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空連線]律師在場權

央視國際 (2003年11月10日 13:23)

　　CCTV.com消息(時空連線)：從外部看，北京市海淀區看守所跟其他看守所相比，同樣是高墻電網，戒備森嚴，但是不同的是，這個看守所的高墻內正在悄悄進行一項特殊的試驗。

　　犯罪嫌疑人趙某因涉嫌盜竊同學一部手機被拘留，現在正要接受第一次提審。而在問訊室裏，除了犯罪嫌疑人和預審員之外，還有一位律師。

　　律師在看守所值班，在我國是沒有先例的。犯罪嫌疑人被拘留後的第一次訊問，原本是一個相對封閉，秘密的階段，對於律師介入案件的時間，我國刑事訴訟法第96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察機關第一次訊問之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諮詢，代理申訴、控告。為了明確這項規定中的“第一次訊問之後”具體是什麼時間，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等六部委又聯合出臺司法解釋：在犯罪嫌疑人被拘留後的48小時（重大經濟案件5天）之內，可以聘請律師。

　　這項為確保犯罪嫌疑人權利的第96條規定，在現實中執行起來卻是困難重重。由於偵察機關擔心影響偵查工作，一段時期律師會見當事人受到很多阻力和限制。為此，2003年北京市專門做出強制規定，律師提出請求會見當事人的48小時之內，公安機關必須予以答覆。這就表明，即便是在刑訟第96條執行情況比較好的北京市，通常情況下，律師會見當事人最快也只能在48小時之後。而按照法律規定，就在這期間，偵察機關必須對被拘留的人進行第一次詢問，那麼，這48小時之內，犯罪嫌疑人的權利如何保證呢？

　　儘管律師在場確實能夠起到見證的作用，但是參與試驗的各方都認為，律師應該在其中能夠真正起到法律諮詢和服務的作用，目前海淀分局的試驗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那麼，如果這個試驗一旦形成制度化推廣，將會給犯罪嫌疑任何公安機關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呢？

	律師請嫌疑人在材料上簽字

　　主持人：接下來我們將連線三位嘉賓，我們的這三位嘉賓，第一位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研究中心主任樊崇義，他直接參與了此項試驗；第二位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副局長 金志海,金局長旨在實行實驗；第三位北京中孚律師所著名律師錢列陽。錢律師，見證律師在參加第一次詢問的時候是不説話的，那麼他起到什麼作用呢？

　　錢律師：見證律師在場的作用，就是如果説在法律上有什麼問題，犯罪嫌疑人向律師發問，律師是可以回答的。但是一般來講，現在由於還屬於試驗階段，很多犯罪嫌疑人，針對法律專業的這些問題可能還沒有完全意識到可以問律師，所以如果是犯罪嫌疑人有問題，他是可以回答的，但是他一般不主動提出問題，不主動説話。

　　主持人：我想問一下金局長，是這個試驗也有一年多的時間了，在實際辦案的過程當中，您覺得這個律師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

　　金局長:律師見證在場還有一條，對我們民警也有一個監督的作用，確實有些犯罪嫌疑人審訊當中，他的態度是不好的，往往還有些人甚至會激民警發火，在有些情況下，個別民警就會做出一些超出法律的規定，另外還有的民警急於想拿下案子，也會出現引供、誘供這些情況，那麼有律師在場，對民警來説，也是一個監督。還有就是犯罪嫌疑人，有律師在場，他們的心情不一樣，可以消除他們一種恐慌的心裏，過去的一些宣傳方面，造成一些犯罪嫌疑人對公安機關有這樣那樣的想法，見了民警甚至一詢問什麼就哆嗦，現在有律師在場了，就消除了犯罪嫌疑人緊張心理，因為律師在場，確實是可以保證犯罪嫌疑人的這種基本的權利，他的恐慌心裏消除之後，對他如實的陳述犯罪的事實，講清罪輕罪重，有罪無罪這些事實，他都可以如實的講，這就更有利與我們去把案件查清楚。

　　主持人：金局長，比如説您平時對一個犯人進行審訊的話，你們不希望他越緊張越好嗎？他越緊張，你們越能夠問出實話嗎？

　　金局長：緊張的時候，有的時候反而倒説瞎話了。

　　主持人：一個律師都是為當事人服務的，像在第一次詢問，在場的見證律師，他到底為誰服務的呢？為公安人員服務？還是為犯罪嫌疑人服務的呢？

　　樊教授：我們這個項目的根本目的，還是在保障訴訟的質量，保障訴訟當中嚴格的依法來辦案，特別是嚴禁刑訊逼供，它的身份的定位，還是為犯罪嫌疑人來服務的，來提供法律幫助的。

　　錢律師：一個犯罪嫌疑人在被採取強制措施以後，因為他往往不是學法律的，他也不懂這方面的東西，突然陷入到一個情緒的低谷中，非常恐懼，在這種時候，任何一個公民，他實際上最需要的是一種法律上的專業人士的幫助，律師的介入，實際上反映出了法律的兩重性，法律的兩重性大家都知道，就是保護和打擊，保護往往更多的時候落在律師的身上，他應該對我犯罪嫌疑人實施的是最初的法律上的專業上的，提供專業性的保護和幫助。

　　主持人：樊教授，您覺得從客觀上來講，在這個第一次詢問的過程當中，邊上有一個律師的話，會給公安人員蒐集證據帶來影響嗎？

　　樊教授：這要兩分法來説，從嫌疑人來講，他認為確實有一個律師在身邊，就消除了緊張的心裏，他自己能夠心平氣和的，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這是一個方面來考慮了，同時有律師在場嘛，刑訊逼供啊、拍桌子啊，瞪眼睛啊，一些不文明的語言呢來搞這個逼供、誘供、騙供啊，這些做法也都沒了，從這個角度來講，我覺得對公安機關查清案件事實，客觀前面的收集證據，將會有很大的幫助。但我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講，是不是由於律師在場，他該一切都靠律師了，我不講了，有沒有這樣的情況呢，個別情況也可能有，我們經過這兩個的權衡啊，經過我們試驗這將近一年的情況來看，大家都希望律師要是在場，更能保證口供的質量，開始的時候，大家有所抵觸，你有律師在場，有律師給你撐腰，我就不説了，或者就編瞎話了，實際經過我們這幾百個案例的試驗，已經證明，這種心裏這種看法是沒有太多的根據。

　　金局長：一開始的時候，應該説，民警還是有一些不同的認識，但是經過實驗之後呢，我感到，最大的變化就是民警的執法觀念上開始逐漸的發生了變化，就是比如説對待律師的態度説，過去是採取一種拒絕敵視的態度，因為我們在審訊犯人，這個律師都是為犯人説話的，影響工作的，在這次實驗的過程當中，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應該説我們的民警更加理解了律師在訴訟當中起到的作用。

　　主持人：我們雖然沒有直接參加過對犯罪嫌疑人的這種詢問，但是我們看過很多的電視劇，看到的情況都是這樣，就是趕緊問，問出來之後就能根據犯罪嫌疑人的這個口供來尋找證據了，這恐怕是公安破案的一個非常常用的這個手段。

　　樊教授：長期以來，我們受口供罪的影響，好像總是把拿口供作為一個重點，特別是第一次口供是突如其來的，打他個措手不及，好像這個口供的價值就更高，這裡頭有一個很大的誤區，應該説以往比較重視的是口供，通過口供來拿案子，那麼現在我們的觀念在轉變，我們工作的重點也在轉變，逐步的從口供和其他證據並重，即使你沒有口供，但是我們證據足夠和充分，照樣可以給犯罪嫌疑人定罪。

　　主持人：我們也會記得所有電影的場面當中，八個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那現在經過這個實驗之後，這八個字會變化嗎？

　　金局長：作為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個審訊政策是不會變的，但是作為我們工作的方式模式，隨著我們時代的進步，我們也在不斷的變，過去為什麼會出現刑訊逼供啊，那就太重視口供，或者是口供是證據之王，所以就老圍繞著口供去工作，拿不下來，就採取了不正當的手段，那麼現在呢，隨著社會的進步，我們的工作在蒐集犯罪事實方面，就不僅僅是口供，還有很多的物證、實物、證據來作為定罪的依據，這樣反而更可靠。

　　主持人：那我們現在這個話題就説多了，這個實驗未來的走向會怎麼樣？它的終極目標是什麼？樊老師您的意見呢？

　　樊教授：現在做這個階段，僅僅是一個剛剛的開始，就是先打進來，派人派進來以後，怎麼把它做好啊，我們還有大量的任務啊，留在後面呢就是不光是有預示在場，而且律師在場還有一定的錄音錄像，這個錄音錄像，將來可以的話，都要交到法庭上，包括律師的定位問題，權利問題啊，都已經納入到我們項目的視野，實際上這樣一個定位，是從一個表面現象來講好像起到一個見證的作用，實際上從我們長期來講，還是一個受犯罪嫌疑人委託的律師，目標，奮鬥就是要把律師的值班制度，錄音錄像制度，在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塊土地上，逐步的建立起來，使我們這個民主與法制的進程，往前推進一步，

　　主持人：金局長，我們可能會在電影裏看到這樣的話，説犯罪嫌疑人，説你讓我的律師來，如果我的律師不來的話，我什麼都不説，那這個試驗在往前走的話，會走到這一步嗎？

　　金局長：應當説呢，你説到的這種情況，都是在國外的一些電影裏看到的，我們現在的司法改革也在探索，國外一些獲得經驗我們要吸取，我們還要探索符合我們中國國情的刑事訴訟的制度。

　　錢律師：這個問題，在刑事法學的理論上，十幾年前就已經開始探討了，這兩年也探討的比較深，但是我覺得呢，就是説，作為一個刑事政策，一個國家的刑事法律政策，它永遠是打擊和保護這兩層中心的綜合，我們以往的傳統是偏重了打擊，忽略了保護，那麼我們今天所發展的趨向，是逐漸加強保護，哪怕是一個十惡不赦的人，他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也應該受到法律對他的平等的對待，而我們律師的介入，實際上就是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不受非法的剝奪，

　　主持人：這個試驗到現在已經進行了一年多的時間，並且還在往前推進，那麼他的終極目標呢，就是要更加凸現法律的保護功能，犯罪嫌疑人也應該受到法律的保護。而這個試驗推進的過程，也讓我們看到了司法文明前進的腳步。

責編：張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