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親繁殖”成選人用人領域一大頑疾 為何久治難愈

　　2021年國家公務員考試將於11月29日舉行。與以往相比，此次招考公告中對“親屬回避”作出更為明確的規定：“報考者不得報考錄用後即構成公務員法第七十四條所列情形的職位，也不得報考與本人有夫妻關係、直系血親關係、三代以內旁系血親關係以及近姻親關係的人員擔任領導成員的用人單位的職位。”

　　每逢招聘季，用人單位招考公告中的回避條款總能引起社會關注。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一段時間以來，“近親繁殖”現象在一些行政機關、事業單位、國企、高校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甚至成為選人用人領域一大頑疾。“近親繁殖”有何危害？為何久治難愈？

　　11人貪腐窩案牽出“近親繁殖”沉疴

　　日前，海南省儋州市畜牧獸醫局原局長李昌充因涉嫌受賄罪被提起公訴。去年11月，儋州市紀委監委對李昌充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立案審查調查，在查清其收受畜牧公司老闆好處費近150萬元腐敗事實的同時，還牽出了該局“近親繁殖、碩鼠成群”的貪腐窩案。

　　李昌充在畜牧系統工作近四十年，2009年5月開始擔任儋州市畜牧局副局長並主持全面工作。用他自己的話説，“當官了，再把近親屬等沾親帶故的‘自己人’安排進單位來，這樣在儋州才顯得有面子。”

　　就這樣，李昌充把兒子安排進畜牧局下屬單位動物衛生監督所，堂妹也在其打點下進入畜種場當會計。憑藉自己多年在畜牧系統形成的威望，安排過程幾乎不費吹灰之力，“就是打聲招呼的事”。除了自己的親屬外，畜牧局原辦公室主任王某的兒子王宇安、原副局長張某的兒子張浩也被李昌充分別安排進畜種場擔任要職。

　　“這些人有樣學樣，利用負責和分管的業務，在工程、飼料、獸藥、疫苗等供應環節做起斂財文章，逐漸形成管啥吃啥、各吃一攤、‘碩鼠’成群的貪腐格局。”儋州市紀委監委辦案人員告訴記者。

　　李昌充被查處後，共挖出案件11件11人。其中，王宇安在2014年至2017年兼任天湖公司採購員、負責人期間，在獸藥、疫苗採購中收受供應商好處費、回扣款36萬餘元；張浩在飼料採購等方面收受供應商好處費25萬餘元。李昌充的兒子和堂妹也涉嫌違紀違法，正在接受進一步調查。

　　“近親繁殖”極易形成家族式腐敗窩案

　　“有些幹部把親屬安插在重要崗位上，把公權私用，把單位變成‘家天下’，目的是為自己的腐敗行為行便利。”儋州市紀委監委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李昌充曾分管畜種場多年，從採購員到會計、負責人，都由他安排的近親屬擔任，打通利益輸送鏈條後，便可肆無忌憚地收受企業賄賂，影響非常惡劣。

　　像李昌充這樣在選人用人中優親厚友、任人唯親的領導幹部，各地都屢見不鮮。例如，甘肅省政協農業和農村工作委員會原副主任楊樹軍任人唯親，選用幹部講親疏遠近，搞“一言堂”“家天下”；江西省金溪縣委原常委余平庚在幹部選拔任用工作中為配偶跑官要官；中國建設銀行渠道與運營管理部原副總經理陳德利用職務便利違規為親屬在工作調動、承攬銀行採購業務方面提供幫助；等等。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廉潔研究與教育中心副主任杜治洲看來，領導幹部安插在同一單位、同一系統裏的近親屬，極易滋生互相包庇甚至“腐敗一窩”的毒瘤。

　　從貴州茅臺原董事長袁仁國大搞家族式腐敗、茅臺集團及其子公司13名高管被查，到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市委原書記李世鎔利用職務便利和影響，為其親屬安排調動工作，以妻子和兒子的名義在企業入股分紅……這些腐敗窩案背後，都離不開通過“近親繁殖”搭建起的利益關係網。

　　亂象背後是嚴重的特權思想作祟

　　今年3月，十九屆中央第三輪巡視的45家單位向社會公開了整改進展情況。記者注意到，招商局集團、國家電力投資集團、中國船舶集團、國家電網等多家中管企業就不同程度存在的“裙帶關係”“近親繁殖”及任職回避制度執行不嚴等問題進行了整改。

　　細數近些年中央和各地的巡視反饋通報，“裙帶關係”“近親繁殖”屢屢被提及。從領域看，主要集中在金融、電信、電力、煙草等國企。2015年，中央巡視組在對央企進行專項巡視時指出，中石油、中海油、中國太平保險、中國人壽等9家單位存在“近親繁殖”情況；2016年，中央巡視組對中國工商銀行巡視時發現，該行“總行管理的691名幹部中，220名幹部的配偶、子女共240人在系統內工作”。

　　從“繁殖方式”看，隨著企事業單位招考制度不斷完善，安插進人的手段也更加隱蔽。例如，根據親屬條件量身定制招聘要求，進行“個人簡歷式”招聘。有的單位報考條件要求過細，不僅要求“僅限海外留學碩士”，對年齡、專業也要嚴格限定，甚至還會列出“具有籃球、羽毛球、乒乓球、網球國家二級及以上運動員資格”等與招聘職位無關的條件。

　　再如，與其他單位進行條件互換、交叉安排。自己單位不容易違規進人，可以和其他單位領導“合作”，尤其是同一領域業務往來密切的兩家單位，通過“定制招聘”的方式幫助領導子女進入對方單位。此外，還有偽造履歷、繞道進人、內部照顧等屢見不鮮的手段，使看上去完整公正的招錄規則淪為擺設，起決定性作用的卻是“關係”和“領導的招呼”。

　　在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看來，長久以來，“近親繁殖”花樣不斷翻新，卻始終難以根治，和選人用人制度執行不到位以及部分黨員領導幹部根深蒂固的封建特權思想都有關係。“不少國有企事業單位已經形成比較規範的選人用人制度，但由於缺乏有效、有力的監督機制，制度規範因此缺少執行的剛性。”

　　另一方面，很多領導幹部利用所謂合理的程序規避制度監管，歸根結底還是思想觀念沒有轉換。“掌握一定的權力後，‘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封建思想殘余仍會在部分黨員幹部的頭腦中沉渣泛起。還有些幹部特權思想嚴重，總想著用權力干涉選人用人制度，照顧自己的家庭或者家族利益，無視組織紀律和規矩。”莊德水説。

　　儋州市紀委監委有關負責人認為，領導幹部在同一單位、系統或地域長期任職，特別是缺乏對一把手的有效監督也是重要原因。李昌充擔任儋州市畜牧局一把手十幾年，在當地的畜牧系統中形成了盤根錯節的人脈關係網和利益網，對人事安排等各方面都享有絕對話語權。

　　不公正的選人用人制度易破壞政治生態

　　“如果把政治生態看作一條河流的話，選人用人就是河流的上遊，上遊的水質狀況會對中游和下游産生直接的影響。”杜治洲分析，選人用人中出現的“近親繁殖”現象，就如同河流的上游水源遭到污染，會對整個河流造成巨大影響，權力運行的各個環節都會偏離軌道。

　　莊德水認為，“近親繁殖”問題在嚴重損害選人用人制度公平性，給政治生態建設帶來阻礙的同時，也會影響年輕幹部的成長，傷害那些想幹事、能幹事、幹成事的幹部積極性。

　　中國礦業大學(北京)廉政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劉金程説，領導幹部公權私用，在選人用人方面培植私人勢力，自立山頭、黨同伐異，部門和單位內部慢慢形成各類團團夥夥，人情大於紀律、關係高於規矩，就會逐漸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趨勢。正直務實清廉的幹部會因為不是“自己人”而被邊緣化甚至淘汰出局。

　　不少專家還提到，“近親繁殖”的實質是資源壟斷。對於一些大型國有企業來説，招收過多職工子弟容易出現人浮於事等現象，從而降低企業競爭力。基於複雜人事關係之上的近親招聘也會增加機構管理成本，加大企業改革創新難度。

　　“選人用人不僅涉及黨員領導幹部個人如何行使手中權力，更體現了能否對事業發展負責。選對一群人可以改善一個部門、一個單位的風氣，選錯一個人可能會貽害整個系統的政治生態。”莊德水提出，要不斷推動選人用人體制機制改革創新，領導幹部要跳出狹隘的家庭或者家族利益圈，擴大選人用人視野，樹立起為黨選才、為黨育才的思想意識，真正把選人用人放在黨的事業發展高度上對待。

　　清除污染源需監督持續發力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持全面從嚴治黨、從嚴管理幹部，出臺多部選人用人規範，選人用人的制度“籠子”越織越密。2016年，中央組織部修訂印發《黨委(黨組)討論決定幹部任免事項守則》，明確提出不準任人唯親，不準突擊提拔調整幹部。去年3月，中共中央印發的《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第五十一條規定，“實行黨政領導幹部交流制度”。“在一個地方或者部門工作時間較長的”是交流的主要對象。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長期在同一單位任“一把手”帶來的“近親繁殖”隱患。

　　此外，《國有重要骨幹企業領導人員任職和公務回避暫行規定》《國有企業領導人員廉潔從業若干規定》《事業單位人事管理回避規定》等相關規章制度相繼出臺，進一步加強對企事業單位領導人員在任職崗位、招錄評聘等方面的監督約束。

　　“制度從出臺到真正執行，還需要借助監督之力。”莊德水建議，要不斷推動招聘程序公開透明，讓選人用人全過程接受社會和黨員群眾監督。外部監督機制越完善，滋生腐敗的空間就會越小。劉金程認為，以公開促進權力制約與監督，不僅要公開職責目錄，更要公開選人用人全過程中的每一處關鍵細節。

　　目前，從中央到地方都把斬斷“近親繁殖”鏈條作為選人用人一個重要工作著力點。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加強對選人用人領域的監督檢查，特別是在國有企事業單位招聘中，涉及領導親屬的，嚴格執行回避制度。

　　派駐機構改革後，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中國建設銀行紀檢監察組以員工招錄和領導幹部任職事項中的親屬回避制度執行情況為切入點，開展專項督查，推動印發《建設銀行員工親屬回避規定》，明確了“所有員工親屬不得招錄至總行本部工作，不得招錄至員工本人所在的同一內設部門、同一營業網點、同一直屬機構、同一境外機構。”

　　今年7月以來，儋州市紀委監委對李昌充案開展了以案促改及“回頭看”工作，圍繞“近親繁殖”用人問題，明確要求班子成員等領導幹部建立近親屬備案庫並適時上報更新，嚴格執行近親屬回避制度，從幹部交流輪崗、離任審計、權限審批等各環節進行反思剖析和建章立制，對出現提名推薦領導幹部的近親屬或親密朋友家屬的，嚴格細緻加以核實，出現問題苗頭及時約談提醒。

　　湖南省紀委監委駐省高級人民法院紀檢監察組在對省高院機關及長沙、衡陽、懷化鐵路運輸法院607名工作人員報告的廉政事項進行拉網式核查後發現，有36人的近親屬具有律師身份、從事律師職業、持有未註冊律師執業證或是法律工作者、實習律師，存在廉政風險。該紀檢監察組向省高院黨組提出監察建議，並會同省高院政治部對相關人員進行集體談話，及時推動問題整改。

　　“‘近親繁殖’勢必會滋生出畸形的政治生態和社會風氣。治愈這一痼疾，需要將長效的監督機制和雷霆手段相結合，讓制度規範切實行之有效。選好人、選對人，黨的肌體才能健康。”劉金程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