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敦煌學研究遇“新題”：學科發展亟需“破圈”

　　中新社蘭州8月19日電 題：百年敦煌學研究遇“新題”：學科發展亟需“破圈”

　　中新社記者 馮志軍

　　百餘年來，在全世界敦煌學者深入研究下，逐步揭示了敦煌石窟和藏經洞文物“有什麼”“是什麼”及其蘊含的珍貴价值。敦煌石窟文化藝術資源也通過各種手段和方式與社會共享，敦煌文獻、藝術、考古、史地等各領域研究成果層出不窮。但隨著更深入、更廣闊的領域邁進，敦煌學發展也亟需“破圈”。

　　19日，由敦煌研究院、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主辦的“新時代·新使命——敦煌學研究高地建設專題研討會”在敦煌莫高窟舉行。圍繞“敦煌學研究的問題與使命、瓶頸與發展以及敦煌與絲綢之路”等重要命題，敦煌學研究、絲綢之路研究領域的專家學者，通過線上線下分享了最新研究成果和學術見解。

　　敦煌學學科自身發展亟需“破圈”。在敦煌研究院院長蘇伯民看來，敦煌學研究站在新的時代潮頭，面臨著新機遇、新使命。新興科學技術的發展為敦煌文化藝術全球共享帶來新方法、新手段；公眾文化自信增強、美好生活需求的需要促進敦煌學成果轉化，不斷豐富文化滋養。

　　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教授葛承雍表示，從最初的寥如星辰到如今滿天繁星，全國各地的學者紛紛參與敦煌學，所涉領域之廣，可以説是幾十年前無法想象的。國內外出版的各類敦煌著作圖錄達3000種以上，但是最前沿的成果仍然不多，“高精尖缺”的問題仍然存在，考古成果轉化為文明史的國際影響還不夠。

　　“2018年，我們中亞考察團訪問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阿夫羅夏曆史博物館，該館館長是著名的中亞考古學家。當考察團贈送呈上《敦煌》畫冊時，他竟然不知道敦煌在哪，更不知道敦煌是一個文化寶窟，因為他們就不關注和研究佛教。”葛承雍感慨道，當地距離中國並不遙遠，專業研究者都不知道敦煌，其他人可想而知。

　　此次經歷促使葛承雍意識到，中國敦煌學研究與世界學術界溝通互鑒還有很大差距，不能再沉浸過去的“國際顯學”陶醉中。正如很多老先生都説敦煌學研究“格局要大”，要充分利用敦煌窗口和平臺作用，不僅僅是單純“打造”品牌，而是轉化、共享科研成果，深度推進文明交流互鑒，展現敦煌新形象，提升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

　　1900年，在莫高窟發現藏經洞，出土文獻、藝術品等各類文物6萬餘件。基於敦煌石窟、敦煌藏經洞、敦煌及絲綢之路文物等相關研究，在世界範圍內興起的國際性顯學“敦煌學”，持續一個多世紀方興未艾。

　　浙江大學歷史學系主任劉進寶指出，由於受教育背景和學科壁壘、分工，大多數以古代文化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敦煌學者，對近現代史較少涉及，也很少關注近現代文獻中的敦煌學學術史資料。而研究近現代歷史文化的學者，一般缺乏唐史和敦煌文獻方面的學術訓練。從而使敦煌學術史研究顯得相對薄弱，有些問題甚至以訛傳訛，影響了敦煌學的健康發展。

　　北京大學歷史系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榮新江説，目前敦煌藏經洞文獻已幾乎全部公佈，敦煌石窟的圖像也大量數字化展示，敦煌學研究已經取得豐碩成果。然而，敦煌學的有些研究課題已經陳舊，沒有新意，甚至有不少炒冷飯，重復勞動的所謂“成果”，研究文獻顯得魚龍混雜。

　　榮新江表示，縱觀一百多年敦煌學研究，隨著學術研究的進步，不斷提出新的問題，及時關注學術研究的問題點，採用新方法，增進跨學科研究，才能夠讓敦煌學開拓出新的學術天地。因此，應當面對學術發展的新形勢，來探討敦煌學研究能夠提出什麼新問題，要推進新問題的研究需要什麼新的方法。(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