宇。”

　　給苦難留尊嚴，是知識分子的一種體面。曉宇媽媽臥床的三年裏，金性勇一手承擔著照顧妻子的任務。晚上每隔兩個小時，金性勇就要給她翻次身，幾乎沒睡過整覺，但白天還要繼續做飯、洗衣、照看曉宇。黃書記曾詢問是否要幫忙找個護工，金性勇表示自己照顧起來更好。

　　金性勇在住院前兩天還在做飯，曉宇讓他請保姆，或者去養老院，他不願意，還提出要花10萬元裝修房子，要給曉宇找個媳婦。

　　金性勇在世時，從未向黃書記提過生活上的困難；金曉宇出名後，很多人要給他捐款捐物，金性勇也一直拒絕。他還告訴黃書記，社區裏如果誰有困難，他還可以把家裏的糧食拿出來幫助別人。

　　媽媽生肖屬虎，爸爸和曉宇都屬鼠。早幾年，媽媽臥床後，“瘦成皮包骨”，曉宇一直親昵地叫她“老貓”。曉宇説，在“老貓”最後的時光裏，還好有兩隻“老鼠”陪著她。

　　最近一年，曉宇發覺爸爸越來越像一隻“老耗子”，但他從來不敢叫爸爸“老耗子”。離別之際，金曉宇第一次摸了爸爸的腦袋，也是最後一次，“老耗子”在金曉宇眼前一點一點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