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又到新的歷史關頭

　　最近一週，深圳，成為了新聞中最熱門的城市。

　　10月11日，先是一份政策“大禮包”，發往深圳：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總和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年）》，以清單批量授權方式，賦予了深圳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更多自主權。

　　3天后，習近平總書記出席在深圳舉行的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週年慶祝大會，並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

　　講話中提到一句話，“當前，改革又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關頭。”

　　新的歷史關頭該看向哪？

　　深圳，何以成為深圳？歷史關頭，為什麼要看深圳？

　　帶著這些問題，譚主來到了深圳。

　　10月14日，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週年慶祝大會召開。譚主在現場，聆聽了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

　　上來第一段，高屋建瓴。

　　今天，我們在這裡隆重集會，慶祝深圳等經濟特區建立40週年，總結經濟特區建設經驗，在更高起點上推進改革開放，動員全黨全國全社會為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而團結奮進。

　　説的是深圳，也是中國；説的是過去，也是未來。題眼，是一個詞：

　　“乘勢而上”

　　審時度勢，這是面對未來的第一步。

　　一場疫情，加速了百年之變。

　　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愈演愈烈，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體制受到了嚴重衝擊。一些國家試圖沿著“逆全球化”的道路越走越遠。

　　把握大勢，變得尤為重要。

　　何為大勢，早在今年“兩會”，習近平總書記就已經給出了答案：

　　要站在歷史正確一邊。

　　在深圳，這句判斷被再次提及，意義也格外不同。

　　深圳，正是擁抱全球，在歷史正確一邊長大的城市——從一座小鎮，到亞洲經濟總量第五。深圳用40年，走過了國外一些國際化大都市上百年走完的歷程。

　　如何“乘勢而上”，習近平總書記也給出了一個關鍵詞：

　　“提升新勢能”。

　　為什麼是深圳？因為中國要“順勢而上”，而深圳，有“新勢能”。

　　眼下，有些人叫囂著”脫鉤“，貿易戰有演變成科技戰的趨勢，這讓我們更加清醒地認識到自主創新的短板，它也成為制約我國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因素。

　　在新的形勢下，亟需要在科技創新領域打開一個突破口，闖出一片天地。

　　而全國創新能力指數最高的城市，是深圳。

　　譚主入住的地方，華強北，是近幾年深圳科技創新的高頻詞。

　　把搜索時間限定在近一年以來，這個高頻詞，變成了粵海街道——在這個總面積約23萬㎡的街區，活躍著中興、騰訊、大疆等眾多知名高新科技企業，擁有95家上市公司、10家獨角獸企業。

　　但當譚主來到粵海街道時才被告知，相隔48公里，一個叫做光明科學城的地方，成為了深圳創新新的風向標。

　　在光明科學城內、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合成生物學研究所所長劉陳立告訴譚主：

　　一個個的科研院所、企業，就是一個個的“微環境”，而深圳，是那個“小環境”。“微環境”發生化學反應，會影響小環境，進而，影響大環境。

　　深圳是“小環境”，而這個“大環境”可不局限于廣東，甚至可以影響到全國，一環扣一環的傳導鏈條，也是國際環境發生深刻變化後，新發展格局的需要。深圳的科技創新在國內大循環和國內國際雙循環中，起著戰略支點的作用。

　　內循環，深圳的高科技産業可以帶動其他二線、三線城市升級。

　　外循環，深圳擁有騰訊、華為、大疆這樣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國際化公司，能作為同國際競爭、交流的節點。

　　此外，深圳也已經連續27年外貿出口量全國第一。深圳的對外開放水平，同樣也能積蓄勢能。

　　習近平總書記曾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提到，“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

　　深圳的發展中，也會出現不少問題。

　　為什麼是深圳？因為深圳，在體制改革方面，已經率先進入無人區。深圳的改革，是刀口向內的改革。

　　更難啃，也更關鍵。

　　10月11日和10月18日，中央以清單批量授權的方式，一攬子推出了27條改革舉措和40條首批授權事項。

　　這些措施，聚焦于要素市場化配置等六個方面的改革。

　　在“土地管理制度”“外籍人才制度”等具體舉措上，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主任陶一桃反復向譚主提到一個詞——歷史首次。

　　這，也是深圳的勢能。

　　而歷史首次的改革，也需要前所未有的行動。

　　深圳的最新改革舉措當中，有一條關於“市場準入負面清單”的表述，格外醒目。

　　在這之前，各級政府在談及這一清單時的原則都是“全國清單統一化，一單盡列、單無外單”。

　　但此次實施方案中提到：

　　在全國統一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基礎上，制定深圳放寬市場準入特別措施清單。

　　特區的事特辦，這已經成為深圳的一個“符號”，而許多人也想當然地認為，深圳之所以能發展起來，主要是依賴特別的支持和照顧。

　　但其實翻開深圳的歷史你就會知道，這座城市的成功，離不開自身的敢闖敢試。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大會上的一句話，直截了當地點明了深圳的不易——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

　　在規劃特區時，中央對於特區的設想就是，“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深圳，一直是有壓力的。

　　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第一個”在深圳出現，新的壓力，隨之而來。

　　幾乎每個時期，都會有一篇措辭犀利，又直指深圳問題的文章出現。

　　《深圳，你被誰拋棄》《深圳，該拿什麼再愛你》《深圳經濟，突然失速》……

　　中國改革開放的排頭兵，並不是那麼好當的。

　　2016年，受租金、用人成本、原材料成本，以及內地其他城市大力度招商引資優惠政策等多重因素的影響，深圳的一些企業紛紛“逃離深圳”。

　　一篇《別讓華為跑了》刷屏，迅速將“深圳怎麼了”的情緒引爆。

　　而深圳市領導在當時的一次採訪中的一句，“近幾年，確實有15000家企業離開了深圳”，更是將大眾對深圳的質疑，推向了頂點。

　　不少學者也表示，“深圳的定位是創新型城市，創新，不能沒有製造業的支撐。”

　　面對諸多質疑，深圳並沒有回避。

　　為了留住這些企業，深圳當即表態，“符合深圳未來發展定位的産業，要多少地滿足多少地，要多少空間，滿足多少空間”。

　　不久後，深圳推出營商環境改革20條，“秒批”“不見面審批”的改革，為企業鬆綁。

　　當慣了“優等生”，難免被推到聚光燈下，而和關注度一同增長的是一舉一動都會被評頭論足的壓力，在這樣的情勢下如何承認問題、在雜音中甄別建議、保持清醒和敏銳，隨時做出調整，是深圳一路和壓力為伴練出的本領。

　　貿易戰後，深圳最先體會到“卡脖子”的痛苦。深圳政府和企業敏銳捕捉到了形勢變化，形成了驚人的默契，共同在科研問題攻關。

　　譚主想過很多深圳的狀態，比如“焦慮”“緊張”“不安”，甚至是“悲壯”。但譚主在深圳體會到的，只有從容。

　　針對初創企業，深圳有一個叫做“天使母基金”的扶持項目。之前，這個基金只有50億，但今年，它的規模，變成了100億。

　　並且，深圳市政府承諾，如果天使投資失敗，會承擔一個具體項目40％的風險。

　　面對壓力，深圳市政府的步子，反而邁得更大了。

　　鵬城實驗室主任高文給譚主舉了一個例子，有個42億的科研裝置，在別的城市，從論證到實施再到完成，可能需要5到7年，甚至十幾年。

　　在深圳，這個項目從立項到安裝完成，用了9個月。

　　光明科學城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合成生物學研究所所長劉陳立，也給譚主分享了這樣的感受。

　　美國的合成生物學，開始於2000年。而我們國家關於這個領域的研究，開始於2006年。

　　但現在，全球首個合成生物研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在光明科學城啟用。

　　在譚主問到他有沒有壓力時，他表示沒有，甚至用到了“興奮感”這個詞。

　　“科研上的無人之地，就是創新，這種興奮，是我們所有人的共性”。

　　這是患難過後，再面對困難時敢於把後背交給對方的信任。

　　在被網友笑稱為“一條街道扛下美國制裁”的粵海街道，譚主，仍能感受到這份從容。

　　柔宇科技是初創于粵海街道的一家企業，它專注于全柔性屏技術。目前，全球擁有自主全柔性屏生産技術的廠商只有柔宇和韓國三星兩家。

　　負責人告訴譚主，公司在做的事情是一件“反卡脖子”的事情。雖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相比三星的技術還有一定的差距。

　　未來任重道遠，我們還是要加快速度、加大投入，花更多心力去做技術、做産品、做應用，去推動落地。

　　粵海街道所在的南山區企業服務中心副主任楊丹，在接受完譚主採訪後，特意又發了一條短信給譚主：

　　“産業發展還是靠各級政府、企業及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粵海街道，只是個噱頭”。

　　南山區科創中心主任劉曉林也抱有同樣的想法，他告訴譚主：

　　當下的形勢，讓我們對科技創新的認識更為深刻了，這督促著我們投入更多的人力財力物力，把科技創新做得更好。 

　　面對壓力，深圳保持著清醒的頭腦，依然對自己，有清醒的認知。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裏，給深圳的壓力做了一句總結：

　　廣東、深圳經濟發展水平較高，面臨的資源要素約束更緊，受到來自國際的技術、人才等領域競爭壓力更大。

　　為什麼是深圳？因為深圳這座城市獨有的城市品格。這些品格，推動著深圳這座城市在競爭中、在壓力中，不斷乘風破浪。

　　而城市品格的形成，在於人。

　　為什麼是深圳？因為深圳人。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提到，“要尊重人民群眾首創精神，不斷從人民群眾中汲取經濟特區發展的創新創造活力”。

　　深圳人同深圳的聯絡，要比其他城市來得更緊密一些。

△深圳市民中心  攝影：李玉龍（深圳市福田區攝影家協會）

　　他們不僅賦予了深圳這座城市的城市品格，更將自己的命運，同這座城市緊緊地綁定在一起。

　　南方科技大學王蘇生教授，是深圳第一代的建設者。

　　他告訴譚主，當時覺得深圳就是一個新的發展機遇，不僅是自己，還有很多同學，都覺得去深圳，能夠把個人發展與國家發展很好地結合在一起。

　　機遇和機會，擺在無數“新深圳人”的面前。

　　但在這之前，他們先做了一件事。他們給了深圳的第一個特質，包容。

　　深圳的街頭，幾乎所有人，都在用自己的腔調講普通話，哪怕他本來是廣東人，説粵語。

　　王蘇生教授告訴譚主，來深圳26年，他從來沒想過去學當地的語言，到現在為止從來沒有學會當地的語言。

　　深圳作為一座包容的城市，它容納了很多不同地方的人，南腔北調都可以，只要能説的清楚都可以。 

　　而深圳人最大的特質，還是那句“敢闖敢試”。

　　最初，這句話推動了“三天一層樓”的“深圳速度”。

　　後來，它演化成深圳人“鼓勵創新，允許失敗”的創業精神。

　　現在，它有了更多的釋義。

　　時至今日，深圳擁有國家高新技術企業超過17000家，全市專利申請量、授權量、授權量增速、有效發明專利五年以上維持率、PCT國際專利申請量等五項核心指標位居全國第一。

　　這些數據的背後，都是人。一個個奮鬥的深圳人。

　　人的容顏彈指老，深圳，卻永遠年輕。

　　深圳，也在影響著深圳人。

　　深圳最著名的口號，莫過於那句“來了就是深圳人”，這句話意味著，歸屬感和幸福感。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有一個觀點，“深圳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走完了一半。還有一半，和人的生活水準、民生問題息息相關。”

　　如何能讓人留下，成了深圳新的命題。

　　過去幾年裏，幾乎每10天，深圳就會有一座學校拔地而起；過去的一年裏，深圳出臺了127條具體措施，適配深圳人的發展。

　　更多的活力和生命力，被不斷釋放。

　　深圳正是那座城。

　　過去開放、現在開放、未來會更開放。

　　而今，新形勢下需要新擔當，呼喚新作為，在這個歷史關頭，深圳，當仁不讓。

　　深圳，是改革開放後黨和人民一手締造的嶄新城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一張白紙上的精彩演繹。

　　這演繹，仍在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