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華日軍暴行再添新鐵證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2025年新徵文物史料對外公佈

　　央視網消息（央視網記者 顧津溶 劉穎）：在南京大屠殺慘案發生88周年之際，一批反映侵華日軍罪行的文物史料入藏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12月5日上午，紀念館舉行文物史料捐贈儀式，日軍信件、日軍佔領南京後的照片、南京保衛戰犧牲軍醫檔案、日軍“花見部隊”相冊、英法文刊物等13件（套）文物史料及主題藝術創作對外公佈。

　　日軍信件：加害者自己記錄的暴行

　　兩封日軍信件以加害者的視角揭露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其中一封由日本友人捐贈，是侵華日軍國崎支隊步兵第四十一聯隊士兵村田芳夫於1938年1月8日寫給父親村田龜太郎的4頁家信。經考證，村田芳夫所屬的“國崎支隊”原隸屬於日軍第五師團，佔領南京後在江浦、浦口、江心洲等地實施了大屠殺。

　　村田芳夫以滅絕人性的輕鬆口吻，記述了部隊佔領南京後屠殺中國俘虜的情況：“南京有一座很有意思的死刑棧橋，每天都在用日本刀斬殺或射殺中國敗殘兵或傷兵，並且把屍體全部拋入揚子江沖走，真痛快。”根據1978年日本發行的《福山聯隊史》收錄的戰死者名簿記載，村田芳夫的家庭住址與信件收件人地址一致，其於1938年4月16日在中國戰死。

　　“這封信是一份加害者在南京大屠殺發生期間記述日軍屠殺和處理屍體罪行的鐵證。”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國家記憶與國際和平研究院研究員王衛星説，“村田芳夫甚至使用了‘很有意思’‘真痛快’這種毫無人性的表述，顯然，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日軍將殺人視為一件輕鬆愉快的事。”

　　另一封信件由徐州高中生於聹鵬捐贈，是一名叫“山川”的日軍中尉，於1937年12月18日寄給日本福島縣“山川德太郎”的信件，正面蓋有“南京陷落紀念”郵戳。信中寫道：“……我們的目的地，首都南京，終於在13日被我們攻佔了。在17日舉行了盛大的軍司令官入城式，我們接受了檢閱。請告訴正人君，我發現了最貴的麻將，我將作為特産送給他。”

　　根據信件中出現的“橫尾部隊”“山川中尉”等信息，經考證，此“山川”為侵華日軍第十三師團山炮兵第十九聯隊第三大隊第九中隊中隊長山川儀仁，其軍階為中尉。該大隊於1937年12月12日從鎮江出發，沿長江南岸一路攻佔烏龍山炮臺，駐紮在南京幕府山附近。

　　國家記憶與國際和平研究院研究員孟國祥參加了對該信件的研究考證工作，他表示，《南京大屠殺——日本士兵的戰場日記》一書中，與山川儀仁同屬日軍第十九聯隊第三大隊的士兵目黑福治，在1937年12月17日的陣中日記中明確記載了“午後五時，去執行任務，槍殺敵兵約一萬三千名。”該大隊的另一名士兵黑鬚忠信也在日記中記錄了其12月16日在長江邊屠殺俘虜並“用刺刀恣意刺殺”的行徑，“因此，該信件雖然只記錄了他參與12月17日南京‘入城式’以及掠奪‘麻將’的事實，但山川儀仁及所屬大隊確證參與了幕府山大屠殺”。

　　歷史照片：定格南京淪陷後情景

　　由來自河南的黨小舉、黨彪父子捐贈的8張珍貴歷史照片，真實定格了日軍佔領南京前後的情景，部分照片附有拍攝時間與文字説明。

　　這組照片包括1937年12月14日、15日被日軍炮火破壞的南京中華門、中華西門、南京城墻、長干橋等標誌性建築，還記錄了12月17日日軍南京“入城式”的場景，以及12月12日“工兵野口部隊土屋隊”實施爆破的侵略行徑。其中一張標注“南京一眼望去的道路 從中華門直行右轉就到市政府”的照片，右側建築正是如今位於太平南路和建康路路口東北角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舊址。

　　特別是一張背面標注“南京唐山路（今中山碼頭附近）宿舍附近 孩子乞討的實況”説明詞的照片，清晰記錄了日本侵略者佔領下南京孩童沿街乞討的悲慘境遇。

　　這組照片直觀印證了日本侵略對南京造成的毀滅性破壞，以及戰爭給平民帶來的深重災難。

　　殉國將士檔案：還原南京保衛戰軍醫生平

　　南京保衛戰中犧牲軍醫麥子莊之子麥迪堯，捐贈了反映父親犧牲情況的三份珍貴檔案：1940年7月19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出具的《陸軍戰時死亡士兵乙種調查表》、1946年5月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撫恤委員會駐粵撫恤處”的撫恤申請收條，以及1946年9月28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廣州行營”的答覆函。

　　《陸軍戰時死亡士兵乙種調查表》明確記載，麥子莊為“二等軍醫佐”，隸屬“陸軍第一五六師步兵四六八旅九三四團醫務所”，籍貫廣東省南海縣（今東莞縣），1937年12月13日在南京突圍戰鬥中陣亡，犧牲時29歲。檔案還記錄了其父親麥亮明、母親蔡氏、妻子莫氏、兒子麥迪堯等親屬信息。

　　麥迪堯説：“父親早年與祖父母定居香港，後赴廣州攻讀醫科，學成後投筆從戎成為軍醫。在母親再三懇請下，他返回香港成婚，婚後便即刻歸隊。1937年12月，父親投身南京保衛戰，此後便與家人失去了聯絡。”

　　這些檔案不僅還原了一位殉國軍醫的忠勇生平，更成為南京保衛戰歷史的重要佐證。

　　英、法文刊物：以第三方視角揭露日軍暴行

　　由紀念館徵集的1938年11月22日美國《瞭望（LOOK）》雜誌，第54-55頁刊登了一篇題為“殺人為樂”的報道，還刊登了4幅揭露日軍暴行的照片。

　　美籍華人魯照寧已投身文物蒐集工作21年，這是他今年第3次來館，捐贈了一批英、法文刊物，以第三方視角為日軍暴行提供了有力佐證。

　　1937年12月8日法國《卓越報》介紹了南京淪陷前夕的人口問題，反映南京淪陷時人口規模仍然很大，“尚有百萬居民”。這與南京鼓樓醫院美籍醫生羅伯特·威爾遜在東京審判時的證詞呼應。東京審判期間，戰犯的辯護律師曾提出南京被佔領時的人口問題，威爾遜做出“人口銳減到不到50萬”的陳述。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國家記憶與國際和平研究院研究員張生説：“戰後日本右翼勢力長期以南京人口數量問題否認南京大屠殺，説當時南京人口不足30萬，不可能屠殺30萬。這份報紙是對日本右翼勢力錯誤言論的有力回擊。”

　　1937年12月18日《新聞與觀察家報》轉載了美聯社“日軍入城後南京發生大規模屠殺”的消息，當時美國很多報紙都轉載了這個消息，説明南京大屠殺在當時廣為人知。

　　1945年9月8日《紐約時報》報道了1945年9月2日重光葵、梅津美治郎在密蘇裏戰列艦上代表日本，向中國代表徐永昌等國代表無條件投降的場景。

　　老報紙：報道東京審判證人證詞

　　魯照寧還將一份1946年7月27日《道報》（北平版）捐贈紀念館，該報刊登了兩則關於東京審判的報道。《東京戰犯法庭中——衛爾生（威爾遜）陳述南京大屠殺》報道了威爾遜的出庭證詞：“日軍用汽油燒斃華人、用槍尖刺死婦孺、並強姦婦女”“日軍進入南京後數日，南京鼓樓醫院，即住滿不同傷勢之男女老幼”。《我證人詳述日軍獸行》報道了世界紅卍字會南京分會副會長、住房委員會負責人許傳音的出庭證詞：“日軍進入南京後逢人便殺”“當時南京城內不分南北東西，國人遭屠殺之慘景到處一般，城內滿街均是屍體”。

　　張生説：“這兩篇報道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社會各界人士對於東京審判和南京大屠殺暴行的關注，報道中不僅原封不動地記錄了威爾遜、許傳音在法庭上的證詞，還生動地描繪了法庭上松井石根的醜態。”

　　在捐贈儀式上，許傳音的曾外孫女、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傳承人張慶將許傳音生前使用的印章捐贈紀念館。1937年12月，許傳音以世界紅卍字會南京分會副會長身份加入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擔任住房委員會負責人，開放自己的住宅峨嵋路9號洋房作為難民避難所，還陪同約翰 馬吉牧師拍攝了夏淑琴一家受害現場影像。

　　“花見部隊”相冊：揭露日軍對中國文化摧殘

　　徐州高中生於聹鵬捐贈的日軍“花見部隊”相冊收錄了44張照片，集中反映了侵華日軍華北方面軍某部在天津設立野戰醫院的情況，照片清晰記錄了醫院化驗室、物資室、病房的佈局，以及日軍的醫療活動和醫院工作人員的情況。

　　根據相冊信息顯示，該部隊為“花見部隊”，部隊長的姓為“花見”。日軍佔領天津後，這個醫院主要設在天津市扶輪中學內，該中學創辦於1918年。照片還反映了“花見部隊”在“津浦鐵路什物庫”設置的傳染病區，以及設立於某建築內的“花見部隊分室”等信息。

　　根據1940年日本女子文苑社出版、岩井節子著《母親從軍》一書記載，作者岩井於1937年10月初抵達該醫院，擔任護士長。當時傳染病流行，醫院已集中收治了大量霍亂、赤痢等日軍病員。1938年5月，“花見部隊”主力為參加徐州會戰，離開天津開往前線。

　　孟國祥指出：“該相冊反映了日軍對中國的文化摧殘。日軍侵佔中國的學校作為野戰醫院，就是對中國教育資源的掠奪，是對中國文化教育事業的摧殘和破壞。戰時的清華大學、中央大學等，都曾經被作為日軍醫院，1945年抗戰勝利時，南京中央大學裏還有3000多名日軍傷病員。”

　　中國畫《銘記》：用藝術傳承歷史記憶

　　國家一級美術師、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汪家芳將他創作的中國畫《銘記》捐贈紀念館。“作為一名畫家，我深知自己肩負着一份沉重而神聖的責任——用畫筆為那段血淚交織的歷史創作。”汪家芳在接受採訪時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