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卷、加速與當代中國社會的“趕工遊戲”

　　如果要評選一個2020年的熱門詞彙，“內卷”一定會榜上有名。作為一個曾經只在被巫術版的學術話語纏繞的學術圈內被小範圍使用的學術詞彙，內卷在2020年突然“出圈”，成為流行在精英大學生與中産群體中間的一個文化現象。在當下中國互聯網輿論場中，內卷已經成為一個被泛化的詞彙，形成了所謂“萬物皆可內卷化”的現象。但是，輿論話語中對於內卷的使用，更多地只是一種“慘狀描述”。它集中表達了當前中國社會中的一種普遍的焦慮，但是缺乏問題背後的成因分析。

　　現象性的描繪無助於真實的社會問題的解決，反而使得這個詞彙蒙上了濃濃的絕望氣氛。我們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內卷現象産生的深層機制是什麼？以及，一個掙脫內卷的去卷化社會是否是可能的？

　　一、概念變異：從前現代現象到現代性病症

　　“內卷”一詞最早出現在德國著名哲學家康德的《判斷力批判》裏，康德把“內卷”與“演化”相對照進行論述，認為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演進方式。真正將這個詞帶入學術領域並使之定型的是美國人類學家格爾茨（C.Geertz），他用這個概念來代指一種社會或文化發展到一定程度後便停滯不前，無法向更高階段轉化的現象。

　　1985年中國社會學者黃宗智在《華北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一文中,首次把“內卷化”概念帶入中國社會。黃宗智將這個概念應用於我國古代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研究中，以此稱謂依靠大量勞動力投入來獲得總産量增長但同時邊際效益遞減的發展模式，即一種“沒有發展的增長”。他通過這個概念要解釋的核心問題是：為什麼中國沒有發生工業革命？或者説，為什麼高度發達的小農經濟始終沒有過渡到現代化的資本主義經濟？

　　如果説學術話語中內卷概念主要表達的是一種前現代的社會經濟現象，那麼在當前公共輿論場域中流行的內卷概念則表現的是一種典型的現代性病症。它不再是人與自然之間的增長遊戲，而變成了一場人與人之間的戰爭。它意味著近乎赤身肉搏般地崗位競爭、專業競賽與學歷比拼，意味著殘酷的生存競賽和加速遊戲。它使所有人都陷入了一種“陀螺式的死循環”，每個人都要不斷抽打自己、動員自己，才能獲得極為少量的競爭優勢。

　　那麼，為什麼會産生內卷這種現象呢？大部分論者把産生內卷的原因歸因于資源與社會財富的稀缺，即因為“蛋糕”沒有做大而産生的所謂資源有限性和人的慾望無限性之間的矛盾。在這樣的話語邏輯中，內卷成為了一種別無選擇的選擇。

　　它會導致兩種完全不同的方向：一種是極端絕望的悲觀情緒，即認為無法擺脫慾望控制的人類會永遠困入內卷的牢籠而無法自拔；另外一種則是庸俗的樂觀情緒，即認為技術的發展和生産力的提高將會推動社會財富的豐裕化，從而會極大地緩解人與人之間的生存競爭。

　　這種觀點忽視了內卷背後更深層次的社會根源，而把內卷現象“自然化”和合理化了。事實上，內卷現象的産生，不僅不是因為物質財富的不豐裕的結果；恰恰相反，它是物質生産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的産物。高度的“內卷化”競爭，創造了越來越多的社會物質和精神財富，但卻使人陷入了更加激烈的內卷遊戲，形成了一個“越努力越卷”的囚籠。

　　要真正理解內卷現象，就必須深入到作為現代社會內在本質的生産邏輯中去。

　　二、“趕工遊戲”與被遮蔽的“第三者”

　　內卷現象反映的是個體與個體之間的激烈競爭，這種競爭最後導致了一個對所有參與者都不利的結局。但這是現象層面的表象，從本質上來看，所有利益受損的參與者背後，一定有一個獲利的第三方。內卷化的根源，就在於這個看不見的“第三者”。

　　為了找出這個被遮蔽的“第三者”，我們可以借鑒著名社會學家邁克爾·布洛維在《製造同意: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變遷》一書中的一些發現來分析。

　　《製造同意》是布洛維的代表作，也是研究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理論的經典著作之一。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主要強調的是生産過程中的勞資對立，但布洛維卻發現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即製造業工廠的工人並沒有産生對雇傭勞動制度的反抗情緒，而是自願地“同意”並接受了資本主義所安排的工作秩序。因此，布洛維要回答的核心問題是：工人們為什麼這麼自願地努力地工作?

　　布洛維指出，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西方資本主義工廠中，古典的“工廠專制主義”已經過時了，單純依靠“強制力”已經無法形塑生産秩序。因此，自願性服從（voluntary servitude）應運而生。在田野的過程中，布洛維發現了資本主義掩蓋剩餘價值並製造對資本主義的“同意”的一種具體機制，即“趕工遊戲”。

　　在布洛維所工作的聯合公司中，薪酬制度是一個帶有最低保障的直接計件工資制度。它以激勵為重要手段，使每個操作工都試圖達到可以掙得激勵性工資的生産水平。在這種體制之下，對於每一種生産性的操作，企業的生産部門都設立了一個基準標準，即一個小時內所能生産出來的産品的件數。低於這個基準，操作工只能得到該工作的基本工資；高於這個基準，工人不僅可以拿到該工作的基本工資，還可以依照超過基準的件數得到相應的獎金或激勵。

　　這樣的薪酬體系主要是“基於個體的而不是集體的努力程度”，使得勞工個體之間形成了一種衝突與競爭的關係。所有的工人都努力趕工，以在這樣的“超額遊戲”中拿到更多的獎勵和更高的收入。

　　“趕工遊戲”的出現，使得工人可以在枯燥的工作中添加一些遊戲的成分，獲得一種虛假的滿足感和想象的自由。同時，“趕工遊戲”所激發的工人與工人之間的相互競爭，成功地將縱向的階級對立轉化為了工人之間的橫向衝突，起到了意識形態遮蔽的作用。

　　布洛維指出，“趕工遊戲”“既掩飾了他們共同的階級屬性，即同屬於一個為了工資而出賣其勞動力的生産者階級，也掩飾了他們與佔有他們的無償勞動的另一種階級的區別。”一旦參與到這種“遊戲”之中，主導工人相互競爭的“第三者”即資本就被遮蔽了。工人就不會質疑遊戲規則即資本主義生産規則本身，並且積極地在這種“遊戲”中取得一個更有利的位置。

　　每個工人都會被吸納進這一套獨特的追求“超額”的行為和語言中，並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車間文化。在這樣的車間文化之下，參與超額遊戲帶來的不僅僅是社會的回報，還有心理的回報，使得工人對這種遊戲充滿了自願熱情與認同。比如布洛維和他的朋友羅伊第一次進入車間時，對這個超額遊戲“是有點不屑的”，但他們很快“都沉迷于這場遊戲並且變成了熱心的玩家”。

　　圍繞著超額的遊戲，雖然可以使個體工人在短時期內獲利，但卻使工人集體陷入了一個“囚徒困境”之中。隨著工人單位産量的不斷提高，資方會不斷提高基準標準。所以從一個較長的時期來看，儘管工人的勞動強度和生産效率在不斷提高，但工人的總工資水平還是停留在同樣的位置，其單位時間的實際工資事實上反而降低了。

　　這種圍繞著超額而進行的囚徒競爭，就是所謂內卷的本質。就像一個跑步機一樣，所有工人都在拼命地向前奔跑，但他們總是停留在原地。個體的理性帶來了一個集體非理性的結果，使得所有工人的實際利益在不斷受損。真正的主導者和獲利者，是工人之外的第三方。

　　三、泛化的內卷：從“趕工遊戲”到“趕學遊戲”

　　伴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以及資本邏輯的滲透，“趕工遊戲”也開始在中國大量出現。儘管布洛維分析的是製造業工廠內部的狀況，但是這種現象在其他場域中也大量存在。

　　在互聯網大潮中新興的外賣行業是“趕工遊戲”的重災區。外賣騎手的工作是高度個體化的，平臺給騎手設計了嚴格的等級獎勵體系，根據騎手的工作表現和能力來確定現金獎勵和等級升級，比如全勤獎、衝單獎和惡劣天氣補貼，而且級別越高的騎手會被優先派單，或者拿到距離近、酬金高的單子。在系統和算法的驅動之下，騎手們陷入到了布洛維所説的“趕工遊戲”中。正如《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一文中所説，在系統的加速獎勵和超時懲戒面前，外賣騎手們越跑越快，而“當算法發現原來大家都越來越快，它也會再次加速”。

　　對於獲得了大學學歷、在高端寫字樓的格子間從事腦力勞動的白領階層來説，也無法掙脫“趕工遊戲”的宿命。相比于製造業工人，白領的勞動過程更為分散化和個體化，因而相互之間的超額競爭也就更為激烈。比如在互聯網公司大量盛行的“996”工作制，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儘管程序員個體之間圍繞著超額所進行的競爭和加速，已經接近了人體的生理極限，但是他們也不得不持續地進行這種內卷遊戲——除非突如其來的猝死讓他們被迫退出。

　　這種工作場域的內卷，也滲透到了其他空間——比如高校。作為勞動力市場的後備軍，高校的內卷是工作場域的競爭的延伸。在高校擴招之後，不斷膨脹和貶值的學歷使得大學生的身份不再是精英的代名詞。大學生之間圍繞著績點、榮譽、各種職位的激烈競爭，其目的是為了在未來的勞動力市場中能夠獲得一個更有利的位置。

　　前段時間在朋友圈刷屏的《績點為王：中國頂尖高校年輕人的囚徒困境》一文寫道，在清北等中國頂尖名校裏，“揭開漂亮的指標、體面的成功，這些中國最聰明的年輕人正面臨普遍的困境：在極度競爭中，成功壓倒成長，同伴彼此PK，精疲力竭。”圍繞著績點的內卷化競爭使得學習失去了本真的意義，對成功的追求和渴望導致天之驕子們忽略了真正的精神成長。這種荒誕而無奈的現實，卻有其深層次的現實合理性。

　　同理，高中的內卷又是高校內卷的延伸。著名的“高考工廠”衡水中學，已經把河北的高考卷到了人均學習16小時才能上本科、人均700分都無法上清北的地步……這種內卷邏輯甚至一直延伸到幼兒園。在前段時間熱播的電視劇《三十而已》中，女主角顧佳不斷自我包裝、鑽營混圈子、贊助煙花秀甚至貸款買豪宅，只是為了抬高面試時的待沽身價，方便讓孩子進入頂級幼兒園。這種從幼兒園開始的圍繞著教育問題的內卷化競爭，可以被概括為一種“趕學遊戲”。作為一種階層再生産的手段，教育被當代中國人民賦予了太多的意義。“趕學遊戲”雖然在形式上不同於在工作場域中的“趕工遊戲”，但其內在邏輯和機理是一致的。它既讓中國的學生形成了超長學習、超量學習、超前學習的局面，讓學生和家長在激烈的教育競爭中不堪重負；同時也製造出了對現行教育規則的“自願”服從，使很多人沉迷于這種遊戲而無法自拔。

　　內卷邏輯在工作空間和生活領域的滲透，帶來了整個社會和個人生活節奏的普遍“加速”，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哈特穆特·羅薩所説的加速社會模式中。從幼兒園的幼童到白髮耄耋的老人，從最底層的快遞員到高級知識分子，所有人都捲入了一場無法掙脫的加速遊戲中。與此伴隨的，是工具理性的蔓延和人的普遍異化，以及一種無所不在的焦慮情緒。

　　四、“卷王”與“佛係青年”：內卷遊戲中的“超速者”與“另類抵抗者”

　　在《製造同意》中，布洛維在闡述“趕工遊戲”的同時，也分析了工人的隱形反抗策略。儘管工人在持續地追求超額的過程中陷入了一種集體“囚徒困境”，但他們還是盡力地將超額控制在一個相應的範圍內，以防止過度加速現象的出現。那些明顯超過了這個範圍的“超速者”，就會成為車間集體排斥的對象。這是工人在工作車間中形成的一種隱形集體反抗機制。

　　布洛維舉過一個現實的例子。他所在車間的一名叫埃德的操作工，在資方重新計算工時時提交了“提高他的機器上幾項速率的‘建議’”。這個建議很快被資方所採納，使得埃德獲得了資方的獎金。但是它抵消了工人集體抵制“加速”的努力，因而很快被工人視為公敵，“他幾乎在車間裏被完全排斥了”。

　　在當代中國互聯網語境中出現的“卷王”（或“卷怪”），就是這種明顯超過了集體速度的“超速者”。大量“卷王”的存在，是內卷遊戲持續進行下去的驅動力，他們會不斷把內卷遊戲推到新的高度。比如某位同學説，一堂普通的“水課”，期末論文“要求交3000字”，但是“有人交了2w”，於是“我被迫又加了1w3”。在只要求3000字的情況下，“卷王”可以把超額遊戲玩到2w，打破了既有的生態平衡，逼得其他同學也被迫追加字數。

　　在職場中，“卷王”有另外一個不甚文雅的稱謂——“奮鬥X”。有人給“奮鬥X”下過一個定義：“凡事從資本家角度出發，自我壓榨，不斷交出私人空間，指望老闆會因為員工的奮鬥而感動並給予獎賞的員工，最後把職場環境弄得烏煙瘴氣的員工，在我看來就是奮鬥X。”

　　經濟學家薛兆豐説過一句雞湯“讓你加班的不是你的老闆，而是其他願意加班的人。”那些自己願意加班，並且逼得其他同事不得不加班的人，就是所謂的“奮鬥X” 。用一句更形象的話來概括，那就是“寧願累死自己，也要餓死同行”。勤奮、努力、奮鬥在中國傳統觀念中都是非常正面的詞彙。但是在這種高度內卷化的遊戲中，個體出於自我利益的過度勤奮卻使得他人進入了一個無限惡化的環境中。“卷王”或“奮鬥X”，都是在這種批評個人奮鬥的話語空間中産生的批判性詞彙。

　　對於“卷王”和“奮鬥X”的話語排斥，實質上是一種對於“超速者”的隱形制裁，反映了在內卷遊戲中不斷被迫加速的個體的樸素願望。在這個過程中，也逐漸生長出了一種另類抵抗策略。這就是這幾年走紅的“佛係青年”和“摸魚哲學”。

　　“佛係”是一種不大走心、怎麼都行、看淡一切、不爭不搶、得過且過的生活方式。那些在內卷遊戲中卷了小半生的90後青年們，在日復一日的生存競爭和“996”福報中，“胃垮了，頭禿了，離婚了”，卻發現自己依然只是一無所有的“打工人”和“社畜”。所以，與其，活得那麼累，幹嗎不“佛係”一些？

　　在“佛係青年”中間，流行的是一種“摸魚哲學”。“摸魚”，已經成為了當代社畜在枯燥無味的996生活中的調味劑。有道是：“只要班下得夠快，老闆就追不上我；只要水劃得夠深，就能洗盡這俗世的塵囂；只要魚摸得夠多，就像找回了丟失的自己；只要上班的樣子足夠逼真，就能騙過匆匆流逝的時光。”“摸魚哲學”是對於“奮鬥哲學”的反叛，它意味著放棄努力，徹底躺平，做一個內卷遊戲之外歲月靜好的局外人。

　　“佛係青年”、“喪文化”以及在職場中流行的“摸魚”哲學看似消極，但都代表著一種對內卷遊戲的退出和拒絕，是一種積極的抵抗文化。從本質上來説，“被內卷”的個體的真正的敵人從來都不是參與遊戲的個體競爭者（包括“超速者”），而是在這個遊戲之外主導遊戲並從中獲利的第三方。因此，掙脫內卷的真正可能性，就在於擺脫在內卷遊戲中所製造出來的“同意”，而直面這個被遮蔽的第三方；不是要在這個遊戲中獲勝，而是要質疑和挑戰這個遊戲本身。從這一意義上講，選擇“停車”的“佛係青年和“翻車”的“三和大神”，都內涵著讓內卷遊戲“外翻”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