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啟強”源自近年來破獲的多個涉黑大案

　　□ 本報記者 文麗娟

　　電視劇《狂飆》近日收官。作為首部以掃黑除惡常態化和政法隊伍教育整頓為背景的影視作品，該劇自開播以來拿下收視、口碑雙豐收的好成績。

　　劇中，張譯、張頌文、李一桐等演員合力講述了一個跨越20年的警匪故事。導演徐紀周運用古典三幕劇的形式，通過這些人長達20年的角力，講述了一起起驚心動魄的掃黑大案，同時全景式描摹了一組政法幹警群像。劇情高能、表演到位、夠接地氣、直面問題，成為網友評論該劇的關鍵詞。

　　徐紀周畢業于中央戲劇學院導演係，2000年起從事電視劇創作，曾創作《中國刑警》《打黑風暴》《狙擊》、電影《心理罪之城市之光》等眾多經典作品。

　　2月2日，在該劇製片方的辦公室裏，徐紀周接受了《法治日報》記者專訪，談到了《狂飆》創作、自我表達，以及對掃黑除惡常態化的一些思考。

　　“安欣集中了優秀幹警的所有品質，是萬千英雄的縮影”

　　記者：作為編劇和導演，請您介紹一下《狂飆》的籌備過程，為何取名為“狂飆”？

　　徐紀周：2019年，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深入推進，留白影視找到我説拍一個以“掃黑除惡”為主題的劇，我欣然答應，開始收集資料並做整理工作。2020年開始寫劇本，2021年9月26日開機，2022年1月18日殺青。

　　在創作時，會涉及一些名詞，比如“政法系統教育整頓”“刀刃向內”“倒查20年”等，得採訪、做功課，看了很多卷宗。劇本寫到三分之二的時候，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取得階段性勝利，掃黑除惡進入常態化。為了更好地契合這個節點，我們及時融入更多這方面的內容。由於此前就寫了有“保護傘”、犯罪手法隱秘等內容，所以調整難度相對較小。

　　取名“狂飆”，最初的想法是源自《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一詞中“國際悲歌歌一曲，狂飆為我從天落”。這首詞的頭兩句“六月天兵徵腐惡，萬丈長纓要把鯤鵬縛”，也和這部劇的氣質吻合——一場風暴即將到來，有了壯士斷腕、自我革命、刀刃向內、刮骨療毒的勇氣，才能真正實現掃黑除惡。

　　我覺得“狂飆”這兩個字與這些年掃黑除惡工作以及政法系統教育整頓工作的雷霆萬鈞、雷厲風行是相契合的。

　　記者：《狂飆》以2000年、2006年、2021年三個時間節點架構全劇，採用倒敘、插敘的方式呈現了20多年的社會發展變化。為什麼要選擇這三個時間節點？

　　徐紀周：因為2021年全國政法隊伍教育整頓，倒查20年、刀刃向內的結果觸目驚心，而倒查20年正好要回溯到千禧年之初。並且這20年與我自己的成長線也是契合的，2001年我大學畢業，到2021年正好20年，我也希望講講自己走向社會後的一些感悟和沉澱。我們兩個主演張譯和張頌文，年齡也都相倣，一個1978年生人，一個1976年生人，這20年也是他們的青春歲月，也有一些想表達的感悟，所以一拍即合。

　　但是20年的時間跨度，如果完全拉長，戲就容易碎。我就把一部戲當三部戲來拍，選擇了2000年、2006年、2021年作為時間節點，三幕劇的講述方式可以讓戲劇衝突更集中更濃烈，並且這三個階段有代表性，讓我有充分的篇幅去展示人物成長和人性的複雜。

　　第一階段適逢世紀之交，中國發生了兩件大事，加入世貿組織和申奧成功，這一時期經濟提速，我國的治安環境也較為複雜。我剛畢業那會兒拍公安紀事片，看案例觸目驚心，主要是好勇鬥狠的暴力犯罪。這個單元的代表是徐江，比較張揚，像港片中的古惑仔。

　　第二階段房地産業蓬勃發展，一系列土地調控政策出臺，這一時期的極端犯罪大多圍繞拆遷，鑽政策空子攫取巨大利益。這個單元設置了莽村拆遷事件，是很多城市城鎮化的縮影，各方利益犬牙交錯。

　　第三階段就是2021年掃黑除惡常態化、政法隊伍教育整頓工作的開始。

　　記者：安欣與高啟強這對正邪對立的關係是劇中的一大亮點，這兩個核心人物的關係是如何搭建的？

　　徐紀周：安欣是一個純粹的理想主義者。而高啟強是一個機會主義者，他從社會底層一步步爬上來，對中國傳統人情社會非常了解，深諳人性的弱點，知道如何疏通、打動、籠絡別人，他會抓住他所接觸到的所有資源、人脈，並無限放大，不斷給自己找機會。

　　在我看來，安欣是法治社會的代表，高啟強是傳統的人情社會的代表，他們兩個的衝撞也是法治社會和人情社會的衝撞。在他們人物關係的發展中，能看到中國法治社會的進程。理想主義者要建立秩序和制度，必然會遇到阻礙；社會要前進，必須得把人情社會中的很多東西根除，必須遵循秩序、體系、法治和公平的原則，必須堅持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最終還是好人有好報。

　　記者：安欣在現實中有原型嗎？

　　徐紀周：沒有原原本本的原型。現實中像安欣這樣的理想主義者還是有很多的。我們接觸到廣東一政法幹部，34歲滿頭白髮，跟安欣一樣“軸”。

　　其實安欣集中了優秀幹警的所有品質，是萬千英雄的縮影，他們忠誠、善良、有擔當，危險時刻用身軀擋住火藥，受傷後把搶救機會留給戰友……他們是一群相信“邪不勝正”的掃黑英雄，為了社會安寧“狂飆”出擊。

　　記者：有觀眾説，狂飆的“飆”是一眾實力派演員同臺飆戲，無論是“雙張”博弈、老戲骨加持，還是諸如阿如那出演的莽村村支書兒子李宏偉等精彩配角，演員與角色的適配度都非常高。您選擇演員的標準是什麼？如何挖掘演員的表演潛力？

　　徐紀周：這部戲橫跨20年，又按現實主義方式去拍，所以選角的核心，我希望找有閱歷、有思考、有表達的演員。

　　我選演員時基本不和人聊劇本，就聊聊生活經歷，比如原來幹什麼、平時去哪玩、愛吃什麼等，要有一定的生活閱歷，要看這個人的狀態是否跟戲裏想要的那個人相契合。

　　比如戲裏有個警察叫張彪，後來因為家屬也被黑惡勢力拉攏了。演員原來是演話劇的，我就跟他聊經歷，他説做過警察，到公安局拍的時候，我説正常辦公什麼樣就什麼樣，不要給我演，一演就成以前那些電視上的警察了。還有莽村那個惡霸李宏偉，有網友還開玩笑建議查查他，因為不像演的，其實他正經是上戲科班的。一開始，我和他聊天，聊著聊著就聽他説小時候在農村生活時被霸淩過。我問他能演嗎？他説行，後來確實把欺負人的角色演得入木三分。

　　所以演員有足夠豐富的生活閱歷，便能很好地理解和駕馭這個角色，甚至有的演員還會自己做功課，去補全人物形象。

　　“反映了政法機關刮骨療毒、自我革新的決心”

　　記者：聽説拍攝之前您和團隊成員進行了深入採訪，這對最終劇情的真實度和質感無疑有巨大幫助，能塑造出非常立體的人物形象。當時採訪了哪些人？了解到哪些掃黑除惡的真實故事？

　　徐紀周：我們當時跟著指導組一起去了黑龍江，看那些民警具體怎麼辦案的，聽他們介紹有什麼樣的“保護傘”，回來後又讀了很多卷宗。

　　其實高啟強有多個原型人物，都是掃黑除惡專項鬥爭以來破獲的涉黑案，其中包括黑龍江“李氏兄弟”涉黑案、遼寧大連徐長元涉黑案、廣東茂名曾仕權涉黑案等。

　　在黑龍江省哈爾濱市，曾有一個“李氏三兄弟”，提到他們，很多老百姓都咬牙切齒。該組織的頭目李偉，人前是儀錶堂堂的國企經理，人後是惡貫滿盈的涉嫌黑社會性質組織頭目，“黃賭毒”全都沾染。

　　2000年前後，他們共同出資經營酒店、遊戲廳和洗浴中心，在當地“小有名氣”。在涉足“黃賭”行業並完成了前期資本積累後，他們通過各種手段“打通關係”，職務在供電系統內不斷攀升。後據警方查明，李氏兄弟分包的配套費工程總價達31.6億余元，通過非法手段竟然壟斷了當地電力系統77%的份額，李氏黑惡勢力儼然成了“電霸”。

　　其實劇中每一個人物都是縮影，加上演員的表演，每一個人物都很立體，才造就出一個全面的精彩的京海生態。而京海其實是過去20年中國內陸城市發展的一個縮影，我把我們認知的社會生態、權力架構、基層政治生態等都儘量放進去了，從場景、畫幅、道具到演員。所有演員在這裡頭真實地生活，然後組成一個“真實”的社會，引發觀眾共鳴。

　　記者：您希望通過《狂飆》這部劇傳達一種怎樣的價值觀？它最重要的現實意義是什麼？

　　徐紀周：我們其實不是想告訴大家什麼是黑，什麼是白，命運具有不可知性和偶然性。比如曹闖、李響、張彪，他們作為警察先後出現了問題，而安欣始終在堅守，我們想通過這個劇、通過每一個對比，來講述堅守的不容易。安欣代表了絕大多數能堅守的政法幹警，但也有像李響這樣有理想卻沒堅守住的人，其實最初他想實現和安欣一樣的目的，但他覺得安欣的方法有點笨，他有更快的方法，但在實現過程中違規違紀違法了。

　　採訪中，我們了解到一個真實案例，一位政法幹警從不收禮，很本分工作，但他媽媽得病要儘快做手術，醫院讓排隊，那幫人知道後幫著解決了問題，很快安排了手術。不做手術媽媽就沒了，普通人怎麼抉擇？作為一個法律捍衛者怎麼抉擇？我們如何做這道選擇題？一旦建立關係，交往越來越深，關鍵時刻，他們説這事你拉我一把，作為政法幹警，你幫不幫？這是很殘酷的社會現實，拷問著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想從多個角度去呈現，什麼是真正的善，什麼是真正的惡，又該怎樣把這個善播種下去。作為一部講述掃黑除惡和刀刃向內的政法題材劇，我們想讓大家明白黑惡勢力從哪來，為什麼要終結它。這可能是這部作品的社會意義，超越了它的商業價值，它展現了國家掃黑除惡的決心，反映了政法機關刮骨療毒、自我革新的決心。

　　記者：《狂飆》劇情時間跨度長達20年，涉及京海市各級幹部、基層幹警、調查指導組，以及涉黑商人和手下等群像，有力地呈現出了掃黑除惡之艱難。這種呈現是基於怎樣一種考量？您認為掃黑除惡難在哪兒？

　　徐紀周：掃黑除惡跟禁毒一樣，非常殘酷，非常慘烈。要把掃黑除惡工作的艱巨性、艱難性、殘酷性展現出來，告訴大家掃黑不易。

　　掃黑為何如此艱難？因為有“內鬼”，有“保護傘”。“保護傘”與黑惡勢力深度捆綁，形成利益共同體，結成了龐大的勢力網。劇中安欣到“瘋驢子”的團夥中臥底，取得信任後“瘋驢子”帶安欣去了海上的遊艇。警方布控後發現，有重要人物也登上了遊艇，“不知道這網能不能網得下”，劇中京海市公安局領導向京海市委當面進行了請示，遊艇上有警察的消息隨之洩露，安欣也差點死在遊艇上。

　　“傘”的級別越高，掃黑的難度越大。“保護傘”會通風報信、同謀串供，為掃黑設置各種阻礙。一開始，當指導組到京海市，組長徐忠邀約警察安欣在泳池見面，安欣最初持有懷疑的態度，對指導組信心不足。當他認為指導組是徹底要幹這件事的時候，積極配合了，但仍然很艱難，因為徐忠講了一句話，要有證據鏈，要所有事情都是完整的，才能夠定罪，而要做就要把這件事做徹底。其中艱難可想而知。

　　掃黑除惡必須“打傘破網”，“保護傘”不破、“關係網”不除，黑惡勢力必是“野火燒不盡”。但“保護傘”不是説打掉就能打掉的。我們在片頭拍了一個鏡頭：一把傘下面的樹盤根錯節，犬牙交錯，連根拔起很不容易，必須深挖才能挖出整個體系。

　　所以，掃黑除惡要常態化，要時刻緊盯著黑惡勢力，避免砍掉了這棵大樹又有其他黑惡勢力生長起來。我們這個故事就是要讓高啟強這樣的人、強盛集團這樣的黑惡勢力一去不返，永遠成為歷史的塵埃，要播撒希望的種子，讓整個京海的社會生態變好。

　　“拍老百姓看得懂聽得懂的劇，就是流量密碼”

　　記者：您自2000年開始影視創作以來，拍攝了大量公安題材影視作品。您為何熱衷於拍攝這類題材？

　　徐紀周：我其他題材也拍，但是好像軍警題材的社會反響比較大，觀眾比較認可我拍這類題材，有網友説這類題材是我的“舒適區”，可能是我骨子裏的正義感起的作用。

　　現在回過頭來看，感覺之前自己拍攝的全部作品都在為今天的《狂飆》而做打磨、做準備。“一黑一白”一生的宿命糾纏，本就是我在學生時代縈繞腦海、最想講的故事，今天終於如願以償了。

　　記者：中國的犯罪類型片經歷了多次變化，由“警匪劇”更名為“涉案劇”再變為“掃黑劇”。前幾年的《人民的名義》《巡迴檢察組》等，也深受百姓喜愛。您認為這類影視劇獲勝的密碼是什麼？

　　徐紀周：我覺得就是要把大家可能看不懂、不理解的一些事，生動地講出來，就像“政法隊伍教育整頓”“有黑無傘”“黑大傘小”這些詞，可能很多人就是聽不懂，但我們通過學習了解，把這些詞的內容通過畫面、劇情呈現出來，翻譯成老百姓看得懂聽得懂的話，拍老百姓看得懂聽得懂的劇，就是流量密碼。

　　記者：今天的“掃黑劇”與前幾年的“警匪劇”，最大區別在哪？

　　徐紀周：原來的“警匪劇”大多是單純的暴力，如連環殺人犯等。現在的“掃黑劇”涉及“保護傘”，涉及政治生態的內容，和民生勾連更加緊密。

　　要把這個事情講清楚，就要了解更多的東西，要把中國的社會生態講明白，要告訴大家“黑”從哪兒來的，為什麼要掃黑除惡，為什麼要常態化，因為黑惡勢力如果不常態化打擊，那麼後面一定會孵化，它會不斷利用社會空隙和缺陷滋長。這樣觀眾才能看明白。

　　記者：您今後的創作方向是什麼？

　　徐紀周：接下來想拍時代三部曲，還是講這20年間大時代跨度下個人命運的故事。

　　（文中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製圖/高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