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會客廳》2003非典記憶(1月1日播出)

央視國際 (2004年01月01日 23:31)

　　CCTV.com消息：2003年離我們而去，回頭看這一年的時間，可能對所有人來説，馬上想起兩場戰爭：一場戰爭在遠方，有硝煙；一場戰爭在身邊，沒硝煙。

　　

正是因為在我們身邊的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真實地在我們的生活中停留了那麼長的時間，所以我們每個人在回頭的時候，恐怕記憶都是特別深。而且人們在一生之中可能會時常想起這個特殊的年份。

　　今天《新聞會客廳》請來了三位客人，他們三個的名字與我們那一段記憶緊緊聯絡在一起。第一位是鐘南山院士；

　　第二位是吳海濤，這個名字可能不熟悉，但是説他是8月15日那一天北京最後出院的8名非典患者的話，您可能一下子就覺得，“哦，我知道”。

　　第三位是賀延光，《中國青年報》的攝影記者。是他在國慶觀禮中拍下了《小平您好》那張照片，為我們記下了那麼生動的畫面。而今年非典的時候，他在地壇醫院拍了大量照片，其中尤其是地壇醫院搶救丁秀蘭醫生的整個過程，直至丁醫生去世，他都記錄下來了。

　　記者：延光兄，如果要是從觀眾的猜測或者從我的猜測，可能都是這樣一個記錄，記者每天面臨很多的事情，一個新聞事件一過去馬上投入下一個事件，這是不是意味著離開地壇醫院之後，你所有的生活跟非典一點關係都沒有了？

　　賀延光：不是，非典在我的採訪中，可能我永遠都忘不了，刻骨銘心。這一段天涼了以後很多人都擔心非典會不會重來，很多朋友也問我，好像我採訪了一次我就有什麼經驗一樣，很多人都問。

　　記者：你一提起這個話題很多觀眾朋友很擔心，新加坡一例沒太擔心，到了台灣這一例，大家突然很擔心了，現在似乎也有不同的聲音，同樣也有專家認為有可能再來。但是我注意到您的聲音説，在那麼大規模的來根本不可能了，幾例有可能，您能不能給我們解釋一下您的這種判斷？

　　鐘南山：那麼我還是這麼一個看法，就是任何的傳染病不會一下銷聲匿跡。但是不會形成一個大的疫情。因為剛才也説了，就是説所謂的四早，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那麼有這麼一個基礎，全國各個地方都有的話，我不相信它會有大規模的疫情到來，不會的。

　　記者：有了您的這一番解釋的時候，我們會更放心地回憶我們經歷的那一段日子，有一個問題是共同的。在你們三位的記憶當中，非典的那一段時期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什麼樣的記憶呢，先從海濤説起，如果一提起那段日子，您馬上想到的是什麼樣？

　　吳海濤：是一個恐慌吧。我出來以後寫了一段東西，我得病前，就是我第一次把SARS作為一種疾病輸入我的意識的時候，它已經在神州大地流行了，那時候非常緊張，工作也沒有心思，大家每天都在傳播各種小道消息，我愛人也是，從放假回家，在家裏邊每天給我彙報，搶購這個搶購那個，我還笑話她你不要這樣，過兩天我就進醫院了。

　　記者：醫院裏的記憶是什麼樣的？因為在這四位裏頭，你是唯一一個以患者的身份經歷了那一段日子。

　　吳海濤：我的感覺是最深刻的。我是5月27號，從朝陽醫院轉到宣武醫院，因為病加重了，加重以後我非常沮喪，躺在醫院的時候，這時候就出現很多幻覺。因為什麼幻覺呢？就是自己心情特別無助，感覺到這個事，因為那個時候醫生好像對我也是盲目無措，不知道怎麼辦。

　　記者：拋棄了？

　　吳海濤：不知道我病情怎麼樣，因為我最依靠的是醫生，但是看到醫生很無措的神情時，我就被拋棄了，沒有任何幫助。這時候我感覺到我是在另外一個世界，因為那時候所有的大夫和護士都的是一身從頭到腳全是白衣服，連眼睛都是用了厚厚的眼罩，他們在我心目中已經失去了一個人的概念，他是一個符號，就是一個護士，可能就是一種天使，他們就在我身邊忙來忙去，就像天使一樣飄來飄去。

　　記者：無意識中像幻覺。

　　吳海濤：那時候就是幻覺。

　　記者：那麼長時間住院，尤其是你成為最後一批出院的患者，內心的壓力多大？看到一個又一個的出院了。

　　吳海濤：特別到最後，當然我的同事都安慰我，説你都熬到現在了，就像孫徵説得一樣，都熬到現在，你就熬到最後一個，你不是第一個就成為最後一個吧，反正還能被人記住。但是到最後，我記得北京宣佈雙解除的那一天，看電視時，我那一刻感覺到，我挺為北京驕傲的，但同時我覺得這場戰爭已經消失了，但是我感覺我是這個戰爭的一個斷後者，在戰場的一角還和敵人死搏那種感覺，好像大部隊已經不理我了，一瞬間的感覺。

　　記者：我聽説你創造了一句名言，當我走出醫院的時候，我聞到大街上的汽車尾氣都覺得特別好。

　　吳：是是是，當時我出院以後第一天我愛人就説你想吃什麼東西，我説你看著辦吧，她就帶我去了。我就被她帶著，就跟一個母親帶著小孩一樣穿過馬路，然後走到餐廳裏邊，她給我點菜。我覺得我必須仔細地觀察她，因為我已經很久不適應生活了，我看她的一舉一動，我看她怎麼，我説我在裏邊呆了那麼長時間是不是外邊都改變規矩了。我覺得出來以後那種好奇心，那種急切地融入社會又害怕被這個社會拋棄的感覺特別強。

　　記者：這張照片當時很多的媒體都用了。是在搶救丁秀蘭的時候，這是丁秀蘭醫生的手，這個手你當時敘述她救過無數的人。

　　賀延光：你知道在醫院裏邊，轉到地壇醫院的很多病人，從人民醫院轉來的，那些病人的病例也轉過來了，就是丁秀蘭簽的字，就是她接診的病人，但是她是一個挽救病人的手最後鬆開了。

　　記者：其實給我震撼最大的還不是這張照片，是這一張，病人已經不幸去世了，一個醫生特別無助和沮喪，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哭，是不是在罵自己。

　　賀延光：一個禮拜以後我見了這個郭主任，我當時拍了他不知道他叫什麼，我也不知道他是誰，他也不知道我是誰，我們後來在飯桌上聊天，聊完了他還以為我是別的醫院的醫生呢。因為有很多醫生來支援。一個禮拜之後我才找到他，我就問他，我説郭主任，當時您是不是也掉淚了，他説能不掉淚嗎？他説你知道我們那個劉子君大夫，一個麻醉師忍不住了，跑到走廊裏失聲痛哭。死者的孩子就在隔壁的隔壁，我當時就覺得這個畫面給我的感覺，生命與死亡，責任與無奈交織在一起。

　　記者：這個死難者他後來的故事，他的家庭故事，你是否也了解？

　　賀延光：非常了解。他大學是學醫的，他在班裏邊是個班長，他的同學都是在北京市衛生系統的骨幹，大家都動員起來要為他想辦法，但是你能想到嗎，就是住不進醫院，一張病床都沒有。最後好不容易地壇醫院擠出一張病床，他説讓我兒子先進來。

　　記者：他兒子也得了？

　　賀：他兒子。他兒子最後治好了。但是這個故事是非常悲傷的。

　　記者：鍾大夫，你經過非典之後，在大家的心目當中是一個硬漢的形象，剛才我們在放這張照片的時候，您一直都沒有看這張照片，而且感覺是有意識的。

　　鐘南山：我很理解這些大夫當時的心情，因為他們付出了很大的勞動，他們盡了他們的力量，但是沒挽救過來，那個時候的心情是很複雜的。

　　記者：很少有人知道那段時間鐘院士的家庭是一種什麼狀態，我當時感覺所有的人都需要你，那個時候我想家人也需要你。家人當時是怎麼看待你？

　　鐘南山：特別我記得是在2月底的時候，那時候我因為連續大概有38到40個小時沒睡，那時候我病了。左上是肺炎，也發燒，首先可能考慮是非典。在家裏邊治療，她也一直在照顧我。不過我自己看，因為我經過了，打3、4天的點滴之後，再一復查沒了，所以我想不是。因為非典不會那麼重的，所以我想不是。但是這個時間恐怕她對我的身體，還有對我的精神上的支持，那是非常大的。

　　記者：海濤，我聽説您現在打算要做一個康復者的網站是嗎？

　　吳海濤：一直有這個想法，出院以後，我因為想知道自己康復有什麼其他的途徑沒有。

　　記者：出來之後是不是別人都覺得你正常了，但你是不是經歷了一種新的病患，包括你觀察你的病友？

　　吳海濤：有。我這個心理上的不僅僅是對患者個人，包括對患者的家屬，因為在我身邊有很多和我一樣年輕的病友，20多歲30多歲，這個時候我覺得他父母又重新投入了一個撫養孩子的過程。本來這個孩子可以走出校門走出社會了，但是因為這個病重新失去了工作，或者重新失去了健康，重新需要這些父母的關心和關注。我覺得他們這時候，一個人的，他的身體的苦痛在他母親那兒它會加倍的。

　　記者：所以你辦一個網站很想跟這些人交流，因為他們心裏需要。

　　吳海濤：康復是兩方面的，這個網站想提供一些治病的信息，更多是想提供大家一個交流、傾訴的場所。

　　記者：是不是有時候還有一種恐懼呢？現在？

　　吳海濤：是一種不自信吧。現在因為身體的機能受到很大的損害。所以現在好像稍微咳嗽、發燒都覺得……

　　記者：比別人的擔心程度大好幾倍。

　　吳海濤：對。

　　記者：因為非典花費大嗎，能不能負擔？

　　吳海濤：因人而異，病情不同，每個人的家庭環境不同，工作環境不同，社會背景的不同。依我個人來説，我目前還可以。但是在我身邊接觸的很多人，有的是夫妻雙方都得了，但都是下崗職工，都是退休老人，他們我覺得真是需要關注，我覺得因為他們都是普通的，他們不是醫護人員，他們就是病人，他們病癒以後沒有像醫護人員一樣從戰場歸來的欣慰的滿足感。同樣他們也不能理直氣壯地向某某部門申請各種補助，他們就像普通的病人一樣掛號治療，需要更多的精力。所以，他們需要更多的關注，真的。

　　記者：海濤説完，我也想到剛才您曾經説過的那句話，這一切仿佛還沒結束，我在想這不僅僅是你作為一個傳媒人的敏感，是不是現實生活中也的確有很多例子觸動你有這樣的看法？

　　賀延光：是，一個是從醫學專業上來講，專家們還沒對SARS的成因有一個最終的説法，還在這個過程之中。有的一個家庭一下去世了好幾個人，我就想我們過春節的時候，我們可以興高采烈、歡天喜地，對這樣的家庭，當他迎接第一個春節的時候，心境跟我們可能不一樣。我們應該想到他們。

　　再一個，我總覺得，等這個事情完全結束以後，我們真應該給所有的死難者、醫務工作者、普通的病人，給他們一起立一個紀念碑，把所有死者的名字刻上。因為SARS對我們來講不光是一場疾病，它對我們整個社會文明程度、健康取向，它真是一次檢驗。

　　記者：鐘院士是否有的時候會想念和思念您的那些病人，不管現在是不是完全都已經康復了，還是有的都已經走了？

　　鐘南山：有，有。這個是我們常想到的。因為SARS過後，這一群人我一直在隨診，一直在來看，我很了解他們的心理。有一個老師他好了以後，過了4個月，到7、8月份到我的門診的時候，他還戴著口罩。我説你為什麼還戴著口罩，他説怕傳染。我説怕你傳染給我，還是怕我傳染給你。他説他的心理還是負擔很大，因為他是老師，到了學校的時候，其他老師對他有點敬而遠之，學生見了他，見到就跑。實際上他出院以後根本沒有傳染性。另外也看出，不管是社會或者是他個人，心態還沒有完全的平衡過來。在香港有人把它叫做SARS後綜合徵，就像海灣戰爭綜合徵一樣。實際上這種綜合徵集中體現在病人本人的焦慮，對一些動靜的恐懼，對自己沒有信心。

　　這個來説，我想通過這一段的實踐，不見得。因為SARS以後不外乎是幾種後遺症。一個是肺功能。肺功能，現在我們的最終觀察，97％都恢復了，3％是原來很重的，現在恢復是很慢很慢，但是能慢慢恢復。再有一個是股骨頭壞死。但是股骨頭壞死，首先要確定是不是股骨頭壞死，因為診斷有一個非常嚴格的標準，有的病人好了以後關節疼，有的是滑膜增厚，有的甚至是關節有點積水，那都是SARS以後的一些表現，這不是壞死。另外，有的是股骨出現有些水腫。這個水腫有些情況不見得就是壞死。所以我想應該很嚴格地來進行甄別，這是一個首先，因為戴上一個帽子就心理負擔就很大了。

　　記者：對於2003年，一想起非典馬上就會想起那一段日子，雖然不堪回首，但是在不堪回首中也有一些美好的東西，突然誕生了一些好的習慣，甚至就用“誕生”這個詞都沒錯。比如説洗手會洗得非常乾淨，親朋好友之間透露一些非常溫馨的東西，然後鍛鍊身體等等。賀兄有沒有觀察到這一段時間又有了一些變化，有些東西好像又被我們丟掉了，你覺得哪些東西應該是被留下的？

　　賀延光：人和人之間的一種關愛應該留下。我知道有一個病人，她和她的女兒她自己跟我講是有代溝，平常很僵，就是因為她得了病，母女關係大為改善。她給我看她女兒給她寄的一本書，第一頁上就寫了幾個字，“媽媽，我愛你”。這個病人給我講的時候淚流滿面。

　　記者：代溝一下子就消失了。

　　賀延光：後來我出來以後見過她女兒，我覺得人和人之間的感情，可能在一個大的事件中都會受到重新的檢驗、重新的組合，我們希望把好的東西留下來。

　　記者：海濤，生活中突然來了一個你原來根本想都沒有想到的非典，你也像天外來客一樣，在你的幻覺中又來到了這個世界，那麼多穿著白衣服的人，你都覺得很恐怖。過去了這麼久之後，你發現你的生活被非典改變了什麼？感悟了什麼？

　　吳海濤：感悟，我覺得，人在自己身體健康的時候應該非常珍惜它，真的。

　　記者：這是發自內心的。

　　吳海濤：發自內心的，因為我在地壇住的時候，有一天我有非常深的感觸，因為地壇在我住院不久就開放了，地壇醫院旁邊就是地壇體育館，我常到那兒踢球。雙解除之後很快就開放了，我還在住院，也許是人的運動器官壓抑了很久，所以從早晨7點就有人，晚上10點還有人，吵得我睡不著覺。有人踢球，那種健康的聲音對我刺激很大。

　　記者：我們看一張照片，這是我們的鐘院士在兩年前拍的一張照片。説句良心話，現在鐘院士的體型水平我達不到。首先我的啤酒肚已經出來了，遠遠不如他。今年我在一個雜誌上看到了一個報道，就前不久，鐘院士奔70去的人了，還在堅持打籃球，從背後看鐘院士特別專業的打籃球，絕想不到他是奔70去的一位院士。尤其是經歷了非典，您怎麼看待健康生命和運動？

　　鐘南山：大家更加喜愛戶外的活動，更加喜愛運動、鍛鍊身體，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轉變。

　　記者：非典給您留下的感悟是什麼？除了科學方面？

　　鐘南山：我想剛才賀延光老師説的非常對，非典帶給人的是真情和溫暖，在那個時候是看出人們是如何互相的關愛。那麼這個時候也能看出來，在困難的時候，這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一個互相愛護的一個感情。而且在那個時候，作為我搞醫生醫務的人，在那個時候也看出醫護人員真正的本質。

　　記者：之前的醫患關係已經到了一個很不理想的境界。

　　鐘南山：很不理想。現在最近的民意測驗，在廣州又進入一個很不理想的階段。總的來説，我們政府國家對衛生的投資是很少。而且衛生的資源分佈是很不平衡。所以，造成了一些醫院的費用比較貴，老百姓負擔不了。這樣的話，同時醫院為了生存，它很多要靠自己的經營。所以，這裡頭會産生很多企業的或者是商業的運轉模式。所以，這個單純是考慮醫療態度是不能夠解決問題的。

　　記者：我想在即將結束的時候，每個人一句話，假設給你一個萬能的本領，現在神通廣大，你可以因為非典做一件事，你最想做的是什麼？

　　賀延光：我們希望把好的東西留下來。

　　吳海濤：讓社會更多關注那些受害的普通人。

　　鐘南山：找到治療病毒的最有效的方法。

　　記者：如果要是我也有這種可能的話，那就是讓所有的悲劇和錯誤都能在未來不再發生。

責編：趙瑋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