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義四台：一萬年前壩上草原的“新文化”

　　作者：趙戰護（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

　　在河北省張家口市尚義縣石井鄉四台蒙古營村南，賈格生淖西側的坡地上分佈著一處重要遺址——四台遺址。遺址2004年被發現，後對其進行搶救性發掘，由於發現7600多年前的素面陶器、炭化粟、黍遺存及萬年前後的定居村落，引起學界的關注。從2020年起，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張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尚義縣文化廣電和旅遊局對其進行持續地發掘，同時不斷融入新方法、新科技，四台遺址考古不斷取得重大突破。

　　四台遺址位於河北西北部壩上高原地帶，地屬蒙古高原東南緣，是近年在冀西北地區發現的一處面積最大、保存較好、包含新舊過渡時期遺存的新石器時代早中期遺址，面積約15萬平方米，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它為我們展示了從更新世晚期到全新世中期的罕見的多層堆積。根據C14測年，四台遺址的文化遺存年代在距今10400～6400年間，是我們認識華北北部，乃至東北亞地區舊—新石器時代過渡時期的重要遺址。

　　一種新的考古學文化——四台文化

　　四台遺址第一、二組遺存（距今10400~9000年），以壓印紋筒形陶罐、陶板狀器、細石葉石器、研磨器等典型器物和半地穴房址為代表，文化特徵明確，是一種新的考古學文化——四台文化。其反映出來的區域特徵，突破了以往對我國北方區域考古學文化的認識，可能為燕山南北和西遼河流域文化根源之一，為更加全面和深入理解該地區後續考古學文化譜係及史前社會發展演變奠定了基礎，為探討中華文明起源過程提供了一個全新視角。

　　四台遺址出土的尖圜底罐，是與北方文化交流的見證。

　　目前，在四台遺址主要發現了距今10400～6400年間的四期文化遺存：第一期遺存距今10400～9000年，發現包含新舊過渡因素的新石器早期遺存，最為重要；第二期遺存距今7700～7400年，發現素面小平底筒形罐和大口鼓腹筒形罐、石鏟等新石器中期遺存，與第一期遺存及周邊考古學文化相比較，呈現出新的文化因素，且旱作農業因素突出；第三期遺存距今7300～7100年，發現了典型的裕民文化的遺跡、遺物，是內蒙古高原最南部的裕民文化遺存；第四期遺存距今6800～6400年，發現以大口尖圜底罐為代表的遺存，顯示出與更遠北方的文化交流與互動。遺址地層清楚、年代明確的多期文化遺存，對建立中國北方新舊過渡至新石器時代早中期考古學文化序列，探討中華文明的孕育過程，提供了彌足珍貴的材料。

　　遺址發現陶器殘片300余片，是同時期遺址中出土陶器數量最多的。陶器燒成溫度不高，陶質比較疏鬆，器型主要為筒形罐、尖底罐、板狀器；不僅出土有平底器，還有尖底器。紋飾有戳印的圓圈紋、折線紋及刻劃的菱形格紋，這些紋飾將燕山南北、遼西廣大地區勾連了起來，改變了我們的認識，也為此後陶器種類的多樣化奠定了基礎。

　　走近四台人的日常生活

　　考古發現，在舊石器時代晚期，華北北部的人類主要居住在泥河灣盆地及其周邊的洞穴中。到了新石器時代早期，人類開始走出洞穴，來到相對開闊、水源充足的臺地上，開發更為廣闊的空間，發展農業生産活動。四台遺址就是人類由穴居生活向定居生活過渡的很好例證。

　　四台人的房子長什麼樣？四台遺址已經發現10余座聚集而居的半地穴式房址，這些房址平面近方形或長方形，穴壁極不規則，地面皆四週高、中間凹，灶多為偏向房址一側的地面灰燼堆積。柱洞大多圍繞穴壁分佈。還發現西北—東南向的雙間排房，北室與南室通過中部的過道聯通成排，過道底部殘留踩踏面。這些房址不僅數量豐富，而且是有一定佈局和完善功能的房屋群建築遺跡，這是中國北方新石器時代半地穴房屋和聚落的雛形，是目前中國乃至東北亞地區發現的最早的形制確鑿的定居村落，展現出人類從舊石器時代的流動性生存方式到新石器時代早期逐漸定居的發展轉變，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四台遺址出土的項鏈飾品，體現出四台先民對“美”的追求。

　　四台人的食譜上有什麼？遺址出土的動物遺存十分豐富，為我們了解當時的生態環境及人們的飲食結構和工具製作等都提供了重要資料。經初步鑒定，發現的動物骨骼種類有蚌、螺、蛙、魚、雉、鳥、鼢鼠、田鼠、野兔、刺猬、犬、狼、熊、小型貓科、黃鼬、獾、梅花鹿、馬鹿、狍子、麂、野馬、野牛、野豬等，從骨骼形態來看犬可能為家養。

　　值得注意的是，在遭遇了極寒的末次盛冰期（持續時間大概在2.4萬～1.8萬年前）後，不少大型陸生動物因氣候的變化而滅絕，人類也面臨著艱苦生存的境地。當時的人們在擴大肉食資源獵取範圍的同時，也擴大了可食植物的採集範圍。在距今11000～9000年左右，降水較少，遺址周邊為稀樹—山地草原環境，植物資源較為匱乏，四台先民主要利用小麥族、橡子、塊根類、蒿屬、藜屬植物資源；距今8000～7000年，遺址周邊主要為森林—草原環境，氣候屬於比較溫暖濕潤的階段，此時四台先民有意識地開始了對粟類植物大規模的利用及馴化，他們依然採集小麥族、橡子、塊根塊莖類植物，但馴化粟類植物已經是先民比較重要的食物來源。四台遺址發現了距今7600年前後的炭化的粟、黍顆粒，還發現大量的石磨盤、磨棒等研磨加工工具和石鏟類翻土工具，並有石斧等砍伐器具出土。結合澱粉粒、植硅體等微體遺存綜合分析，表明在距今7700～7400年前後，四台先民栽培農業已經佔有一定地位，進而揭示出華北北部可能是中國粟作農業的起源地之一。

　　四台人還有多樣的工具和裝飾品，體現古人的智慧。部分動物骨骼被進一步加工成生産工具或裝飾品，像動物的肢骨就多用來製作骨錐、骨笄和骨柄石刃刀等骨器。其中骨笛加工較為精細，骨柄上刻有三段花紋。蚌飾、螺殼項鏈等裝飾品則由動物骨骼、蚌殼、螺殼等加工而成，彰顯出人們的創造力和愛美之心。

　　種種跡象表明，距今萬年前後的四台人大概過著一種定居或半定居的採集狩獵生活，已經邁進了定居社會的門檻，開中國北方地區定居之先河，將北方地區定居史的軸線延伸至萬年前。考古發現為我們勾畫出一幅萬年前聚落的生活圖景：四台人選擇在壩上高原進行定居。他們挖穴建屋，捕捉動物、採摘植物果實，圍著火塘烤火取暖，還用陶鍋煮了飯食，享受烹飪的食物……

　　新舊石器時代過渡的關鍵階段

　　就年代而論，四台遺址早期正處在我國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的關鍵階段。遺址地層堆積關係清晰、測年數據連續，房址結構和出土陶器、石器的特徵，也都體現出連續發展的過程。尤其是上萬年房址的發現，標誌著人類從流動性生活方式向定居形態轉變，人類生業方式發生重大變革。

　　採用磨制石器、陶器及農業的出現，一般被視作新石器時代開始的重要標誌。四台遺址中發現的半地穴房址等遺跡，打制石器、細石器、磨制石器，陶器，炭化粟、黍顆粒等遺物所反映出的這些變化特徵，恰恰就是從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階段的特徵，填補了北方地區這一時期的文化空白。

　　單從石器來看，四台遺址“新舊過渡”的特點更為鮮明。四台遺址的石器按照製作技術劃分，有打制、磨制和細石器等幾大類：打制石器包括砍砸器、刮削器和尖狀器、錛狀器等，加工一般比較簡單；磨制石器僅見磨盤、磨棒、穿孔石器，一般是局部磨光；細石器有石核、石片和石葉等，多為燧石或瑪瑙製成，加工精細。這些石器可以滿足人們在狩獵採集、食物加工和儀式活動等方面的需求。

　　四台遺址早期打制石器較多，磨制石器少且體量小，越往後磨制石器越多，打制石器則不斷減少；早期有楔形石核，往後幾乎不見，全為錐形石核。工具組合呈現明顯的舊—新石器時代過渡的特徵。房址中發現的舌形毛坯料、楔形石核、錐狀石核、細石葉，完整展現了一個由楔形石核到錐狀石核的發展過程。它上承距今1.6萬～0.8萬年發現較多楔形石核、較少錐形石核的于家溝遺址，下啟發現較多錐形石核的黑土坡遺址，成為闡釋兩個遺址之間細石器轉變的關鍵一環。而且四台遺址的細石器工業，繼承發展自泥河灣盆地一萬餘年的楔形細石核技術傳統，表現出文化與人群發展的連續性，為中國北方舊—新石器時代過渡研究提供了非常典型且最直接的證據。

　　四台遺址的發現是我們了解人類利用、適應環境模式，以及進行文化創造的一把鑰匙。從狩獵採集走向農耕生産，“四台人”在與環境的互動中不斷向前發展。從遊獵到定居，“四台人”在與周邊考古學文化的交融中不斷更新內涵，為我們描繪了定居起源、陶器起源、新舊過渡、旱作農業起源的動態圖景，成為華北平原的一顆璀璨明珠。

　　泥河灣盆地建立起了距今176萬年到1萬年人類歷史文化發展演化序列，尚義四台遺址發現距今10400～6400年間的新石器時代早、中期文化遺存，直至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宣化鄭家溝積石冢、崇禮鄧槽溝梁龍山時期石城，冀西北遠古文化的連續發展，從側面實證了中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這些為延長、完善中華文明歷史軸線、追溯中華文明的源頭、講好遠古中國故事，提供了寶貴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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