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歐高頻互動“秀出”對華姿態，但雙方認知與考量各異

　　在剛剛過去的一週裏，美國總統拜登結束了他上任後的第一次出訪。來自歐洲以及更廣泛區域的美國盟國的領導人們，在反復聽聞“美國回來了”這句口號後，終於面對面聽到了來自美國的聲音。而這聲音中，有一個高頻詞彙——“China”（中國）。

　　6月11日至15日，美國在七國集團（G7）、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以及美歐峰會等平臺先後與主要來自歐洲的盟友國刊發了三份聲明或共同文件。在G7峰會的包含70條概要的聲明中，與中國相關的內容出現在第16、49和60條中；在NATO包含79條概要的聲明中，中國則在第3、55和56條出現；而在美歐峰會後刊發的共同文件《邁向全新的跨大西洋夥伴關係》中，中國相關內容則被作為專門的一部分列出。此外拜登在美俄元首會晤之後的記者會上都7次提及中國。以至於英國議員馬克·羅根（Mark Logan）17日撰文説道，中國可能並沒有親自參加到G7峰會的漫長一週之中，但它顯然深植于其精神裏，讓我們得更多承認中國或許已經成為當今時代“設置議程”的國家。

　　統一姿態、不同認知

　　那麼在這一輪美歐之間的密集互動之後，美歐之間是否已經形成了一種對華的統一立場？這個問題順理成章地成為關注當今國際格局以及大國關係者的核心探討。

　　對此，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吳心伯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表示，美歐之間在對華問題上密集交換意見，雙方充分表達了各自立場，也達成了一些共識。但這樣一來外界也就看到了美歐之間在對華認知問題上存在深刻分歧。美國是把中國當做了主要戰略競爭對手，然而歐洲認為中國對其有多重成分，既是夥伴也是競爭者，這背後是美歐各自在對華關係中的利益差別所決定的。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研究所所長崔洪建也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分析指出，這次拜登歐洲行實際上是美歐或者説美國與其盟友之間嘗試統一立場、統一表態的過程。歐洲方面提出了“合作、競爭、對手”的三重對華定位嘗試平衡美方“對手”的單一定位，但就其結果來看，美歐之間並沒有達成共識，比如在科技與經貿領域，當前對華定位應該偏向於競爭還是對抗？美歐之間沒有統一意見，再比如在美歐雙方最為接近的政治人權領域，雙方也表現出了細微的差別。可以説美歐之間達成了某種“折中共識”，把美國的極端表述往回拽了拽，美方也達到了其“希望以一種共同姿態來應對中國”的目的，美國當下其實更看重“共同立場”本身，至於這個“共同立場”的內容是什麼，對美國來説是次要的。

　　其實具體來看，無論是在G7、NATO還是美歐峰會上，美歐之間都表現出了許多值得玩味的差異。

　　在G7峰會後刊發的文件中，並沒有出現美國宣揚的所謂“種族滅絕”的字眼，取而代之的是所謂“強迫勞動”，且G7文件中並沒有點明任何一處地名。有意思的是，美國白宮在13日刊發的一份G7峰會文件“摘錄精華版”中，夾帶私貨地把“對新疆存在的強迫勞動”表述放入其中。此外，在美國國內大肆炒作新冠病毒“實驗室泄漏”的同時，G7文件中並沒有提及“實驗室溯源”的説法，取而代之的是要對病毒源頭進行“專業的、科學的研究調查”。對此，崔洪建認為，歐洲國家實際上普遍反對所謂實驗室溯源的説法，反對涉及疫情的政治化表達，而這些對於美國借溯源問題來抹黑中國實際上都起到一定的限製作用。

　　再來看NATO的文件，西方媒體主要關注的是中國首次被明確列入了北約公報之中，並且以“系統性挑戰”的定位出現。但在崔洪建看來，“系統性挑戰”的定位相較于美國的對華認識而言明顯更為接近歐盟此前的對華“系統性對手”（systemic rivalry）定位，我們能夠從北約的表達之中明確看到北約組織自身希望在中美之間尋找平衡，在著重挑戰的同時也同樣承認中國發展所帶來的機遇。

　　實際上，北約秘書長、挪威人斯托爾滕貝格在北約會議前夕接受採訪時認為中國構成威脅的同時，也堅稱目前的國際局勢並非新冷戰，北約也從未將中國視為敵手、敵人。德國總理默克爾在北約會議後的記者會上也明確表示，北約在處理中國問題時需要尋求“平衡”。

　　回到北約刊發的文件內容本身，其中也有這麼幾句表述：“呼籲中國履行與其大國地位相稱的國際義務”；希望與中國盡可能保持建設性對話；歡迎在氣候變化等領域與中國合作的機會，“認為在相關政策和活動方面加強信息交流，提高彼此認識，討論潛在分歧，很有價值。”

　　對此，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韋宗友認為，很明顯北約承認中國的大國地位，希望加強與中國接觸與交流，盡可能與中國開展務實合作。北約還沒將中國視為威脅，而是機遇與挑戰並存的競爭對手，公報的涉華部分如“太極拳法”一般，既滿足了拜登的要求，也融入了自身的觀點認知。

　　歐洲未來在中美間地位會越發重要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16日在回答澎湃新聞就美歐峰會的提問時稱，美國和歐盟應該順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為國際社會團結抗疫、應對全球性挑戰作出自身應有的貢獻。中國駐英國使館發言人也在G7峰會後發聲，“世界上的事情應由各國商量著辦，而不應由少數幾個國家操縱，那樣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

　　拜登此行，即使美歐同意擱置長達17年的波音空客航空補貼爭端被普遍解讀為是為了共同應對中國，但雙方在展現對華統一姿態的同時卻有著不同考慮，這似乎成為了諸多媒體和專家事後分析此輪美歐互動時的共識。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17日報道認為，拜登希望將中國納入美歐議程，但他的歐洲夥伴似乎都很抗拒，在G7等平台中拜登遭到了一些夥伴的直接反對，比如德國和意大利，因為這些國家的經濟與中國聯絡更為緊密。

　　美國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學者白邦瑞在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也説道，拜登政府將發現，讓這些盟友在對華戰略上公開站在美國一邊，會比想象中困難得多，因為歐洲人非常依賴中國的出口市場。德國國際與安全事務研究所（SWP）國際安全部主任克勞迪亞也在卡耐基歐洲中心網站分析指出，北約已經開始意識到中國的角色，但事實上傳統聯盟的作用是有限的。美國希望採取前瞻性的方法，但歐洲不會願意犧牲中歐經濟利益來嚴厲指責中國。

　　的確，整體來看中歐經貿關係在過去一年中繼續保持著積極態勢。根據歐洲統計局此前公佈的數據顯示，2020年中歐貿易逆勢增長，雙邊貿易額達到5860.32億歐元（約合人民幣4.5萬億元），同比增長4.46％；中國超越美國，成為歐盟第一大貿易合作夥伴。而中國歐盟商會日前發佈《2021年商業信心調查》報告也顯示60%的受訪歐洲企業計劃在2021年擴大在華業務，這一比例較去年上升近10個百分點。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拜登也在此行中敦促歐洲國家提供資金一起打造一份同樣旨在促進全球基礎設施建設的“為世界重建更美好未來”（Build Back Better for the World，簡稱B3W）計劃，該計劃將美國、歐洲等方面現有的相關基建項目整合在一起，企圖最終達到在歐洲以及更廣泛區域抵消“一帶一路倡議”影響的目的。

　　對此，吳心伯認為，美歐雖然提出了這樣的設想，但關鍵在於能夠落實多少。因為基礎設施建設是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的，投資週期長且收益較低，所以在這方面美國是不可能額外出錢幫助其他國家加強基建的。所以B3W並不會真的做成多少事情，然而它們可能借此繼續污名化“一帶一路倡議”，在能耗、污染、債務陷進等方面進行炒作。

　　崔洪建也指出，B3W背後實際上反應了兩層策略，一個是對衝，意思就是美歐希望要為所謂的“全球高標準基建”制定規則，對衝“一帶一路倡議”的規則。還有一層策略就是推回，是希望能夠降低或者消除“一帶一路倡議”帶來的影響。但我們必須認清，這所謂的B3W並不是專門設立的一個新東西，本質上而是把美歐現有的經濟刺激計劃中涉及基建部分整合打包，美歐現在的財政狀況也並不允許新設立一個機制來和中國在全球基建領域“競爭”。

　　即便存在分歧，美方此輪密集外交操作還是凸顯了拜登上任後一改特朗普“美國優先”政策重回盟友體系的方向，美歐之間在存在溫差的同時也確實展現了“統一的對華姿態”。

　　對此吳心伯認為，當前格局已經越發明朗，歐洲未來在中美之間的重量會越來越重要，這也就意味著我們需要進一步加強與歐洲之間的關係，加大同歐洲之間的外交高層互動。坦率來説，中美關係經過對拜登政府前幾個月的觀察之後，可以説我們不能對其有過高的期待，應以淡定態度看待處理中美關係，能合作的地方合作，該鬥爭的時候堅決鬥爭。

　　崔洪建也預測，如果歐洲繼續堅持一直以來的“戰略自主”，不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的話，歐洲方面預計接下來會和中方有一些互動，歐洲本身的平衡策略就是這樣操作的，“目前，年內舉行中歐峰會仍在雙方議程之中。當前的問題在於，中歐之間必須想辦法在涉及制裁等問題上解套，展現更多的誠意與善意，把中歐之間的分歧管控提到同促進合作同樣重要的位置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