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勵生育和普及教育 哪個是應對人口縮減的更好策略

　　中國人口尤其是新生兒數據的每一次公佈，都讓人口問題的緊迫性更加凸顯，並讓鼓勵生育，尤其是真金白銀刺激生育的舉措，顯得更加必要，並逐漸從討論走向現實。濟南、深圳等地育兒補貼政策相繼推出，預計更多地區將跟進。

　　經濟放緩，是人口老齡化、少子化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最令人擔憂的後果。從經濟角度出發，鼓勵生育是不是當前唯一，或者最優的選擇？這個問題值得一問，因為鼓勵生育，其必要性無疑，但可能性卻面臨挑戰；而同時，圍繞人口問題，數量並不是唯一的因素，人口素質也很重要，而且存在相當可以作為的空間。

　　一國經濟可以隨人口數量上升而增長，也可以因人口素質提高而推動，在這兩條基本路徑之間，哪個是更好的選擇？

　　概念的探討

　　為回答這一問題，我們回到問題的原點。如GDP＝人口數量×人均GDP這一公式所示，一國經濟總量是由人口數量與人均産出共同決定的。在人口數量一定的條件下，人均産出的提高也能帶來經濟總量的增長。

　　怎麼提高人均産出？一個國家人均産出的高低服從普遍的經濟規律，可以從不同視角去講。從城市化的角度，人均産出可以因為更高的城市化水平、城市化內部更高的集聚水平、更強大的創新而提高；從産業角度，更高的工業化水平、第二産業內更大份額的高端製造業、第三産業內更大份額的高端服務業，也能推高人均産出，帶來經濟增長。

　　在這些渠道與機制中，除開人口數量會通過市場規模産生影響之外，人口素質這個看似完全隱形的變量也至關重要。因為只有人口素質不斷提升，同時配合國內經濟體制、國際貿易條件等因素，高水平的城市化及産業的不斷轉型升級才有可能，人均産出提升所導致的經濟總量增長才能實現。事實上，教育普及的不足正是部分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中繞不開的一條，由此面臨經濟停滯、收入分化的雙重困境。反過來，過去幾十年中全球範圍內屈指可數幾個跨越發展陷阱的東亞經濟體，無一不是教育普及的模範生。

　　由上可知，我們關於人口問題所有經濟後果的討論，都不是單純的人口數量問題，而是通過人口數量與人口質量共同作用而發生的，兩者不可偏廢。相比中國老齡化趨勢，尤其是走低的新生兒出生率問題，中國人口的素質問題同樣值得關注。從存量看，根據聯合國2021年人類發展報告，中國25歲及以上人口平均教育年限僅為7.6年，位於全球平均水平之下；從增量看，青少年預期教育年限為14.2年，已達全球平均12.8年之上，但仍有相當的進步空間。我們高中階段教育尚未完成普及，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2021年達57.8%,而東亞地區如日本、韓國和新加坡這一指標已分別為65%（2019年）、102%、93%。

　　因此，鼓勵生育以增加人口數量，普及教育以提高人口素質，對於中國來説都是理論上可以推動經濟增長的兩個基本途徑。問題在於，誰是更有效的選擇？誰是更可及的選擇？任何政策都不是沒有成本的，國家財政資源也不是無限的，當平衡和取捨不可避免，如何決定優先與權重？我們的答案是，提高人口素質值得應有的優先，因為就推動經濟增長來説，它是當前條件下更現實、更便宜、更有效的選擇。

　　量化的對比

　　我們從國家財政投入出發，基於具有全國代表性的微觀數據，看同樣的投入之下，鼓勵生育和普及教育誰能帶來更大的國民收入增長。這裡國民收入的含義非常直接，就是勞動人口收入。由於勞動人口收入佔GDP的比例是相對穩定的，因此可以作為後者的一個代理，同時勞動者收入也是經濟增長的終極意義所在。

　　具體而言，我們測算兩大政策選項下分別兩種場景，一共四個場景的投入回報率。

　　第一，給定教育普及水平不變，將財政支出用於鼓勵生育，以高低兩種成本測算（每個娃40萬或80萬元）為投入，並加上現有教育普及水平下的教育投入，得到一個“平均”的新出生人口終身收入為回報。

　　第二，給定人口出生不做干預，而將財政支出用於更高程度的教育普及（普及高中、本科教育兩種場景），以兩種教育普及下各自的生均經費增量作為投入，而以兩種教育普及各自的終身收入增量為回報。為了規避疫情的影響，除了鼓勵生育的成本數據基於學者的測算，其他數據基於2019年，包括教育部公佈的各等級教育全國生均經費、教育普及程度數據，以及用於勞動人口收入測算的西南財經大學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CHFS）調研數據。測算結果顯示，普及教育，尤其是普及高等教育的回報遠遠高於鼓勵生育的回報。

　　為什麼兩大政策選項的回報差異如此之大？首先，鼓勵生育的回報低於教育普及比較簡單，因為鼓勵生育本質上是一件更難的事，意味著國家財政在承擔現有教育支出的基礎上，還要額外承擔更多的生育成本去推動一個娃的出生。以2019年為參照，一個“平均”中國人完成教育全程所需財政經費為21.8萬元，而終身收入為223萬元。在此基礎上，如果需要再花40萬元、80萬元，或哪怕一個較低數額的財政資金去鼓勵出生，從國家財政的角度去算，回報沒變而投入增加，這種場景下的回報率一定是降低的。

　　要進一步理解兩大政策選項之間量級上的差別，則要從不同教育水平投入與回報的詳細數據中去找原因。從2019年CHFS具有全國代表性的不同教育程度、不同年齡段人口的年度收入數據可以看到，人口收入在不同教育程度之間差別巨大，而且隨年齡而變。初中及以下教育人口的年收入在26~35歲之間最高，之後不斷下降；高中教育人口的年收入在36~40歲之間最高，之後不斷下降。相比之下，大專、本科及以上教育人口的年收入隨年齡上升，而且在各年齡段上明顯高於高中及以下教育人口的收入。當我們把26~60歲這35年中年度收入的累加作為終身收入的代理，則四種教育程度人口的終身收入取整後分別為120萬元、160萬元、230萬元、350萬元。即以2019年的中國經濟為參照點，高中教育相比初中教育帶來40萬元的收入增量，而大專、本科及以上教育相對於高中教育的增量高達70萬、190萬元。考慮到2019年全國高等教育的年度生均經費不過2.3萬元，教育由高中向高等教育普及體現了明顯的邊際遞增，相比鼓勵生育的選項，表現出壓倒性的回報率。

　　需要指出，以上測算為簡單靜態，沒有考慮投入與回報各自的動態演變、一般均衡以及時間折現，因此，各回報率僅為簡化下的匡算。但由於這些簡化同時作用於四種場景，因此對不同場景的相對表現影響很小。

　　實際上，我們的計算還含有兩個重要的簡化。第一，為了與教育部普通高等學校生均經費數據中的單一口徑一致，我們並沒有直接使用本科及以上教育人口終身收入350萬元，而是將其與大專/高職教育人口的終身收入230萬元簡單平均而得到290萬元，作為高等教育人口終身收入，這一處理壓低了高等教育回報的上限。

　　第二，我們沒有計入兩大選項之間的時間差異。教育普及的兩種場景分別針對初三（15歲）、高三（18歲）學生，其影響將從3年後的高中畢業、4年後的本科畢業開始，通過同時成為中國經濟供給側與需求側的新生力量而産生回報。而鼓勵生育意味著新出生人口將在15年、18年後才來到同樣的初三、高三節點，由此導致的未來收入折現會更進一步降低鼓勵生育的回報，而使普及教育的回報優勢接近10倍。

　　因此，除非人口數量下降到影響國家安全與存續，從經濟角度來説，在當前條件下，將財政資源用於提升國民教育程度，是遠比推動人口出生更加經濟可行的選擇。較早實現高教普及的部分歐美與東亞地區，已經基本用盡這個選擇，而對於我們來説，提升教育還有相當大的空間，這未必不是好事。

　　額外的説明

　　此外，相比素質結構不變的人口數量平推，人口素質導向的政策選擇在有利經濟增長的同時，還有改善國民收入結構、促進共同富裕的極大意義。由於教育程度對國民收入的基礎與決定性影響，如果不能在教育環節抹平國民之間的差距，則收入差距及其衍生問題的後續解決將極具挑戰。因此，教育的普及與均等，對於實現共同富裕、避免階層固化影響重大，事關國家長治久安，其意義未必在鼓勵生育之下。這種結構性效果也是數量導向的人口乾預政策所不能達到的。

　　著眼人口素質的教育普及與著眼人口數量的生育鼓勵本質上並不矛盾，前者更像後者的一個切入點或前站。這是因為，我們今天所觀察到的幼、小、初、高階段的內卷，家庭為子女教育在時間與金錢維度展開的競爭，根本上都在於初中之後各階段的不斷分流以及最終回報上的巨大差異。高中教育的完全普及、高等教育的高度普及，直至高等教育層面各高校之間的適度均等化，將有助於間接地，並從源頭上緩解幼、小、初、高階段的教育內卷。因此，國家為教育普及所投入的每一分錢，都將有利於家庭層面的子女養育成本的降低，從而起到鼓勵生育的效果。當中國的教育普及在更高水平上實現時，或將是更好的時機再把直接干預的重點放回到人口數量上來。

　　綜上所述，中國人口的老齡化、少子化問題值得認真應對，但當我們放寬視野，考慮更多的選擇，並在必要性與可能性之間進行平衡，中國目前最值得著手的選項可能並不（僅）是人口數量，而是多年來各方面始終關切的人口素質和教育普及問題。在教育普及上我們已有長足進步，但前面還有星辰大海。本文的測算粗淺而有限，沒有涉及更多的問題，例如，普高與職高之間如何選擇？相比教育向上普及，回報更高的學前乃至幼兒階段教育干預如何實施？本文的測算或許值得成為一個提醒：人口問題不僅是數量的問題，還有質量，兩者應該協同考慮。此外，教育普及的經濟、社會，乃至政治回報如此之高，它權衡的對象不應該限于鼓勵生育的相關政策，而是其他所有涉及重大投入的政策選項。

　　（張進係西南財經大學經濟與管理研究院副教授、經濟學博士，史京曄係西南財經大學經濟與管理研究院教師、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