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問中國電視人：翟樹傑 看著電視就饞

央視國際 2003年10月16日 15:22

　　我這人的骨頭眼裏就是幹電視的，看著電視就饞，我能拍能編又能寫，而且還有繪畫和無線電的基礎，不幹電視我還能幹什麼好呢？

　　孫金嶺：老翟，對不起，過國慶節休息還要你抽出時間這麼晚了與我聊天，心裏很過意不去。

　　翟樹傑：哈哈，我沒休息，從一號開始一直在值班，已經連續三天出演播室了。節前組裏定了一個節日值班表，編輯輪換著來，而對於我來説，一個人要頂到底。

　　孫金嶺：看來你又要過一個革命化的國慶節了。

　　翟樹傑：我老婆就因為這個原因，自己飛回重慶老家找父母過節去了。

　　孫金嶺：嫂子是生氣地走的嗎？

　　翟樹傑：才不是呢，她絕對是高高興興走的。

　　孫金嶺：就是説她能理解你？

　　翟樹傑：沒錯。她也很長沒見到父母了，正好我整天加班，她自己呆著又沒勁，就溜走了。回家玩得挺樂，昨天她還打個電話説想在那兒多呆幾天，何時回來還是個問題呢。沒辦法，別人過節是團圓，我們則是勞燕分飛呀。

　　孫金嶺：問個俗問題，加班累嗎？

　　翟樹傑：累，我跟你説，我昨天還尿血了……

　　孫金嶺：那是累出了病了吧？

　　翟樹傑：沒病，就是累的。記得是1998年抗洪救災時候累下的毛病，回來休息了一下就沒事了，當時也沒有去醫院檢查。從那以後，只要有一段時間特別疲勞，就會出現眼睛腫，尿特別特別紅。沒事的，我身體素質特別好，只要過一段時間，自己調整一下就能恢復過來。

　　孫金嶺：你是如何調整自己的呢？

　　翟樹傑：只要能夠每天按時上下班，這就是休息和調整。

　　孫金嶺：哎，老翟，加班對你是不是變成一種樂趣了？

　　翟樹傑：加班對我來講更像是一種習慣。其實到《焦點訪談》之後，"加班"這個名詞我幾乎很少用了，為什麼呢？加班在我們這兒不是特殊的東西，不但我，其他人也是一樣，只不過我可能加班的時間更多些。這麼多年來，沒當製片人之前，我的工作量一直是最高的，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沒有落過前三名。為什麼能做這麼多節目呢？我又不比別人聰明，學歷也不比別人高，只有一點，就是比別人多花點功夫而已。比如説這個"十一"如果不加班，要我在家裏呆七天，我肯定特痛苦。八號上班以後，見了同事，見了領導，我都會覺得不好意思，好像自己做錯了一件什麼事，就像做小學生曠了一天課，第二天上學見了同學老師時的那種感覺。

　　孫金嶺：這種加班是一種自覺行為呢還是被逼無奈？

　　翟樹傑：我想這可能與個人的性格有關。過去很多人問過我説你的目標是什麼？我説沒有目標，現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目標。我不管做什麼事，哪怕在小學當班長，給大家喊口號站隊，也要把這事做好。學農勞動去揀麥穗同樣不能落後。當兵之後做幹事工作，每天上傳下達，寫文章寫報道，還有包括跑到幹部家裏調閉路電視機，我也要盡心盡責把它做得一絲不茍。到《訪談》之後，我依然保持這種習慣，做一件事，只要是我認為應該做的，就儘自己最大的努力做。

　　哈哈，當然了，那時候在部隊沒有加這麼多班的，連續兩三夜熬通宵的情況也少見，你想幹它都沒有這個條件呢！而《焦點訪談》就給我提供一個讓我的毛病發揚光大的條件和機會。沒辦法，就這命。

　　孫金嶺：那你是什麼時候來《焦點訪談》的？

　　翟樹傑：1995年9月底來的，10月份開始做節目，11月就播出，然後基本保持每個月兩到三個節目的播出頻率。

　　孫金嶺：一上手就這麼能幹，是因為以前幹過這一行嗎？

　　翟樹傑：這個問題説來話長。我父親原來是黑龍江省軍區的宣傳處長，他寫了一輩子文章，到現在還在寫，70年代反映珍寶島自衛反擊戰的文章，就是我父親寫的，包括他寫的很多好文章，當時都在全國播，我覺得挺光榮、挺過癮的，父輩的行為給我留下特別好、特別深的印象。大概受其影響，上小學上中學，我一直是班裏的宣傳委員。在部隊當軍人的時候，我也做宣傳工作，從幹事開始作起，一直到95年正式辦手續轉業之前做的還是軍事記者。我比較早的接觸了錄像設備和錄像製作手段，扛過攝像機，當過編輯記者，後來還當中央電視臺駐總參記者站的站長，等等，一直在宣傳口上工作，幹電視對我不是難事。

　　孫金嶺：真的很羨慕你有一個如此優秀的家庭環境，自然也羨慕你有如此順利的事業經歷。其實這一點對一個人的一生挺重要，它可以使人少走許多彎路，直奔自己理想的目標。

　　翟樹傑：哈哈，你的這個問題，儘管不是問句，卻讓人不能不回答，以示正聽。其實，我從學校去當兵，在部隊提幹，一直走到今天，我的父親沒有幫我任何忙，那個年代過來的人對自己的思想境界要求很高，何況他的職務僅僅是一個處長，儘管後來到了北京當參謀，也沒多大權力，他就是寫了一輩子的文章。但是我認為他給予我的卻是無法用語言來表示感謝的，也是無法用權力來換取的，那就是在他身上無處不在的吃苦耐勞的精神，這筆精神財富這麼多年來讓我受益匪淺。珍寶島自衛反擊戰時，父親冒著槍林彈雨奮不顧身地深入前線採訪，冰天雪地裏餓了就啃個幹巴窩頭，吃點鹹菜，一夜一夜地熬，寫了很多好文章。那些過去的情景今天想來都讓人激動不已，也讓我發誓將來靠自己的能力做個父親般的男子漢，做個父親般的軍事記者！

　　孫金嶺：既然做一個軍事記者是你從小的理想，那為什麼還要轉業到地方上來呢？

　　翟樹傑：在軍隊的這些年，它不僅培養了我吃苦耐勞的精神，也鍛鍊了我有一種嚴明的紀律觀念，在這個火熱的革命大熔爐裏，我的生活與事業始終充滿著燦爛的陽光。在部隊時，"中國新聞獎"的一二三等獎我都拿遍了，包括"人民子弟兵"的一等獎、"軍事題材"的一等獎都有好幾個，二等獎就更多，到現在也不記得了有多少了。當時我就覺得自己是部隊的"大腕兒"，挺牛的。人就是這樣，安逸了反而不舒坦了，總得給自己找目標，找痛苦。那時我隱隱約約覺得有種不滿足感了，老感覺自己的勁沒使出來，儘管那也是中央臺駐總參記者站，但是那是軍隊記者，總參的編制，你的活動範圍是搞軍事報道，而且準確一點説是總參範圍內的軍事報道。我應該有一片更大的天地來耕作，而這片天地我認為就是中央電視臺！

　　孫金嶺：於是你就轉業，加盟了《焦點訪談》？

　　翟樹傑：這過程可沒這麼簡單！1995年轉業時我先到的是一家大報紙搞報道，不用像過去那樣到處跑了，還是一個鐵飯碗，挺好。然而幹了不到半年，快辦手續時，我卻把檔案都拿出來走掉了。在那裏打電話就可以採訪，中午可以躺在辦公桌上睡個美美的午覺，而且必須晚上5：30坐班車回家，必須早上7：30趕到辦公室，還得先打水，再工作－－這些程序，跟我在部隊完全一樣啊，那我轉業還幹什麼？我覺得報紙這玩意兒不是我最好的空間，報紙不適應我，也不適合我，還得幹電視。我這人的骨頭眼裏就是幹電視的，看著電視就饞，我能拍能編又能寫，而且還有繪畫和無線電的基礎，不幹電視我還能幹什麼好呢？

　　人一旦有了努力追求的目標，就會義無反顧，無所顧忌。我把檔案乾脆放在了人才交流中心，在家裏閒了十幾二十天，什麼也不幹就是天天從頭到尾看電視，最後我覺得兩個欄目不錯，一個是《東方時空》，一個《焦點訪談》，它把摸的是國家的脈搏，展現的是老百姓最關心、社會最主流的東西，這樣的題材宏大刺激，挺過癮的。有一天早晨起床，聽著《東方時空》的晨曲，我説："老婆，我一定要到《焦點訪談》、《東方時空》去，我得去。"我老婆説："你算了吧，人家都是什麼人呀？都是社會上最能幹的一群小子跑到那兒去，又能幹又聰明，還有學歷，你根本就不行。"老婆故意這麼一刺激，我二話沒説翻身起床，穿上衣服，吃完飯就走直奔中央電視臺，找到了當時在評論部當副主任的袁正明。袁主任看了我的材料後，説你到《焦點訪談》吧！就這樣我到了《焦點訪談》記者二組，在製片人趙薇手下當了一名記者，這一幹就停不下來了，真過癮呀！今天回頭想想，我挺為當初的勇氣自豪的。

　　37歲的人了還要義無反顧地折騰，沒有一點思想準備是不可能的。我當時就覺得再不出來折騰，這一輩子就完了，我要體驗一種新的生活，新的機制，哪怕失敗了我也認了

　　孫金嶺：當時來《焦點訪談》時，你多大？

　　翟樹傑：37歲了，今年我都44了，一眨眼七年過去了，真快呀！

　　孫金嶺：當時37歲的年齡，在記者二組應該説不算小了，你有壓力嗎？

　　翟樹傑：除了極個別的以外，我的歲數是比較大了，哪能沒有壓力呢？但是我對此有充分的思想準備。37歲的人了還要義無反顧地折騰，沒有一點思想準備是不可能的。我當時就覺得再不出來折騰，我這一輩子就完了，我要體驗一種新的生活，新的機制，哪怕失敗了我也認了，只要我努力做了。剛來的一個月裏，我天天看《焦點訪談》，天天跟趙薇他們聊，跟老記者們聊，儘快地熟悉業務。坦率地講，我碰上了極好的製片人，趙薇，還有葉小林，他們給予了我很大的幫助，這種幫助不僅僅是業務方面的，關鍵是他們那種高度的敬業精神和敏銳的新聞意識讓我感到了一種久違了的嚮往，我夢寐以求的環境與境界就是這樣的呀！從這個角度來説，我既有壓力，更有盼頭兒了！所以常常是趙薇讓我去做節目派活時，我只問一句話："什麼時間播出？"有了這個結果，就像是在部隊領到了軍令，如何完成任務就是自己的事情了。這個軍令是壓力，更是榮譽，你不能不珍惜，37歲的人了，信任就是對你最大的安慰，也是最大的鼓勵。我記得自己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叫《站直了別趴下》，那就是我內心的真實寫照。我喜歡有壓力的挑戰，喜歡雷厲風行的工作環境，更喜歡有辦事果敢利落的領導。

　　孫金嶺：在《焦點訪談》這些年，你有印象最深的事情嗎？

　　翟樹傑：1997年香港回歸直播時，防務交接這塊現場報道任務交給我來完成，而澳門回歸時這塊也交給了我。作為一名記者能直接目擊並參與報道這一重大歷史事件，那真是一大幸事。報道結束後，過去那幫戰友見了面都説：你主持的現場記者出鏡報道還算完成了任務，一些軍事方面的術語沒有説錯，一看你就是當過兵。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政委叫熊志仁，司令員劉鎮武，是姓名放前邊還是職務放前邊，這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情況下，用途是不一樣的。這種微妙的東西，只有內行人，只有軍人才能聽出來，非常微妙。所以大家説，從這點來看吧，你還是一個合格的軍事記者。

　　孫金嶺：這話為什麼會是你最難忘的事情呢？是因為你特別愛聽這句話？

　　翟樹傑：不是愛聽，是聽起來格外親切。因為這句話讓我想起了許多事情，尤其想起了離開部隊的那天。我把轉業報告遞給首長時，我和首長當時那一瞬間的表情、動作和行為，都十分複雜，簡直無法描述。我只記得領導看著我的眼神是那麼的嚴肅，我不知道他都想了些什麼，但是那決定我後半生命運的一瞬間是如此的沉重，以至於我屏住了呼吸。畢竟我是中央電視臺總後記者站的站長呀，有多少人在羨慕著這份職務！我説走就走，別人能不吃驚能不突然嗎？我能感覺到大家吃驚的眼神裏，還有一絲憂慮：翟樹傑今後的日子還會陽光燦爛嗎？會不會後悔呢？那眼神讓我難以忘懷，以至於在《訪談》的那些日子裏，我一直跟自己較著勁兒。直到聽了戰友們説我還是個"合格的軍事記者"的這些話，我釋然了，明白自己不僅沒有忘本，並且更沒有後悔。我得到的真的比想象得多，在中央電視臺做一個記者，能夠做一個比較好的記者，我已經很滿足了。沒想到我還後來能做出鏡記者，沒想到還能做主持人，我更沒想到竟然能做製片人。評論部對得起我，我也對得起自己當時毅然決然的選擇。這塊天地真的是有廣闊的空間，值得我去努力一輩子的。

　　孫金嶺：那麼坦率地問一句，你認為自己已經是個合格的記者了嗎？

　　翟樹傑：這要看什麼標準吧。如果按照我們目前來完成任務的角度講，我覺得我的任務都完成了，而且是比較好地完成了。但是離我心目中的記者標準，還不夠。

　　孫金嶺：你心目中的記者是什麼樣的？

　　翟樹傑：不僅有敏銳的新聞敏感，有紮實的業務技能，有清醒的政治頭腦，而且還要有一往無前的大無畏精神。

　　舉一個例子，科索沃戰爭爆發時，我正在山東拍"三講"片。有一天忽然袁正明主任給我打了個電話："翟樹傑，你是不是報名去南聯盟了？如果讓你去有沒有什麼意見？"我一聽立即回答説沒意見，非常願意去。他説你要不要徵求一下家裏人意見？我説不用徵求，我能決定。當時在前線的記者已經堅持了一個多月需要輪換了，臺裏研究認為翟樹傑這小子正合適，能開車能打槍還懂戰術，又會拍又會編又能現場主持，這麼個人去，一個能頂好幾個。回來後我立即到總後去找戰場受傷治療的藥棉、急救包，到總參防化部找防毒面具，一切都是做著去南聯盟的準備。有一天，我坐在車裏，望著車窗外熙熙攘攘的人群，那一瞬間，你説我當時在想什麼？我當時真的希望，要是和平多好呀，我們自在自由多好呀！於是腦子裏就想起了邵雲環他們幾個人死亡的場景，思維非常地亂。説實在話，心裏有點懼怕了，那是一種骨子眼裏的害怕－－哎呀，這要不打仗該多好！

　　在部隊的時候，我去過柬埔寨，採訪中國維和部隊，在雷區走過，也在幾方交戰的地方穿越，那時候也沒想起害怕，現在忽然之間覺得我有點……好像，真是説不出的感覺。後來由於種種別的原因，我沒有去成。不讓去了，我又感到非常可惜，能有那麼一個好機會到前線去，到一個全世界都矚目的焦點地方去做記者，多過癮！我沒有當逃兵，但是離真正做一個完美無缺的記者，還有距離。當時內心裏邊的那種小小的顧慮，讓我至今無法忘記。

　　孫金嶺：可是你剛才説的這些東西，難道不是一個人最真實的一面？這種真實的所思所想難道會成為你做一個優秀記者的障礙嗎？

　　翟樹傑：沒錯，那的確是我最真實的情感，我也相信不會成為前進的絆腳石。但是這種絕對真實的情感，畢竟有些兒女情長，有些慼慼切切的小資情調，離一往無前的大無畏精神還是有差距的呀！哎，這樣講是不是有些説大話的感覺了？哈哈哈。

　　孫金嶺：沒感覺你在説大話，我只是想知道你的這種情調，是不是也融進了製作節目中？

　　翟樹傑：應該是吧。我喜歡生活中真善美的東西。到了《焦點訪談》之後，大家説，老翟做正面報道比做反面報道好，這話不是説我做不了反面報道，有些反面報道我還獲了獎。關鍵是我做正面報道更有經驗，比別人多一根弦兒，這可能與我的經歷有很大關係。上學時搞宣傳，寫好人好事，就是表揚性的東西。在部隊搞宣傳鼓舞士氣，也經常是正面報道的東西。到了《焦點訪談》，這方面的特長髮揮得更登峰造極了，因為《焦點訪談》表揚的都是更實在一些的。

　　孫金嶺：《焦點訪談》一直是以輿論監督節目而見長的，你卻喜歡做正面選題報道，是不是有些另類了？

　　翟樹傑：我不認為這是另類。《焦點訪談》的目的不是為了搞亂社會，我們希望社會有序，希望這個社會正氣佔上風，希望這個社會反面的、醜惡的東西無處藏身，要達到這個目的需要很多手段，包括輿論監督和正面報道。而《焦點訪談》做的正面報道，我認為涵蓋了兩個方面的內容，一個是政治題材，宣傳黨的大政方針，另一個是正面題材，歌頌人間美好的東西，歌頌人性的真善美。兩類題材不僅不能混淆，而且不可或缺。

　　設想一下，如果《焦點訪談》把正面報道都去掉了，現在會是一個什麼狀況？那《焦點訪談》一定會失去自己最終的初衷！打擊邪惡的東西，監督腐敗的行為，目的不就是為了弘揚先進，弘揚真善美嗎？我把這些好的東西，正面告訴觀眾有什麼不好？歌頌好的方面，同樣也是告訴社會去杜絕那些醜的東西。如果人的美好心靈你不去歌頌，這樣的欄目是一個主流欄目嗎？當然告訴觀眾的時候，節目一定要做得不枯燥，不説教，讓觀眾能接受，甚至是讓觀眾在笑中和流淚中接受它。

　　孫金嶺：做正面報道是不是比做輿論監督節目要容易些？

　　翟樹傑：恰恰相反。反面報道的確比較過癮，比較好看，當然也容易一夜成名，而正面報道就不行啦。還有一點，反面報道其實相對正面報道做起來要簡單些，真的是簡單，一件事來龍去脈誰的責任、誰的問題，説清楚就行了，當然也需要勇敢和智慧。而正面報道同樣需要智慧，而且它所花的力量，絕對不亞於反面報道，但是説清楚説生動卻不容易。正因為不易，所以我對別人關於節目的評價就格外地在意。記得做《金穗，你在哪》這個節目時，我是用了五天的時間拍攝，回來後連續兩個晚上不睡覺，我跟陳新紅一起編出來的。這個節目講的是新疆的一個農行行長，自己非常艱苦，卻去幫助吉林一個烈士的孤兒，一直到很多年之後，自己出車禍死了，才被人發現。我幾乎是含著眼淚做這期節目的。節目播出當晚，有好幾個部隊的老戰友，給我打傳呼，其中有一條傳呼我到現在還記得："翟樹傑你今天晚上賺取了我不少眼淚。"為什麼他會流淚呢？為什麼他會感動？就是因為我做的這期節目，把一個共産黨員的形象，通過活生生的方法講給了觀眾。這麼多年過去了，這句話讓我銘記在心，它不僅是對我工作的最大肯定，而且也成為了我努力追求的目標。

　　另外我做了一些正面報道之後，大家認為做得還不錯，所以領導願意把這樣政治類的報道和正面題材的報道交給我，他們認為交給我比較踏實、比較放心。你看我的頭髮，好多人看我95年的錄像時問，當時是不是帶的假發套。我説沒帶，那時候頭髮就那麼多。現在頭髮這麼稀少，不是做反面報道做掉的，而是做正面報道做掉的。

　　孫金嶺：如此説來，現在是不是可以認為你已經是正面報道的"大腕兒"了？

　　翟樹傑："大腕兒"談不上，只是一年做20多個節目，大概有15個是正面報道，也獲了不少獎，包括中國新聞獎、中國殘疾人好新聞獎什麼的。當然一做正面報道的節目，我還是比較興奮，比如"十一"國慶節，我們《訪談》機動組做的《今又國慶今又中秋》，説的是發生在郭哈玲身上前後20年的巨大變化。在演播室結尾時，我很興奮，特意加了一句話："郭哈玲沒有想到過20年後我們今天的日子，那麼我們今天能想到2020年國慶節和中秋節再次重合的那天，會是什麼樣嗎？"節目播出後有朋友跟我説，剛看節目時大家正吃著飯，看著看著忽然都不説話了，片子讓人想起了20年前的心酸歲月，我們走到今天多麼不容易，我們國家的前途真的充滿了希望呀！你説這樣的正面報道，它不好嗎？我能不興奮嗎？

　　該得到了都得到了，剩下的就是自己如何努力去對得起這份信任與榮譽了，這個時候我想説的還是那句話："頭兒，什麼時候播出？"

　　孫金嶺：在《焦點訪談》的七年裏，你覺得自己收穫最大的是什麼？

　　翟樹傑：我不想説假話，只想談自己的真實感受。我絕對沒想到，我會由一個普通記者，成為一個主持人，更沒有想到我還能當製片人！這，也許是我最大的收穫吧。我惟獨一直想到的是收穫即意味著付出，意味著更大的壓力和責任。當《焦點訪談》的製片人擔子很重，剛上來有一段時間，説實在的，我沒怎麼好好睡覺，感覺壓力特別大。機動組是個剛剛成立的新組，人員都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如何帶好這支隊伍，完成上級交給的任務，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既然把我擺到這個位置上來了，不管有多大的壓力與困難，我都得咬牙盯下來，站直了別趴下！

　　孫金嶺：平心而論，記者、主持人、製片人三個崗位，哪個更能發揮你的作用呢？

　　翟樹傑：那還是製片人。作為一個製片人，你卻可以在每個節目中注入你自己的理念、自己的觀點、自己的視角，你可以把你的想法告訴記者，如果記者們認為我比他高明的話，他可以吸收進去，過去我一個月拼死能做四個節目，但是現在不用拼死，一個月就可以關注五六個節目，這五六個節目都是在你的關注下，在你的引導下，通過注入你自己的思想來影響觀眾，你不是比原來發揮的作用更大嘛？再者，目前雖然我脫離了採訪第一線，但是等我這個組運轉正常之後，記者們成熟起來，我還可以做節目呀，不矛盾。趙薇原來當我的製片人時就是這麼做的。

　　孫金嶺：是不是説當製片人更有權力，掌握片子的生殺大權了？

　　翟樹傑：不是，只是很多節目可以發揮我的想像力，發揮我自己的能動性了。這不是生殺大權，生殺大權只能讓我更為難而已，製片人不算一個官。

　　孫金嶺：嘻嘻，不像官那會像什麼呢？

　　翟樹傑：我覺得製片人就是一個哨兵，進來的人和出去的人，都從你這兒經過的時候，你要看一下，哪些東西應該讓它出去，哪些東西不應該讓它出去，你得把好這個門。這個門把不好，最輕的是節目質量不行，重了要犯錯誤，再説重一點，一個節目播出去好幾億人在看，引導錯了，給大家灌輸了一個錯誤的觀點，你就是犯罪！所以這個哨兵絲毫不敢馬虎。至少我現在自己沒感覺是個官，只覺得是責任。當官應該是在總參當個處長什麼的，那才是官，因為那是在指揮別人做事情。

　　孫金嶺：既然製片人僅僅是個哨兵，那為什麼還要幹它呢？當個普通記者、當個主持人不更好嗎？

　　翟樹傑：不，我沒説製片人不好。單純從"哨兵"這一點上講，當記者可能更幸福一些，做完自己的事情，就行啦，不需要承擔責任，而且只要我賣力，工資不比現在少。至於當主持人，就更輕鬆了。説主持人輕鬆，就在於他比較超脫，只考慮站在一個局外人、一個評論員的位置上把節目要表達的東西告訴給觀眾就可以了，而且又比較容易實現自我，因為你的觀點就是記者的觀點，你的觀點就代表媒體和欄目的觀點，這是一個很光榮的事情。尤其是主持人挺有誘惑力的，混個臉熟，而這個臉熟還挺管用。哈哈，你走到馬路上被警察截住的話，警察認出了你，就可以不罰你的款；買傢具砍價錢都可以多砍一點下來；再比如今天我去借資料錄像帶，因為時間非常緊張，來不及找上級簽字，那個磁帶庫的保管員就借給我了。一般情況下，這張熟臉使你工作、生活得到了很多方便。當然這些現象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在西方法治化國家，這種便利是很少會有的。

　　但是做主持人與做製片人比較，也有他的弱點。他在節目的先期製作中，不能主動地參與自己的智慧，他只需要站在很高的視角做一些評論，把我們的節目提升一下就可以了。從這個角度來講，他肯定不如製片人現在起的作用大。再者作為一個主持人，他也會給你帶來很多不便，説實在話，他會失去很多老百姓自由自在的東西，比如你在街上跟人家發生了矛盾，就不能作為老百姓平等地吵架，因為你要顧及形象，哈哈哈。

　　所以我説製片人像"哨兵"不像官，不是説他不重要，不重要為啥大家都願意幹呢？只是説他的責任感更像哨兵一樣重大。

　　孫金嶺：那你現在三者的優點與好處合而為一，是不是更好了？

　　翟樹傑：我很感謝評論部給了我這樣的榮譽與信任，這也證明我當年放棄優越的既得利益來尋找廣闊的發展空間的選擇沒錯，是值得的。該得到了都得到了，剩下的就是自己如何努力去對得起這份信任與榮譽了，這個時候我想説的還是那句話："頭兒，什麼時候播出？"

　　孫金嶺：當了製片人，你對《焦點訪談》今後的發展有過思考嗎？

　　翟樹傑：我時時在想。

　　孫金嶺：可以説説嗎？

　　翟樹傑：我沒來的時候，就覺得《焦點訪談》的門檻比較高，需要仰視，現在依然比較高，而且大夥兒的自我感覺可能還更高。現在我們的記者下去，省裏邊的領導接見一下，陪你吃頓飯，是常有的事，我過去做了那麼多年的軍事記者，連見一個縣級市的副市長都見不著。這不是我們記者高，實在是《焦點訪談》以它卓有成效的業績使自己鶴立雞群了。節目是越做越大了，但是切記不要忘了老百姓。站在宏觀的視角，經常做一些民生的節目，貼近老百姓的生活，反映老百姓的所思所想，這應該是我們《焦點訪談》的一個方向。如果失去了最基層的老百姓，我們就會瞎費勁。因為，我們畢竟不是僅僅做給機關幹部、領導幹部看的節目，我們是做給觀眾看的。

　　另外，現在從機制上來講，《焦點訪談》比較成熟了，但是也帶來一些新的問題，那就是如何應對人員老化、完成更新換代的問題。當年《焦點訪談》剛開辦的時候，大夥兒都三十歲上下，現在都接近40歲了，有的40齣頭了，這些老記者怎麼辦？《焦點訪談》的機制，無疑是前衛的，我們現在又面臨了一個前衛的問題，那就是如何讓我們的欄目具有活力，保持活力，又要讓我們這些老記者，老有所圖，老有所為，自然也包括老有所養。解決好這個問題對於穩定這支優秀的新聞隊伍十分重要。不能説這些人老了，50歲了都用，也不能説這些人都淘汰，真的需要規範起來，做到未雨綢繆。

　　孫金嶺：你是在從自身的角度來考慮這個極其現實也是迫切的問題嗎？

　　翟樹傑：是，我1997年辦聘任手續的時候，正好40歲，很多人就説，翟樹傑呀，你這麼大歲數，還砸掉鐵飯碗，你為什麼呀？提出這個問題，可見當時的歲數已經不小了，到現在雖説身體還好，不比30歲左右的年輕人差，無論跑、跳、耐力、熬夜，這種長時間連續工作的壓力，我都不怕，但是你畢竟不小了，你不走或者你不出去，年輕人就進不來。這些問題不能不考慮了。如果形成一個規範而和諧的機制，那不更好？

　　孫金嶺：哈哈，年紀大了可以當官呀！你現在不是已經是製片人了嗎？你如果不能滿世界的跑了，你可以指揮年輕人多跑去呀？

　　翟樹傑：難道是所以年紀大的人，都來當官嗎？那樣與過去的機制又有何不同呢？我們還改革幹什麼？

　　孫金嶺：開個玩笑。既然如此，你在《焦點訪談》機動組想實現一種什麼樣的目標呢？

　　翟樹傑：顧名思義，機動機動就是隨機而動，機動組是為應對突發重大事件而組建的新機構，對此，作為機動組的製片人，我不敢有忘，惟有踏踏實實、兢兢業業才能不愧對大家對我的期待。梁建增主任在組建機動組的時候，沒有採取簡單機械式的從各個部抽人來集中的辦法，而是重起爐灶另開張，來的都是新的年輕人，二十六七歲左右，沒有一個老手，只有我是老手。這當然給我這個製片人造成了很大的壓力，但同時也帶來一個非常好的開端，因為一張白紙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現在組裏有的人已經做得有模有樣了，想想看這些人再過幾年該有多棒呀！我們可以做其他幾個組的後續部隊和生力軍了。能在短時間內把他們培養起來，再用幾年時間把他們培養成比較合格的記者，一個對《焦點訪談》有用的記者，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我發現了，我一離開電視一定是一事無成的，做生意沒興趣，搞人際關係會很累，坐辦公室更坐不住，既然電視是如此的適合我，而我自己又是這樣地喜歡電視，那幹嗎還要産生什麼分外之想呢？做電視雖然很辛苦，但是畢竟在辛苦的行業裏，它能夠讓我全身心投入地愛一次，這不是一種幸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