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市民在北京奧林匹克森林公園北園觀賞粉黛亂子草。史家民攝(人民圖片)
今年十月,北京頤和園中,一隻松鼠在林間覓食。新華社記者 尹棟遜攝
北京市天壇公園內,每逢山桃花盛開的3月,白頭鵯在花叢中嬉戲,成為一道獨特的風景。
到了4月,在天壇公園一棵大樹洞內,戴勝鳥正為育雛做準備。郭俊鋒攝(人民圖片)
在今年舉行的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16次締約方大會(COP16)上,舉行了第八屆全球地方政府和城市峰會,北京被評為“生物多樣性魅力城市”。
一座人口超2000萬的超大城市,是如何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在鋼筋水泥的“叢林”中,人與動植物又該如何和諧共處?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俠客島”開展的微博直播連麥中,記者與國家林草局世界遺産專家委員會委員聞丞進行了交流。
物種多樣性是城市生物多樣性的重要參考
在許多人的認知中,北京人口眾多、道路複雜、建築密集。無論怎麼猜,這座超大城市,似乎都與“生物多樣性”不搭邊。
但事實並非如此。北京市生態環境局數據顯示,北京累計實地記錄生態系統群係136種、物種6895種;處於全球“東亞—澳大利西亞”候鳥遷飛區,有確切記錄的野生鳥類達519種。這個規模超過了全球鳥類的5%、全國的三分之一。
從專業角度來説,生物多樣性包括生態系統多樣性、物種多樣性和遺傳多樣性三個由宏觀到微觀的層次,評價一座城市的生物多樣性要考慮這些不同層面。但對公眾來説,物種的豐富、多樣,是評估一座城市生物多樣性最直觀、也最易理解的指標。
“中國有1500多種鳥,北京就囊括了三分之一,佔比很高。這是豐富的北京生物多樣性最直觀的體現。”聞丞説。他曾深度參與北京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對北京的物種十分了解。
“不光天上飛的物種豐富,水裏遊的也同樣。”聞丞介紹,歷史上,北京曾有80余種淡水魚類。由於環境惡化,數量一度下降到30多種。近幾年,北京生態環境尤其是水環境大大改善,北京的魚類數量恢復到60多種。
“我們可以從兩個維度判斷一座城市的物種是否豐富:一是這個地方現在有多少物種,就是算一算絕對數量;二是經過保護後,這個地方的物種數量是否有所恢復;與還沒有出現大規模人類活動時相比,是不是又盡可能保存了當地原有的特色物種。”聞丞説。
近年來,褐馬雞、黑鸛、鴛鴦等國家重點保護動物野外種群的數量,在北京地區不斷上升;震旦鴉雀、栗鳶、栗斑腹鹀以及叉唇無喙蘭、尖帽草等北京新記錄野生動植物也不斷涌現。
以褐馬雞為例。歷史上的北京,原本是褐馬雞的主要分佈地之一。在一段時期內,褐馬雞數量減少,甚至極少在北京現身。近些年,研究人員發現褐馬雞在北京的分佈點顯著增加,百花山自然保護區等地經常出現它的身影。這些物種的重現,既印證了北京生物多樣性的豐富,也説明當地生態系統正不斷恢復。
指標物種出現標誌生態環境向好
生態學常以某些物種在特定地區的出現,作為反映當地生態環境向好的依據,這類物種被稱為“指標物種”。
北京有6895種物種,哪些物種算指標物種呢?
北京有廣闊的山地。松鼠是山區的一種指標物種。松鼠需要依賴楓樹、橡樹等結籽兒的樹儲存過冬食物。聞丞介紹,如果一片樹林出現2至3種松鼠,説明這片森林生産種子的能力很強。在這種情況下,超過1種以上的松鼠就可以作為一個指標。北京西山國家森林公園、香山公園、百望山森林公園等地,都是松鼠的樂園。隨著城市綠化環境不斷改善,北京市區的公園裏也經常出現松鼠。
當樹木步入老年後,容易生病,啄木鳥就會來到樹上活動,主動開鑿樹洞。樹洞有時變得越來越大,一些不具備在樹上打洞能力的鳥,比如鴛鴦、貓頭鷹也會慢慢地在樹林裏出現,住進樹洞裏。“當樹林裏出現鴛鴦和貓頭鷹這類在樹洞裏做巢、體型較大的鳥時,也表明這片樹林的環境比較接近理想狀態,它的生物多樣性一定是比較好的。”聞丞説。
再來看城市綠地。鳥類、傳粉昆蟲如蝴蝶和蜜蜂等,是標誌城市綠地生態系統質量的指標性物種。“在北京,如果一個地方的生物多樣性豐富,那裏多半會有蝴蝶和各種各樣的蜜蜂。比如在故宮裏,我們會在一片花壇中看到6種以上的蜜蜂。”聞丞説,“相反,如果生物多樣性不好、生態系統結構出現問題,出現的就主要是一些雙翅目昆蟲,比如蒼蠅、蚊子。”
蜻蜓則是判斷水環境生態是否健康的重要指標。“北京有一種罕見的低斑蜻。”聞丞説,“在我國,低斑蜻曾廣泛分佈在華北、華東等地。但現在,它是極危物種。低斑蜻對環境要求極高,這使得它對於城市生態環境的指示作用超過其他絕大多數生物物種。”
如今,低斑蜻在北京溫榆河流域、鳳凰嶺,乃至靠近市區的圓明園、頤和園等地都有所恢復。有低斑蜻的地方,也一定會有螢火蟲、青蛙和其他對水質要求很高的魚類。“這是北京生態環境改善、生物多樣性提升的有力印證。”聞丞説。
2023年,北京中心城區記錄到了24種蝴蝶和29種蜻蜓,光在天壇公園就記錄到了13種蝴蝶,表明這裡是蝴蝶在首都核心區最重要的棲息地。此外,在奧林匹克森林公園也記錄到了16種蝴蝶和24種蜻蜓,是中心城區生物多樣性最集中的區域之一。
然而,也並非所有的新增物種都預示著當地環境向好。一些外來物種,比如在南方出現過的福壽螺、紅火蟻等,雖屬於生物多樣性新增的一部分,卻會對入侵地區産生危害。而另一些物種的出現,可能是由於氣候變暖影響,導致原本出現在溫帶、亞熱帶乃至熱帶地區的物種不斷北移。
保護生物多樣性城市規劃先行
北京生態系統和物種的多樣性,遠超同緯度很多區域。
“這和北京的地理位置有關。北京處在不同生物地理區交匯地帶,這使得北京的生態系統和物種非常豐富。”聞丞説。
對於一座超大城市來説,這無疑是种先天優勢。但也提出了另一重挑戰,如何保護好這些物種?
必要且首要的,是城市規劃層面——要在城市的空間規劃中為物種騰出空間。
過去20年,北京市先後出臺《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年—2020年)》《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5年)》。兩版規劃中,都提出了生物多樣性保護目標。之後,為落實《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5年)》中生態修復的要求,北京市又組織編制了《北京市國土空間生態修復規劃(2021年—2035年)》。這版規劃中,打造“全球頂級生物多樣性之都”被寫入規劃願景,編制者充分考慮北京生物多樣性恢復潛力和目標,做了定量、明確的規劃。
聞丞和團隊深度參與了這項工作。“我們系統梳理了北京歷史上有哪些值得保護的鳥類、獸類,甚至魚類。對兩棲動物、植物都做了充分考慮。比如它們需要什麼樣的環境才能生存,目前北京的哪些城市綠地、城市水體和農田、山林能滿足要求,能不能通過人工恢復,或是自然引導達到良好狀態。”聞丞説,“我們在堅實的科學基礎上做了系統分析,幾乎考慮了北京每一片土地上,能恢復哪些蝴蝶、哪些蜜蜂、哪些鳥,以及哪些水域裏能恢復哪些魚,然後根據實踐經驗,提出恢復指標物種的導則。”
在生物多樣性保護規劃的指導下,北京開展了一系列保護行動: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建設自然保護地,守護重要生態空間;持續開展污染防治和生態修復,減少對生物多樣性的威脅;開展生態産品價值(GEP)核算,並應用於生態保護補償,不讓保護生態者吃虧……
如今,北京市森林覆蓋率達到44.9%,城市綠化覆蓋率達到49.8%,公園綠地總數提升至1065個,人均公園綠地面積達到16.9平方米。正是綠色空間的不斷擴展,為北京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此外,北京的生態文明宣傳教育氛圍非常好,從小學起,孩子們就接受生態環境教育。而且北京的生物多樣性數據中,有相當大一部分都是來自關心環境和野生物種的社會組織和公眾,這非常難得。”聞丞説。
找到人與野生動物相處的“平衡點”
隨著保護力度加大、野生動物種群增長,城市裏也出現越來越多野生動物。近年來,我們常能見到野猴、野狐狸向人類討食的新聞,也能看到野豬、東北虎等闖入人類居住地,甚至還發生了傷人行為。
“隨著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一方面,城市越擴越大,不斷將不屬於城市的生態系統包到裏面;另一方面,動物也適應了人類活動,慢慢往城市裏走。在歐美的國際化大都市裏,也會出現許多野生動物。”聞丞説。“人與動物在資源、空間利用上的矛盾是一定存在的,但這個問題可以通過管理、技術和社會動員來解決。”
根據《北京市國土空間生態修復規劃(2021年—2035年)》,大中型哺乳動物恢復的空間被設定在山區,這裡人類活動較少,二者基本互不干擾。在平原區,要恢復的則主要是鳥類以及和人衝突較小的物種。“人和動物最好的關係是各得其所、各自安好,形成生命共同體,儘量減少矛盾。”聞丞説,“人與野生動物相遇,一方面可能會造成直接的人身傷害,另一方面也存在傳播人畜共患疾病的風險。”像野豬、大象等野生動物,都是對人類具有傷害性的動物。
聞丞認為,城市在建設基礎設施時,或可設置一些隔離帶或路障,讓這些可能和人類發生衝突的物種儘量不要無障礙地進城。“還是要有一定隔離,高速公路或綠地隔離帶、溝渠等,都可以起到相應作用。”
“另一方面,人類活動較少的地方,可以設法為野生動物創造生存空間。”聞丞説,“有一些破碎的空間,比如山區、郊野等被一些基礎設施隔離開的區域,我們可以做一些優化,把它連起來,讓動物能夠在城市外相對自由地活動,但進城又有一定難度。這樣就能把這些大型動物和人隔在相對獨立的區域,減少接觸的機會。”
“動物闖入城市的一大原因是為了覓食,我們要優化野生動物生存條件,儘量讓它在自然界裏就能獲得足夠的食物。讓不同物種以原有方式去生息繁衍,是人與野生動物最好的共存方式。”聞丞説。
人與野生動物在城市生存空間方面存在衝突與競爭,但與此同時,它們又構成了城市重要的自然與旅遊資源。這一點在北京體現得淋漓盡致。北京有十大觀鳥勝地,每逢秋冬候鳥遷徙季節,都能看到很多攝影愛好者前來觀鳥、拍照。沿著世界遺産北京中軸線觀光,從北邊的什剎海,到南邊的天壇,人們可以看到自由生活的綠頭鴨、鴛鴦、白鷺、北京雨燕等鳥類生活於此。這條充滿文化底蘊的城市軸線,也見證了人與野生動植物的和諧相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